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对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暂时性答复 -- 马前卒

感谢各位朋友的抬举与关心，观点有人来拍是最值得高兴的事情。不过因为正在和小猪一起炮制下一篇文章 所以只能临时性简单答复一下。说说要点

好多人把我的观点理解为高技术一定会在长期趋势中赚大钱 其实不是技术的高低 关键是技术的相对稀缺性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会做烧饼 那么他显然能发财 但如果做烧饼的技术不难学 那他也显然赚不了几天

记得头15年，国内的电子业刚刚开始被邓的政策掐了脖子 靠外国配件攒电脑的人没有几个 其他人一时弄不清楚西方那套电脑是什么 许多人就靠这个发财了 赚的钱比许多整天捣鼓模电 数电的人多的多 后来许多人发现这个东西其实没什么 不用艰苦学习就能干 随便哪个专业的大学生捣鼓一下都成 卖菜的大婶看个几年也干的来 于是这个行当立刻充分竞争 如今 你要说你会攒电脑 能发财吗？好意思写到简历上吗？

所以说 核心技术能赚钱 不在于它是“高技术” 而在于它的门槛高 许多人急功近利 而且相信别人会帮你搞 依附别人也能发财 都去刷盘子 人家占有核心技术的自然发财 如果象苏联那样 核心技术搞的很好 但刷盘子打下手攒电脑的活计管的太死。就是轻工业品要稀缺了。我们可以用袜子换飞机（虽然换不了几年） 苏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没有象美国那样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交换 靠高技术产品换一般产品。如果苏联有个墨西哥，有个拉丁美洲。美国一定垮在它前头。

就看上面的例子 从短期来看 攒电脑的大婶可能因为胆子大和一点小技术发财 但从长期来看 还是埋头把数电和模电搞通了 上能设计芯片 下能搞自动化的人有稳定的高收入拿。小聪明不能发财。比较优势理论下，国内靠小聪明发财，开低技术工厂发财的人主导了舆论，还靠税收挟持了政府。强大的利益集团足以压倒一切要求贸易保护政策，把资源转向核心产业的人。于是核心产业一直发展不起来。

中国目前能干什么？陈经经常谈机电产品出口如何厉害。

小猪对此有非常恰当的评价“卖铁”因为核心部件要么是外国进口 要么来自外资工厂 要么是购买别人专利生产。所以出口量大，利润微薄。我是修路的，过去精密测量仪器还有几家国产 如今全站仪要么进口 要么靠外国人眼色生产。苏州光学仪器厂，听起来很厉害，但核心部件是进口日本的，剩余的工序，每道工序上都有日本技师。中国人真正提供了什么？无非是土地和简单劳动，印度也能提供，越南也能，阿根廷也能。一旦充分竞争，凭什么在中国产？因为中国和日本感情好吗？所以日本人对反日活动嗤之以鼻，知道你没底气。我不是民族主义者，但对反日活动的态度并不是鄙视，而是可怜，理由和日本人一样。

陈经还喜欢谈国内消费总额大 认为经济繁荣 可问题在于，“谁买了这些东西？”存款的集中程度应该能说明问题。而且住房价格虚高，也提高居民消费，许多农民进城市，原来自种自吃，如今农产品要从市场上绕一圈子再进厨房都足以提高这个数字。

根据主张者举证的原则，你要认为国内消费额能证明经济繁荣，自己应该把不利于观点的因素考虑进来。

当然，我承认，中国的传统农业水平 社会组织水平 手工业水平 人民勤勉程度都超过印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所以我们打工还是有优势的。我在工地上，也知道给出力干活的力工多发点工钱，或者提升伙食标准。所以我们国内还没有象印度和拉丁美洲那样到处都是左派游击队（当然，这也不远了）。但整个世界都在世俗化，从涣散的社会到肯出力气干活的社会转化其实也很快，尤其是你要知道世界上有个叫好莱坞的地方，什么宗教 什么精神生活，统统不堪一击。我去青海藏区修路，早去几年的师兄还说那里人宁愿清闲不愿意干活，我再去，发现力工非常好招。印度就算再懒散，再有传统文化，但如果中国自低身价，呵呵，人家不说超过你，但起码和你可以吃一样的民工伙食。

当然了，我个人是共产主义者，中国如果一定要资本主义化，从长期来看，率先成为资本主义链条最先断裂的一个大环节也未必不是好事情（在哥伦比亚和尼泊尔，已经断了几个小环节了），起码把这个世界从资本的疯狂中拉出来的可能性又大了一分。

最后必须说明，我对传统劳动价值论并不感冒，那是适合19世纪的东西。西方相对稀缺的核心技术，其实扩大生产的边际成本接近0。但对于资本而言，不关心什么福利，不关心世界人民的物质生活，关心的是利润，所以我们买不起技术产品，他们也没处卖，这是经济危机的本质――相对稀缺，而不是绝对稀缺。所以核心技术始终稀少，但刷盘子造袜子的技术是农业时代的，各个民族很容你就能弄到，所以过剩。中国如果走这条刷盘子的道路，估计要为世界共产主义作出点代价了。我虽然也觉得代价太大了，但这个代价大小，其实并不是共产主义者决定的，是资本的疯狂程度决定的。

既然技术产品的边际成本为0，所以你重新搞一个工业体系，按不存在经济危机的西方经济学来解释，自然永远是无效的劳动。除非你一步就超过西方的水平。但问题在于，边际成本为0，但你就是享受不上，你有了粗浅的技术，人家成熟技术怕以后卖不出去才肯减价出售。因果关系不要搞错了。

