主题：《左传》人物事略18：秦罃——难以在上 -- 桥上

《文十二年经》：

秦伯使术来聘。（（p 0586）（06120006））（057）

《文十二年传》：

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襄仲辞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临鲁国，镇抚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辞玉。”对曰：“不腆敝器，不足辞也。”主人三辞。宾答曰：“寡君愿徼(yāo邀)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瑞节，要结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结二国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国无陋矣。”厚贿之。（（p 0588）（06120501））（057）

我的粗译：

我们的文公十二年（公元前六一五年，周顷王四年，秦康公六年，晋灵公六年），秦伯（秦穆公）派了西乞术正式访问我国，并告知我们，他们准备攻打晋国。我们执政的卿襄仲（公子遂）接待他时，在“辞玉”那个环节对他说：“君（秦穆公）不忘先君之好，照临鲁国，镇抚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辞玉。（主上不忘先君的友好关系，照临我们鲁国，来安定我们的社稷，您还带来了如此重要的宝物，寡君可不敢接受这件玉。）”；而他回答：“不腆敝器，不足辞也。（我们这件卑微的器物，还不值得您辞谢。）”。襄仲作为主人三次辞谢，最后来宾答谢道：“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鲁文公），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瑞节，要结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结二国之好，是以敢致之。（寡君希望能沾上周公、鲁公的福分，所以来侍奉主上，不以先君的器物卑微，带来让下臣献给主上的执事，作为吉祥的信物，达成我们的友好关系，就是想借此传达寡君的意愿，希望结二国之好，所以才敢献给贵方。）”。

仪式结束后襄仲感慨说：“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国无陋矣。（要是没有贵族，一个“国”怎么立得住？哪个“国”都不简单。）”，于是，格外多送了他些礼物。

一些补充：

以上“辞玉”环节双方的对话当是此章《左传》作者记录下来作为“辞玉”那个环节双方对答之样板的。

《春秋经》称秦伯之使者为“术”，而《左传》称之为“西乞术”，则“西乞”当是此人的“字”或“氏”或前“氏”后“字”，我猜是前“氏”后“字”的可能性较大，即“西”是“氏”、“乞”是“字”。十二年前，此人曾作为副手随百里孟明-视远征郑国，在“殽”那里遭晋军伏击，全军覆灭，被俘后又侥幸被放回。

杨伯峻先生注“襄仲辞玉”曰：

玉乃使者所齎之国宝，若圭、璋之属以为聘礼者。据《仪礼?聘礼》“宾袭执圭，摈者入告，出，辞玉”之文，则使者至于所聘国庙门内之中庭，必舒其上服之衽以掩其中衣（即所谓袭），执圭；上摈乃入以告其君，然后出，辞不受圭。则辞玉为聘礼中应有之仪节。杜《注》谓“不欲与秦为好，故辞玉”，恐非《传》旨。说本沈钦韩《补注》。襄仲辞玉，据《聘礼》，则时为上摈。槟者，主国之君所使出招待宾客之人。摈有上摈、承摈、绍摈之别。《聘礼》云：“卿为上摈，大夫为承摈，士为绍摈。”

杜《注》“重之以大器”云：“大器，圭、璋也。”

下面是璧、琮、璜、璋、圭、琥（图中从左至右）的图片，出自《六瑞：璧、琮、圭、璋、璜、琥》：

杨伯峻先生注“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曰：

徼音骁，要也，求也。周公，姬旦；鲁公，其子伯禽。此当时常用辞令，如宣十二年《传》“徼福于厉、宣、桓、武”、成十三年《传》“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昭三年《传》“徼福于大公、丁公”、三十二年《传》“徼文、武之福”、“今我欲徼福假灵于成王”、哀二十四年《传》“寡君欲徼福于周公”，皆是也。

杨伯峻先生注“不腆先君之敝器”曰：

杜《注》：“出聘必告庙，故称先君之器。”或曰：“使臣所执圭，亦传自先君，故以先君为言。”

杨伯峻先生注“要结好命”曰：

要，约也。要结为同义词连用。好命谓友好之命。

杨伯峻先生注“所以藉寡君之命”曰：

古人致送礼物必有藉，藉，荐也，谓以物衬垫之也。执玉固有藉，然此乃言致玉者，用以藉寡君之命也，极言其意义重大，不得辞之。

杨伯峻先生注“国无陋矣”曰：

杨树达先生《读左传》曰：“‘国无陋’与哀二年《传》‘国无小’义同。彼言郑国虽小，而有善射者；此言秦国虽僻陋在夷，而有君子也。”

杨伯峻先生注“厚贿之”曰：

杜《注》：“贿，赠送也。”依《聘礼》有还玉及贿礼，此不言还玉，或视为当然而省略之。据《传》文，“之”指西乞术，则厚贿为厚赠使者，与《聘礼》之“重贿”为报聘君者不同。说见胡培翚《仪礼?聘礼?正义》。

