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历史的大逻辑 -- 萨哈林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记载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史记的注书比较出名的是史记集解、史记正义、史记索隐，这三家注对“三户”提出了五个人的四种解释：

解释其一、“瓒曰：‘楚人怨秦，虽三户犹足以亡秦也。’”，“与苏林解同”。也就是您的理解。

解释其二、“韦昭以为三户，楚三大姓昭、屈、景也。”

解释其三、“按：左氏‘以畀楚师于三户’，杜预注云‘今丹水县北三户亭’，则是地名不疑。”这是史记索隐作者司马贞的说法，也是林风清逸河友说法的来源。

解释其四、“服虔云‘三户，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峡名也，在邺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浊漳水又东经葛公亭北，经三户峡，为三户津，在相州滏阳县界’。然则南公辨阴阳，识废兴之数，知秦亡必于三户。”这是史记正义作者张守节的说法，同样是认为三户是地名，但又与解释三所指地点不同。

讲完这些事实之后，下面说说我的看法。

解释一是逻辑最明确的，不需要附加支持。持此观点的“瓒”姓氏在南朝刘宋时就已失载，推测至少是五胡乱华之前的人；而苏林则在建安年间当过曹丕的幕僚，距秦汉时代都不算远。因此他们对文字的解读也有相当说服力；

解释二的逻辑也很明确，楚国公族确实是三姓，而且这三姓在楚国也确实地位特殊，屈原所任“三闾大夫”就是证明。考虑到亡秦必楚这句话的产生时代还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前——其实陈胜喊出这句振聋发聩的豪言之后，反秦势力仍然多以六国遗族为号召——把三户限定为贵族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持此观点的韦昭是三国时吴人，与解释一的两个人生活时代是差不多的。

接下来先说解释四，解释四同样逻辑明确，实际“三户”这个词在项羽本纪里出现了两次，另一次是项羽破釜沉舟大破秦军之后，“使蒲将军日夜引兵度三户”。据记载，当时“章邯军棘原，项羽军漳南”，那么注解中指出三户是漳水的渡口，应该是准确的。汉魏之时谶纬是一门显学，司马迁自然也不能免俗，既然在史记同一篇章里出现了两次“三户”，则司马迁本意是宣扬宿命论，是可能性很高的一个推断。这个解释的问题是张守节是唐朝武则天时代的人，当时语言风俗经过北朝民族融合，与秦汉之时已经有比较大的差距了。三户如果理解为地名，“楚虽三户”这句话似乎就不那么通顺，不过这个问题不大，很多谶语本来就是似话非话的。

最后就是解释三，这个解释以我看来是最没道理的。杜预注的并不是史记，而是左传，司马贞以左传中提到的一个地名来论证史记中的记载也是地名，这中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可言？左传关于“三户”的记载在哀公四年，原文如此：

简要的说，就是当时楚国向北扩张势力，一个敌对部族的首领投奔了晋国，楚国以武力威胁晋国，晋屈服于楚的武力威胁，诱捕了这位首领，并在三户这个地方将他交给了楚国。由此可以看出，三户应该是当时楚国北部边鄙之地，甚至可能根本不是楚地。从哪能看出“三户”这个地方有代表楚国的资格呢？

当然，如林兄所说，杜预注解三户在丹水，即今淅川县，楚国故都丹阳目前公认的说法也在淅川县，那么这资格就很显然了。但问题还有两个，其一是为何不直称丹阳，而用名不见经传的三户代指，这是很难解释的。其二是根本性问题，司马贞并没有明确“三户”是楚国故地的逻辑，而且这恐怕不能以这是当时常识因而省略来解释，因为按当时的认识，楚故都丹阳并不在淅川，而在今湖北宜昌附近，史记楚世家原文：

对此的注解是：

无论是枝江、巴东、还是秭归，都在今宜昌市附近，与淅川直线距离就有几百公里，显然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尽管司马贞没有对“丹阳”所在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但他既然没有表示，自然证明他的认识与当时的共识并无不同。从而司马贞的解释，从中我是完全找不到明确的逻辑关系的。

我以上说的是我对是非正误的认识，而您关于主流非主流的提问，我非史学专家，对当代史学进展更加一无所知，本来是无法回答的。不过有个权威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而司马贞《索隐》独谓诸说皆非”——这是钱穆说的，可见钱穆认为这个解释是非主流的。当然钱穆已是故人，现在主流看法如何，我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