先说这些，那边文章还在改，不多说了。转几段已经写的东西来看吧。

1 工业革命所改变的世界

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什么是工业革命？作者是工程师，从职业角度来定义工业革命，就是大工业体系在短时间内建立的过程。而所谓大工业体系，就是只需要输入自然资源和人力就能满足自身的简单再生产并输出工业基础物资的部门。这个定义接近于一般意义上的“重工业”。但在当今社会，至少还要加上包括与大工业相配合的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以保证技术和人才的稳定再循环。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观察身边的社会，许多职业其实和我们1000年前的祖先并没有本质区别，厨师依旧要生火作菜，木匠加工木材，超市的收银员做简单的计算......至于警察、法官、政府官员等职业，更是自从文明起源就出现了。而另外一些职业，譬如汽车司机、打字员、流水线工人等等，固然在农业社会不存在，但我相信，通过时间隧道拉来的唐朝农夫，肯定可以在简单训练后胜任这些工作。上述两种职业基本包括了我们日常接触的职业，既然这些工作和农业社会没有本质区别，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比祖先更勤勉，那么，为了解释今天巨大的物质进步，我们必须要在这些工作之外寻找解释。

事实上，解释显而易见，拥有电动木工机器和化学处理过的硬木的木匠肯定能比古代的同行做出更多更好的家具，开汽车或许并不比驾马车更复杂，但载重量和速度都上了不止一个数量级，固定工序的工人或许只是在重复简单劳动，但整个流水线的生产能力会超出任何古代人的想象力，即便是最传统的农夫，在农药、化肥、优选的种子、现代水利设施支援下也可以轻松获得超过祖先数倍的收获――庞大的钢铁厂、化工设备、万吨轮船看似和我们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但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工业社会不可缺少的保证，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区别于农业社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大工业体系。

大工业体系建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煤铁复合体的出现。蒸汽机和机床加工的工具可以显著提高矿井的效率（煤、铁的采掘），廉价的煤炭和钢铁通过冶炼工序，又可以反过来提高蒸汽机与机床的产量。另外，机床可以用来制造更多的机床和精密的蒸汽机，蒸汽机也可以提高机床进行金属加工的加工能力。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系列的相关技术通过如此之多的相关工序互相促进，最终形成了一个加工能力和能源采集的正反馈系统，具体点说，煤铁复合体可以不依赖于其他行业自行发展，持续的投资可以使这个复合体的规模和精密程度指数化扩大，直到自然发展的界限。而农业或手工业都无法如此自行促进本身的产量，除非同比例的增加人口。例如传统农业，无论你为下一年的耕作准备多么充分，在土地上流出多少汗水，种下多少种子，也很难让下一年的产量在历史最高产量上提高10%。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相对比更能说明问题：手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完全取决于手工业者的技术水平，拜个名师或许可以让你迅速的变成熟练工人，但和农业一样，想持续的提高工作效率是不可能的，你最好的结果是让效率停留在与你的师傅不相上下的水平上。当然，农业与手工业中也存在技术进步，但单项的，孤立的，无法与其他技术成果互相促进的技术进步不具有持续性，一旦新技术普及，进步也就此停滞。与此相对比，现代工业不仅规模可以指数化扩大，更重要的是加工精度的和技术可以在一代代机器中积累，各种技术之间可以相互支援、提高；手工工具可以用来生产最初的机床；而机床本身又可以生产更精密的尺子，更精密的机床，为自身生产动力机械，同时通过提供标准化的实验器材促进整个科学的进步，再从科学的进步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最终，我们可以得到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在差不多2个世纪的时间里，简陋的机床和蒸汽机进化成了今天的太阳能电厂、数控机床、气象卫星，而且能源-资源的采集和加工能力的提高还没有触顶的迹象，这种进步是手工业-农业根本无法想象的。

光是指数化发展能力并不能概括现代工业体系的特征。这个工业体系的指数化扩张依赖于资源-能源的收集和加工能力的扩大，这正是人类社会各个传统经济部门普遍需要的东西。所以现代工业体系在扩张自身的同时可以为人类提供各种工业物资，比如给农业提供了优良种子、农药、化肥、机械，给建筑业提供了吊车、水泥、钢筋，给医学提供了医疗器械、药剂、无菌手术室，运输业则得到了飞机、轮船、卡车，军队得到了坦克、轰炸机、导弹......各行各业都因为工业产品的注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连在传统社会中一贯与经济发展不太相关的军事力量也在工业时代得到了巨大的飞跃，富饶的国家被贫穷的野蛮人征服的往事，在工业时代再也不会发生了。急剧扩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军事能力和伴随而来的文化、政治变革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出现。

上面的观点与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是不同的，在现在的经济学看来，由蒸汽机和机床所代表的工业革命固然重要，但也不过是在合适的制度下必然发生的技术进步，虽然步子相对大一些，但和其他技术进步，比如发明了更省力的拔羊毛工具没有本质区别，至于后面的一系列技术进步，也被现代经济学解释为制度的结果。制度能创造一切奇迹吗？作者是工程师，更愿意从纯粹的工程思维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把整个经济体系看做一个系统，其实这个系统可以看做人类社会从自然界获取负熵流、利用负熵流的一个工具，而大工业体系的两项核心技术――能源采集技术和加工技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体现为采煤业和使用机床金属加工业）正好与这两项要求相对应；因此，当这两项技术能够互相促进、不依赖于其他产业的进步而发展时，能够自增殖的煤铁复合体就彻底的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方式。可以假设，假如地球上从来不曾存在煤炭、石油等矿石资源，或金属的特性与现在略微不同，无法被精密加工到毫米级别。在这样的世界上，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不会受到任何实质影响，但无论制度或社会条件多么优秀，这样的世界上也不会爆发工业革命。不可否认，人类有一天会发展出依赖于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电厂，核聚变）和可再生资源（资源回收、生物工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工业体系绝对不是手工加工和肌肉力量可以构筑的。应该说，工业革命是自然的礼物，如果没有足量的矿石能源和可加工物质，再神奇的经济理论和制度也不能带来持续的增长。