“秦”——“雍”（杨注：《左传》秦事始见于此。《春秋经》则至僖公十五年韩原之战始见。秦为嬴姓国，周孝王封伯益之后非子为附庸，邑之秦，今甘肃省-天水市故秦城是。顾栋高《大事年表》以为今清水县。襄公讨西戎有功，平王赐以岐、丰之地，列为诸侯，徙居汧，即今陕西省-陇县南三里之汧城。文公后卜居汧、渭之间，即今眉县东北十五里之故眉城。宁公二年，即鲁隐公九年，徙平阳，故城在今眉县西四十六里。德公元年，即鲁庄公十七年，徙居雍，今凤翔县治。一九七三年于凤翔县南四里发现其宫殿遗址及遗物。献公十二年徙栎阳，故城在今陕西省-临潼县北五十里。孝公徙都咸阳，故城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王国维《观堂集林?秦都邑考》，其说有是有非，不能尽信。《大事表》云：“文公四十四年入春秋。春秋后二百六十年，始皇并天下。”《史记》有《秦本纪》。传世古器有秦公簋、秦公钟、秦子戈、秦子矛等。《梁书?刘之遴传》有秦客成侯尊。#雍，秦都。《秦本纪》云：“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时当鲁庄公十七年，今陕西省-凤翔县南七里有古雍城，秦德公所居大郑宫城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07.39，北纬34.50（雍，凤翔南。有遗址，不规则长方形城，3480╳3130，1000万平方米，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

下面再贴一遍秦雍城遗址位置示意图，出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考古研究部《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

“晋”——“绛”——“故绛”（杨注：晋国事始见于此，而《春秋经》不书，盖以晋五世有内乱，不及来告之故。晋国，武王子唐叔虞之后。成王灭唐而封叔虞。翼，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传世有晋公????[奠/皿]，据唐兰《晋公午????[奠/皿]考释》，定为晋定公所作。铭文“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云云，与《逸周书?王会篇》所言“成周之会”，“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之意相适应，加以《晋语》引叔向之言，唐叔以武力封，足证《吕览?重言》、《说苑?君道》所传桐叶封弟之不可信。唐叔之子燮父改唐为晋，即今之太原市。（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谓唐叔之封在翼，黄汝成《集释》引全祖望说辨其在今太原。）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又五世至穆侯，复迁于绛，绛即翼。鲁成公六年，晋景公迁都新田，此后命新田为绛，新田即今山西-侯马市，而以旧都为故绛。自春秋后出公以下五世六十五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地，迁靖公为庶民，晋亡。曲沃庄伯及翼本末，详桓公二年?传?。曲沃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二十里。曲沃去翼一百余里。#绛本晋国都城，在今翼城县东南十五里，详隐五年《传?注》，而《年表》云：“晋献公九年，始城绛都。”似绛都本无城郭者，恐太史公误会《传》意。《传》意仅谓士蒍为高其宫而城绛，则所谓城者，加高加大而已。自成六年徙新田后，谓之故绛。#晋从此后迁都新田，亦称新田为绛，因称故都绛为故绛。#若不以唐叔所封为太原市，则晋前后四次迁都，均在平阳（今临汾县西南）四周一百五十里之内：翼在今翼城县东南三十五里。曲沃在闻喜县东北，距翼约一百五十里。故绛在今汾城南，新绛北，东距翼约一百里。新田即今侯马市，去翼仅数十里耳。），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鲁”（杨注：鲁国-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后。周公辅佐周王朝，成王封其子于曲阜，定四年《传》“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是也。龚景瀚谓鲁都一为曲阜，一为奄城，古奄国都也。二城相距仅三里。曲阜在东而稍北，今山东-曲阜县北三里之古城村。奄城在西而稍南，即今曲阜县治。初都曲阜，炀公迁奄城；春秋时又迁曲阜，盖在僖公时。详《澹静斋文钞?鲁都考》。一九七七年曾于鲁都进行勘探发掘，测得鲁都城平面大致呈不规则横长方形，城东西最长处三点七公里，南北最宽处二点七公里，面积约十平方公里。周围有城壕，西北两面城壕利用古洙水河道。（城周长二十三点七里，面积三十九点五平方里，）今日曲阜县县城仅占鲁故城西南角之一小部分。故城城门十一座，东、西、北各三座门，南两座门。鲁宫殿在城中。在东北部城墙下与城内西北、西南部有鲁城以前之居民区，或即商奄遗址。#据《谷梁传》，中城即内城。若然，则此中城即鲁都曲阜之内城。杜《注》以此为鲁国城邑之名，云在“东海-厚丘（各本误作廩丘，今从金泽文库本、南宋小字本正）县西南”，即在今江苏-沭阳县境，为鲁边境所未达。杜《注》不可信。说详江永《考实》。定六年“城中城”与此同。#杜《注》：“少皞虚，曲阜也，在鲁城内。”），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