虽然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有分歧，但本文作者并不试图否认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相反，作者承认现有的经济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描述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甚至告诉我们如何让资源的分配达到最优化。但是，工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持续增长是超出任何投资者理性预期的事件，在工业革命依然在进行的时代，在工业技术的扩张和进步远远没有达到应有水平的世界上，与其努力让包括人力在内的所有资源在现有技术水平下达到最优配置，远不如建立一个能推进大工业体系扩张和进步的制度。因为经济制度本身只能刺激一般劳动的效率，进行可预期的优化，而不断推进的工业革命可以在大部分劳动力积极性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提高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所以，任何长期国家战略必须将如何建立和利用大工业体系放到最重要的位置。...........................资本主义的上帝是利润，利润是通过出卖商品得到的，在工业化的早期，西欧的工业生产能力相对庞大的农业社会根本不值一提，因此传统农业社会可以轻易的吃下工业化的剩余商品，就连稍微落后一点的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都可以为自己的产品找到市场，西欧的工业化就在这种情况下迅速的成长。但到了19世纪末，西方已经征服了整个世界，整个世界要么是发达的产业中心，要么是依附于发达工业国的经济殖民地，要么是地广人稀的原料产地。等同于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必须在自己的内部找到足够的购买力。但是，资本主义天生就要创造不平等，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鸿沟越来越大，少数上层集团占有大部分工业化的利润，下层则只能拿到维持生计的少量工资。显然，上层社会不会花光他们的所有收入，因为工业化积聚的财富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让工业家们富比王侯，他们无论生活多么奢侈，也只会用掉财富的一小部分。庞大的底层阶级和众多落后国家虽然很想购买琳琅满目的商品，但苦于曩中羞涩，最多花完自己的收入了事。最终，资本主义工业化体系发现，自己无法从体系内部得到足够的购买力来购买自己的全部商品――马克思所说的相对生产过剩，也就是经济危机爆发了。

当然，许多历史因素都会缓解经济危机，比如说技术的进步，大国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等等，或者通过投资，或者通过公共工程来消耗庞大的过剩产品。但只要以利润还是与资本主义紧密结合的工业体系的主要目标，只要社会依然存在巨大的财富不平等，在地球边界的限制下，购买力限制永远存在，因此大工业体系始终不能扩张到与总劳动力及地球资源相配合的水平。具体而言，就是说前文所述的那些继承自传统社会的简单劳动力相对大工业体系过剩。因为简单劳动和资源必须和大工业体系互相结合才能生产出现代社会的财富，所以占有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和社会集团就可以随意压低简单劳动和矿产资源的价格，这反过来又创造了新的不平等和新的购买力缺口，在这种死结下，世界始终保持不平等的状态。

既然大工业体系未能充分扩张，既然整个世界已经被统一的贸易体系所占据，那么，能否占有工业世界的财富就取决于能否能参与完整的工业生产。前面已经得出了大工业体系相对稀缺的结论，那么在一个自由交换的贸易体系中，相对稀缺的资源是不会被浪费的。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高科技工厂、研究所很少闲置，都能开动起来获取利润。除了这些发达工业国以外，从来未能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如巴西、泰国和那些大工业体系已被摧毁的国家如中国、俄国基本上只拥有相对过剩的劳动力和矿产。相对过剩的资源是否能被结合进大工业体系，取决于价格，所以这些国家唯一的竞争手段就是降价，向发达国家抛媚眼，互相争风吃醋，胜利者建立血汗工厂，挣工钱，失败者退化到农业时代，吃救济，只有少数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国家靠卖资源能过不错的日子。这种国家或地区之间巨大的贫富鸿沟又反过来加强了购买力不足的现实，制造新的不平等。落后的第三世界就是在这样的死循环中永久的沦为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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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工业革命以前的世界经济中，各个农业-手工业部门是相对独立的，如果因为战争印度无法从中国进口丝绸，这可能会让某些商人受损失，但这对印度继续生产茶叶和水稻没有任何影响；现代世界则不同，各个经济部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无论多么现代化的工业企业，一旦失去机械工业提供的零配件支持、教育体系提供的人才支持、还有交通、能源.....等各种经济部分的协作，也不过是闲人一群、废铁一堆；同样，在完整的大工业体系中拆去一环节，无论是化工、钢铁、铁路.......都可以导致剩余的所有工厂陷入瘫痪。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在落后国家建设现代工业体系的人们发现自己要么放弃努力，要么就得努力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一个哪怕只有一个环节不完整的工业体系也无法与现存的西方经济竞争。对方可以随意抬高你所稀缺的物资的价格来盘剥你的工业利润。

如果退而求其次，不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大工业体系与西方竞争，而是努力做好某个经济部门，使自己融合进西方现存的大工业体系，甚至取代西方的相应生产环节，分享大工业体系的利润，结果会如何呢？这就必须考虑到大工业体系的标准化特征。大工业体系的各个部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不停的交换物资、能源、人力，整个体系才能正常运转，由于工业设备和技术开发的投资巨大，各个经济部门必须统一技术标准才能避免巨大的浪费。在这种局面下，新建的工厂如果想加入既存的的大工业体系，就被必须让自己的生产设备、产品型号、尺寸等各个环节符合现有的技术标准。建设工厂和贯彻技术标准本身并不很难，因为无论是生产本身所需要的科学原理还是技术标准本身都是开放的资源，你可以随便到任何一个工程图书馆去找到这些资料。不过，一旦你具体实施建设过程，你会发现与技术标准相关的无数细节技术已经被少数几个西方公司申请了专利――科学与技术是不同的，科学是全人类的财产，但核心工程技术在西方产权制度保护下属于少数走在科技前沿，参与制订技术标准的跨国公司。这样，你就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购买专利使用权，让你的竞争对手坐享高额利润，要么让对方以“合资”、“合作”的名义控制你的企业。前者会使你的运行成本居高不下，而选择后者的结果是你的辛苦全部付诸东流。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依附性国家到现代化国家并不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要么安于现状，要么冒风险、克服困难跨越工业化壁垒，没有第三条道路。

（或许许多读者不太熟悉技术标准，我可以用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古罗马并行的两匹挽马臀部之间的距离决定了古代马车的轮距，这个轮距决定了松软的土地上车辙的宽度，后来的马车如果不应用这种宽度标准将会很难走，因此这种马车轮距一直沿用到工业革命前夕。而早期的铁路车厢并不是用蒸汽机驱动的，只是简单的架设2条轨道，用畜力牵引，因此铁轨之间的距离自然的沿用了古代马车的轮距，这进而决定了蒸汽机出现以后遍布全球的铁路标准轨距。最后，航天飞机的推进器必须用铁路运输，为了保证能通过所有与标准轨距相当的铁路隧道，被迫把宽度限定为稍大于四点八五英尺。在这个例子里，罗马时代马的平均身材居然可以影响到航天飞机的设计，就是因为铁路技术标准问题。铁路标准宽度采用四点八五英尺并没有什么科学上的严格论证，如果变成四点八六英尺也未必会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你试图改变这个数字，就必须更换所有与交通有关的工业设备，以及相关的公式、生产线.......即使是航天事业的巨大预期利润也无法承受这种成本，技术标准的稳定性可见一斑。）

经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鉴于大工业体系的特性对经济规律的影响，在全球自由贸易下，落后国家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自身的命运。

........虽然现有世界格局限制了落后国家的活动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落后国家只能服从这种宿命的安排。即便在西方已经建立了稳固霸权的20世纪，至少还有三个国家作出了突破历史规律的尝试。虽然最终只有日本获得了成功，中国和俄罗斯都被重新推回提供劳动力和资源的位置，但这毕竟证明了另一种历史选择是可能的。前面作者认为落后国家落入了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这个论断有一个前提，就是落后国家参与已经存在、但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正是大工业体系的特性和自由资本主义规律相结合阻止了这些国家建立自己的大工业体系。如果国家政权能够有效的阻断其他大工业体系的干涉，在一个足够大的国家内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还是可能的。同时，由于有西方崛起的历史可借鉴，后发国家还有机会抓住经济进步的关键――工业革命，以更快的步伐提高本国的经济水平。当然，所有读者都会想到，在一个地球上同时建立多个大工业体系而不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大工业体系是对人类智力和地球资源的巨大浪费。但由于现存的西方大工业体系被资本主义的结构所限制，无法充分扩大为全体人类服务，建立独立的大工业体系是第三世界国家无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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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的大工业体系无法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与先进的对手进行竞争，除非前者努力发展，缩小与后者的差距，才有可能改变不利的局面，但在落后国家的大工业体系不断升级追赶的过程中，在经济上遇到的阻力往往越来越大，事实上，西方和买办集团要求开放市场的理由往往正是由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努力所制造并加强的。这听起来很荒谬，但确实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下面的模型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某国的传统农业部门在得到工业物资A(可能是某种数量的化肥，也可能是机械、农药、种子）后可以多生产价值10亿元的粮食，那么，在这个国家没有大工业体系的情况下，西方可以为工业物资A索要9.9亿元的高价格。反正只要价格少于10亿元，这个国家的农民就必然会接受，即便西方只用1亿元成本就能制造这些物资，农民们也无可奈何。但如果落后国家一部分人努力打造了独立的大工业体系，可以以5亿元的成本制造同样数量的物资A,那么西方索要的价格就不可能比5亿元更高，随着西方对先进工业物资的要价越来越低，西方发达国家和买办集团要求解除贸易保护的理由（互惠互利）也越来越充分（与索价10亿元相比）。只是一旦这个独立的大工业体系解体，根据资本获利的本性，价格又会重新跳回9.9亿。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象中国和苏联这样的人口和资源大国脱离西方中心体系后，其余国家所能提供的人力和资源相对过剩的现象也有了很大改观，甚至为了保证不再有国家继续脱离西方体系，西方还可能会在工业物资和技术的价格上向某些位于对抗前线的“边缘国家”如台 湾韩国倾斜照顾。这种现象也使西方的霸权看起来更加“温柔”，往往会成为买办集团主张贸易自由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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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处旧大陆东端，自文明出现起就与其他文明中心有陆路联系，但西部又有戈壁和大片高寒山地阻止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和人口迁移。这种地理形式决定了中国文明既不至象美洲文明一样独立发展，落后于文明中心，又不会受到其他发达农业文明的攻击和干扰。因此，中国文明早早的在公元前后稳定下来，进入了成熟农业社会，消灭了世袭贵族阶层，建立了相对其他地区最完善的农业社会管理体制。不过，在工业革命的机遇到来之际，这种早熟并固化在农业时代的制度既不利于工业革命的自然爆发，也不利于在西方率先转入工业社会的情况下追赶工业化的步伐，结果，从1800年到1949年，中国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从最富饶的国家沦落为贫弱的边缘国家。从经济角度来说，1949年的中国仅比非洲那些尚未完全农业化的部落化国家强一些，还不如当了数百年殖民地的印度和一直依附于英美的拉丁美洲。本文的主旨是大工业体系决定了现代国家的富强，下面就从这个角度看看1949年的中国有什么样的历史遗产。

a 工业部门

49年的中国，工业集中分布在东北和少数几个沿海城市（主要是上海天津青岛三大工业中心），从GDP来看，一般认为此时的工业产值占10%，但其中绝大部分是对农业社会提供的原料进行简单加工的工厂，如卷烟厂，纺织厂，罐头厂、火柴厂、造纸厂、面粉厂等。这其中不乏利润丰厚的企业，但这种利润不过是反映了工业的极端稀缺；由于根本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设备、零部件、工程师都完全依赖于进口或外国在华产业，它们的利润和生存依赖于与工业国家的贸易，而真正的利润大头也正是在这样的贸易中流向国外。至于构成工业核心的重工业，除了东北有一些日本留下的残破企业和内地屈指可数的几个矿山之外，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具体到一些大宗物资产量，1952年（战乱带来的震荡基本消失 各种产品都超出了建国前最高产量）钢产量是135万吨，煤炭6600万吨，电力73亿千瓦/小时，除去行业内部消耗和政府和军队必然要消耗的部分，剩余的物资勉强可以满足今天一个中型城市的需要。至于石油和高级工业产品，产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上面谈到的各个工业部门，不论大小，至少在中国可以找到几个象样的企业，还说不上“一无所有”。其实当时中国最缺的是制造业的核心――机械制造业及相应的材料工业，即便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工业中心”，大部分所谓的“机器厂”，“制造厂”不过是弄堂里面的数十个工人加手工操作的机床。到1949年，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总共拥有金属切削机床5700台（90%是皮带机床），除少量为国内仿制外，均为进口设备；操作人员大多是未接受过现代科学技术教育，凭经验工作的工人，既接受过工科大学教育又有国内企业实际技术管理经验的工程师全国也没有几个。限于设备水平和人员素质，即便在最大的几个机器厂加工粗糙零件，车削45#钢的极限速度不过80m/min上下，称之为“高级铁匠铺”断不为过。

除了规模小、水平差，标准化也是严重问题，由于中国的工业长期依附于其他国家和20世纪列强对中国采取的“门户开放政策”，中国工业的机械、量具、技术标准和技术人员的知识体系居然分别来自十几个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工厂，与西方母国大工业体系配合作业尚可应付，一旦要组合起来提升技术水平，满足国内需求，单是换算问题就够技术人员伤脑筋了，何况产品规格（如钢筋直径）、特性（如金属延展度，化工原料参数）等方面的不协调问题根本不是简单的换算问题能解决的，在西方严密的封锁下，许多工厂就此废弃。

这样残破弱小杂乱的工业基础，能为其他部门提供的物资种类和数量都是异常可怜的，以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的1952年计，农业部门只能得到2千吨农药，39000吨化肥，即使不考虑质量上的差异，这些物资在今天也只够一个农业大县使用。至于军事需求与建设现代化工业的投资需求，需要的都是量产的标准化重工业物资，根本不能指望继承自旧时代的工厂帮什么忙，朝鲜战争时，出国作战部队的轻武器居然有13种不同的口径，东北边防部队预储各种枪械子弹合计不过一亿发，45年缴获的日军火炮一直用到了金门炮战。而1958年动用包括中央机关干部在内的无数人力修十三陵水库的场景更是为人熟知。

不过，中国毕竟是传统农业大国，人力和农业资源的潜力远远超过寻常国家，如果进行妥善利用，即便没有自主的工业体系支持，也能创造一些看起来很惊人的成果。比如说：1918年中国江南造船所建造官府号和西立斯希尔号两艘万吨轮。比如说1951年朝鲜战争中空军缺乏配件，东北航校五厂（后来的沈阳飞机制造厂）组织全国的能工巧匠用手工打造飞机零件，补充抛弃率极高的副油箱，居然也满足了战斗损耗。比如1919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制造水上飞机等等。这些成就是很了不起的，但这些成果要么是附着于外国大工业体系，由外国提供图纸、技术组织与指导、关键部件与材料，自己只是出点人力，靠的是简单劳动力的勤勉；要么靠万中选一的工匠反复制作同样的零件，然后选出合格产品，用极高的淘汰率和巨大的浪费来换取少量物资，前提条件是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源。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庞大而勤勉的人口确实可以让农业-手工业经济保持繁荣，但在工业时代，无论是依附于外国大工业打工还是用庞大的人力替代现代工业体系，都只能创造不可持续，不可复制的一次性成就，不能强国也不能真正富民。要想让自己的国家发达强大，唯一的道路是建立大工业体系。

b 科技教育

工厂本身只是大工业体系的硬件，要建立大工业体系，科技力量是更本质也更有决定性的因素。由于中国在近一个世纪时间内处于依附性经济地位，1949年的中国科技能力比工业本身的相对地位更差。按1950年统计，分布在工厂、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各种技术人员约有5万人弱（含见习生），专职科研机构只有190个（不分大小），其中59%是农业科研、调查机构。工业（含土木工程）科研机构不过区区32个（归并后共21个）！全国科研力量，尚不如发达国家的一所大学。从成果来看，大部分科研成果与国情脱离，论文内容或是基础理论（如动植物分类）或为外国工商业在中国的拓展提供参考资料（矿业调查，水道勘测），针对本国工业经济，与本国工农业生产直接结合的非常罕见。因为实验条件差，合格操作人员少，许多科研成果在国内搜集资料后，必须到国外实验室才能完成研究。另外，由于类似的生存环境，中国科研机构也和工业部门一样面临标准不统一，人才分布不成体系的严重问题。

科技和工业的基础是教育，从数字来看，当时的情况绝不令人乐观，1949年的文盲率是80%，全国大学生不过14万人，中学生145万，小学生2437万(人口粗略统计为5亿)，到了1952年，大学计划招生7.5万，竟无足够的合格高中毕业生报考；即便在集中了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城镇职工干部中，文盲率依然超过50%，（煤炭，建筑业均为60%以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时的教育与工业化社会所需要的教育相去甚远，除了沿海发达地带和东北一些城市（日本人留了一定的基础）大部分乡村小学和部分中学的教师依然包括大量科举时代的知识分子或只受过旧式教育的年轻人，现代科学教育限于初等数学和简单的地理知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对大部分学生来说闻所未闻。即使在最西方化的大学教育中，工科专业的学生只有20%，约三万人，而且如果没有外聘教师和留学生，理工科教师根本不敷使用。当教育的目标从培养精英官僚转向为现代工业体系输送人才时，原有的教育体系的实际效果必须从表面数字上再打个折扣。

c 基础设施与积累

1949年的中国，只有铁路网和长江水运尚能称的上近代化，铁路共2万公里，一半以上分布在东北，其余均在沿海、平原地带（通车率不足50%，复线率4%,机车4000台），轮驳船5698艘（合计载重吨位37万），沿海泊位（不分深浅水）161个，其中铁路在客、货总周转量中占84％和71％，水路货物周转量占25％。公路名义上有8.07万公里，（汽车5万辆），但破损严重，大部分是继承自农业时代的“官道”，硬化路面的等级公路只有数百公里，运输量可以忽略不计。至于商业民航和管道运输，完全是一片空白。

1949年的电讯网其实只是一个临时军用网络和沿海商业联络网的拼凑物，全国电信传输网络仅有架空明线杆路7万多公里，首都与各省会相互间的通信联络主要靠无线电维持，有线网络只能用于部分区间通信。而且这个残破的网络严重依赖于外国设备、备件和技术支持。一旦西方资本发现在中国再无利可求，转而封锁中国，不仅战乱中破坏、失修的部分不能再使用，剩余部分也在逐渐颓坏。至于邮政系统，当时全国只有2万5千个邮政所（其中自办邮政所4000处，相当于现在各单位的传达室、书报亭），89%分布于县级以上城市，农村与外界的联系依然靠信客、会馆等传统方式，一旦有亲属失散在外，只有专门雇人寻找，十有八九是找不到的。

水利建设的优劣历来是各个王朝是否称职的标准，王朝覆灭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水旱灾害，清朝也不例外。民国数十年战乱频繁，水利设施进一步破损失修，到了1949年全国仅有水浇地2.4亿亩，不足耕地大量被占用后的今天的1/3，（由于缺乏电力提灌系统，许多水浇地也经常因其仰赖的自然水流减小而变成靠天吃饭的旱地），大中型水库20余座，机电排灌总动力7万千瓦，水电装机容量36万千瓦，机井数量为0。各种灾害频繁，仅1931年，长江干堤就决口300多处。由于缺乏航线勘测、对礁、滩的整治，包括长江上游在内的许多大江大河的航道只能通过小型船只。京杭运河因黄淮流域水旱频繁也损失了大半运力。即使以传统农业社会的标准来看，中国的水利设施也是一片破败，根本满足不了灌溉和防洪需求，更无法为工业建设提供电力和航运资源。

另外一个常被忽视的财富是本国的普查信息资源。任何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都是对本国的地质 地理 人文 生物 农业等方面进行精确普查，掌握人力、资源的分布和数量。但当新政权进入北京的时候，他们发现许多档案资料居然继承自明朝！事实上，由于贫弱和战乱频繁，中国从来没有过与工业社会相匹配的全面、全国性普查。 只有在中国具有特殊利益的外国势力进行了一些区域性和针对性非常强的调查，譬如日本对中国东部的地形测绘和长城内外的人文地理调查，英国对长江流域茶叶、蚕丝资源的调查等等。但对于建设大工业体系的目标而言，这些杂乱不成体系的信息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中国人必须在1949年以后从零开始建立自己国家的资源信息库。

除了基础设施，有形的积累还包括外汇和贵金属，但经晚清民国数十年赔款，数百年贸易积累的金银外汇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国民党政府又通过强制手段强征民间剩余金银，虽然积累日益减少，到了1949年，南京政府尚有美金8000万元，黄金92.4万两，银元3000万元（说法不一，但数量相差不大）。不过，这所剩无几的财产，大多又被南京政府运到了台湾。只是因为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在上海有6180两黄金、154万块银元、8768.22元美钞未及启运就被缴获。这就是共产党政府继承的全部硬通货。

d 传统资源

在工业化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中，中国最丰富的是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的各种资源，如人力、自然资源、手工业技巧、道德规范、组织动员力量等，毕竟中国是最大、连续历史最悠久的农业文明。不过，由于人口总体过剩和中国传统社会运行周期的影响，到了20世纪中期，这些传统资源的总体水平正处在历史的低位，大部分资源都被捉襟见肘地用于支持原有社会的运行和少数人的奢侈享受，很难在不引发动荡的前提下从旧体制中提取用于工业化的剩余。

1949年的中国约有5.4亿人口，大部分人口要靠传统的农业耕作为生，人均拥有耕地2.7亩。由于工业不发达，农村无法得到农药、优选种子、电力等能源物资，粮食亩产仅为70公斤上下，能提供的剩余并不多。随着土改的进行，粮食的商品率从1951年的28?2%降到了1952年的25?7%，可见普通农民在1949年以前是吃不饱的，只是因为财富的相对集中才产生了一定的剩余，一旦财富被均匀分配消费量反而上升，剩余减少。对于全盘接下了旧政权的行政、教育机构（确切的说，是旧机关中较差的一部分，许多相对精干有效的人员和机关去了台湾和海外），还要抽出资源建设独立工业体系的共产党政权而言，光是一个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问题就很难应付。

更严重的问题是：在1949年以后出生率由于上一代人的传统观念和社会经验（发达农业地区的婴儿死亡率高达20%，城市估计为30%，而且这个数字不包括溺杀女婴的数量）居高不下，而婴儿死亡率、青壮年的死亡率却因为战乱消失和基本医疗保障的扩散而迅速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大大增加，这导致了过剩人口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迅速提高（迅速增加的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在70年代以前无法成为劳动力的儿童和超出劳动年龄的老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靠工业化促进农业单产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总量。但在50年代，距离工业化全面铺开的70年代还有20多年，计划生育在全世界大国中尚无先例，随着人口迅速增长，粮食日趋紧张，在70年代中期以前稍遇灾害就会出现粮食供需缺口，稍有不慎就会落入粮食紧缺――工业化速度被压制的恶性循环。

粮食问题的根源是土地-人口的矛盾，自大航海时代以来，随着玉米、马铃薯、番薯等高产作物在旧大陆的传播和旧大陆内部农业交流的频繁，除了美洲原来的农业文明区外，几乎全球的传统农业区都出现了人口急剧增长的现象，随后又由于人口增长惯性出现了马尔萨斯式的人口过剩，只有欧洲得益于工业革命避免了这一点。到了1949年，中国已经背负着超量的人口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太平天国内战曾导致人口下降，但仅数十年就恢复了），过剩的人口开垦了绝大部分可耕土地和许多山地，只在东北尚有少量荒地可开垦，砍伐了农业地区的大部分森林（森林覆盖率约8.6%，不足今天一半，目前华北华东的森林主要是解放后种植的），江河经常泛滥，旱涝频发，土地贫瘠化，许多地区的生态平衡和土壤质量正在崩溃之中。而传统手工业组织和技艺也因为粮食生产的相对不足和西方大工业在低关税条件下的冲击而逐渐消亡。以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论，即便没有共产党政权对整个旧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也不再允许旧制度再运行下去了。

旧制度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物质条件的限制，维系旧制度的道德结构作为一个体系早在清朝灭亡前后就已经解体。首先，明朝和清朝交替之际，儒家知识分子并没有象前几次王朝更替时那样大换血，而是保持了很大的稳定性，这导致晚清的儒家知识分子之腐败远甚前代，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失去了以往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到了1905年清朝废科举，打碎了儒家体系最重要的一环，儒家道德体系开始解体。民国建立后，儒家彻底倒台，教育部门在失去指导思想后盲目的引进外国思想。包括儒学在内的所有传统文化都失去了根基，就连中医都一度被国民政府强行禁止。生长在这个时期的胡适回忆他小时候的学习生活时说：“.....当我在上海做中学生的时代，中学堂的博物，用器画，三角，解析几何，高等代数，往往都是请日本教员来教的。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武昌，成都，广州，各地的官立中学师范的理科工课，甚至于图画手工，都是请日本人教的。外国文与外国地理历史也都是请青年会或圣约翰出身的教员来教的。我记得我们学堂里的西洋历史课本是美国十九世纪前期一个托名‘Peter Parley’的《世界通史》，开卷就说上帝七日创造世界，接着就说‘洪水’，卷末有两页说中国，插了半页的图，刻着孔夫子戴着红缨大帽，拖着一条辫子......”。这种教育环境所培养的知识分子自然无法再作地方社区的领袖，随着科举时代具有名望、财富和权威的传统士绅逐渐老去，地方上本来还可以勉强维持的道德政治逐步转变为暴力政治，以劫掠同乡为业的土匪到处滋生，哥老会、红枪会等绿林组织成了地方社区的主宰，这种社会现象反映到全国层次就是大小军阀割据。作者曾与家乡老人闲谈，发现在他们的回忆中，连年的战争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经历，真正不堪忍受的是伴随战乱而来的治安混乱、人人自危的生活环境。共产党接手的正是这样一个缺乏基本道德权威的社会，即便新政权愿意用传统道德来维系新社会的秩序，激励公民为工业化而努力，他们也无法发掘到多少儒家道德遗产，所以新政权必须重新为社会定义道德权威。

社会资源中，还有一项是组织资源。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一个重大差别就是各种组织机构的显著增加。与凭空建立一个组织相比，通过修正结构、转换目标来改造原有组织机构要更容易，而改造后的组织也比新建的组织节省了内部磨合、适应的时间。现代军队建立新军种的时候，往往是从旧部队中抽调成建制的部队进行改编，而不是建立新单位，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同样，在工业化进程中，如果能对旧制度中有效率的组织进行改造，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和资源。不过，遗憾的是，旧中国的人力虽然过剩，但有组织有纪律的人力并不多。从农村来看，自宋朝以来农业生产就已经分散到个体农户，新式政治经济组织的精华则跑到了海外台湾，这种情况正如黄仁宇所述：“缺乏中层结构”。成熟的中国农业社会在人力组织方面反而不如刚刚结束严格封建制度的日本欧洲。日本和欧洲都可以把高比例的贵族武士和相应的管理机构转化为工业组织，无法从传统社会得到组织资源的新中国政权被迫把自己的军队组织改变为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因为这是新政权能找到的的最好的组织力量（虽然许多军队建制建立不过数年，尚未稳定下来）。

这一节从建立独立大工业体系的角度简要叙述了1949年前后中国的客观现实。在描述历史的时候，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同，如果有人并不认同建立独立的大工业体系这个目标，并因此对当时的中国现实给出不同的描述，是不足为奇的。

2 毛泽东时代

a 决策

无论基础多么差，抱怨终归没有半点用处，新的共产党政权必须在这个破败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其实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人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到工业社会的发展规律，促使他们走上建设独立大工业体系之路的原因来自内外多个方面。

最直接的因素就是敌国强大的军事威胁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就与支持旧政权的美国为敌，在台湾海峡面对第七舰队，在朝鲜战场则直接与美国为盟主的17国联军兵戎相见，并因支持东南亚和非洲、西亚的反殖民战争站到了英法等欧洲强国的对立面。在国内，苏联因雅尔塔条约和与前政权的协定而在大连、旅顺、中东铁路有大量驻军，虽非近虑，亦是远忧。随后还有印度在西藏挑衅，苏联在北方施压........种种压力之下，新政权不得不建立强大而独立的军事工业，这是与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选择。但是，正如第一章中指出的，在工业革命以后就不存在真正独立的军事产业，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造不好汽车就造不出坦克，修不了混凝土楼房也就修不了工事，至于在卫星和导弹，战斗机和民航机，民用通讯与军用电台等诸多方面，军民工业其实根本就是一体化的。从大国的长期战略来看，只有建立一个强大、完整、通用化的重工业体系，并建立与之相配合的社会体制，才有可能为一支现代军队提供装备和人力。新政权的领导人大多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一直和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对重工业水平与作战能力之间关系的认识可谓刻骨铭心，一旦掌握政权，自然倾向于发展重工业。

第二个因素是客观条件的压力

对于某些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国家而言，一旦发现自己已经落后于工业化的步伐，除了建立自主大工业体系这一种方式外，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充分发挥资源与土地的优势，靠卖资源和农业过活。这种国家的典型就是中东的石油富国和大工业体系崩溃后的俄罗斯，仅靠出口资源也能过的不错，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这种国家。另外，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国，人口密度低、土地肥沃，在经济危机后许多人转而开垦土地，靠自然经济生存；虽然没有现代工业所提供的农业物资，但可开垦土地甚多，许多无地农民其实只是缺少肥沃的熟地，有充足雨水的荒地还是取之不尽的，只要愿意出力，让部分人口解决基本的生存需要是很容易的。俄罗斯自苏联崩溃以来也有许多人自发开垦空地，自供衣食。

不过，这种生存方式完全不可能被中国复制。自清朝以来，中国一直不能解决人口过剩，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到了1949年，土地开垦和前工业时代的单产都已经接近极限，人均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值，无法通过卖资源，粗放经营耕地等方式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从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等现象看来，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马尔萨斯式的动荡时期。正如1949年艾奇逊指出的：“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土地受到了不堪负重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当时的中国如果不能通过工业化的方式来创造更多的财富，在一个劳动力相对过剩的世界上，无论是援助还是贸易都无法解决中国人未来的吃饭问题。

第三个因素应该归结为领导人的直觉

在20世纪50年代初，没有什么清晰的理论给新中国的领导人指出工业化的道路。当然，马克思主义提倡计划经济，但形成于一个世纪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能从技术层面将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规律阐述清楚，更没有给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即便是已经实现了初步工业化的苏联人也没有理性、量化的认识到自己现存体制的优点和缺点，还在半盲目的用试错法摸索经济规律；同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大多数出身农民或旧官僚，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力量只有很模糊的间接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高层领导居然选择了基本正确的工业化路线，高效率的利用了仅有的少数既有资源和援助物资，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建立了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使残破不堪的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脱颖而出，除了上面所说的两个原因外，我只能将最终动机归结为领导人的直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高层自20年代以来经历了无数次政治、军事、经济斗争，与内外敌友周旋数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基本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做事出于公心；一旦接手国家政权，虽然事出仓促，在细节上不免出错，但当他们面对不熟悉的经济领域时，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却出奇的准确，或许这就是伟大人物的直觉。工业化使人类第一次有机会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当回顾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时，我只能认为中国非常幸运，在需要伟大人物的时刻恰好得到了这样的领袖。

当然，由于这个决策并没有非常清晰的理论支撑，在共产党官员试图说服旧精英为这个决策共同努力时，遇到了不少困难，典型的例子就是1953年9月，毛泽东与梁漱溟在政协扩大会议上的激烈争吵。梁漱溟从传统农业-手工业社会的经济规律出发，反对正在实施的工业化政策，从农业社会的角度来看，梁的论述无懈可击。毛泽东下意识的认识到梁的理论与时代不合，但一时也无法反驳，怒而失态，只能用“班门弄斧”、“分裂和破坏工农联盟”等口号式语言搪塞过去。事实上，毛和梁都没有错，他们的争吵只是两个时代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发生的尖锐冲突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