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犯罪不同于本书当中讨论的其他境况，因为犯罪的确是子女的过错，是子女在做出选择之后的刻意行为。犯罪也的确是父母的过错，因为来自父母的正派道德教育与充分警戒原本可以预防犯罪——至少这是一般人的看法。因此罪犯的父母生活在愤怒与负疚的地盘里，不得不挣扎着试图原谅他们的子女与他们自己。身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或者唐氏综合症患者，或者生下遭受此类境遇的子女，一般会被视为不幸。身为罪犯或者生下犯罪子女则往往会被视为失败。残疾子女的父母会得到来自国家的资助，犯罪子女的父母则往往会遭到口诛笔伐。

假如你的子女是侏儒，你自己并不会变成侏儒。假如你的子女是聋人，你自己的听力也并不会受损。但是假如子女道德有亏，那么父母也会遭到连累。子女有出息，父母脸上自然有光彩；如果将这套沾沾自喜的说辞翻转一下，那么子女的品行不端就必然意味着父母的教养无方。不幸的是，充满道德教化的纯良养育未必就一定能预防子女的腐化堕落。然而这些父母们依然觉得自己的道德立场遭到了削弱，外在与内在的谴责压力都会妨碍父母帮助负罪子女的能力——有时甚至会伤害父母对子女的爱。

养育身体或者精神有残疾的子女通常是社会性的体验，面对相同挑战的其他家庭会张开双臂热切拥抱你。有一个锒铛入狱的子女则往往会使得父母陷入孤立无援的隔绝状态。前往少管所探监的父母们或许会友好地相互抱怨几句，但是在此类见惯了违法行为的环境之外，这些父母的痛苦极少有人分担。罪犯的父母几乎得不到外界资源的支持。没有人印制色彩鲜明的宣传册，并且主张子女犯法也有好的一面。没有人为罪犯的父母们撰写“欢迎来到荷兰”之类的文章。不过反过来说，这种境况也有好处。比方说谁也不会轻描淡写地看待你的遭遇，谁也不会利用屋顶挂满剪纸拉花的学习中心促使你转悲为喜，谁也不会耗费唇舌试图说服你用喜悦的心情来回应子女的所作所为，或者敦促你采取塞翁失马的心态。

人们设计了成百上千家各类机构，来缓解许多水平身份带来的挑战，例如针对聋人的聋人学校，针对唐氏症与自闭症患者的主流化教育项目，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看护医院，等等。相比之下，绝大多数针对少年犯的国家收容机构的存在目的都是惩戒而非改正。很多少年犯确实已经积重难返了，认为“人人都能改恶从善”的观点只是一厢情愿的自由主义空想而已。但是还有很多少年犯的确只是一时误入歧途，一个不落地帮助他们所有人是我们的道德义务。一位肿瘤专家能够容忍绝大多数病人的死亡，因为他毕竟还能救下几个病人。同理，假如我们能够让哪怕仅有10%的少年犯迷途知返，不让他们日后成为职业罪犯，我们也能极大地减轻全体人类遭受的苦难，还能削减公诉体系与监狱体系的开销。人们普遍相信，越是强力惩罚罪犯，国家就越安全。这正是监狱得以存在的民意基础。这种理念与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观念可谓互为表里。

监禁三大原则是威慑、去能力与惩戒。威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生效，进监狱的可能性确实能抑制人们的犯罪盘算，但是与绝大多数一般公众的想象相比，威慑的实际作用要小得多。“抗击犯罪：向孩子投资”是一家公益组织，由两千五百余名警探、治安官、公诉人以及其他执法人员组成。该组织表示，“身处抗击犯罪第一线的人们都很清楚，仅仅依靠逮捕与监禁无法根除犯罪。”有人曾经总结了二百多项相关研究结果，发现水准最高的少年犯改造项目——例如行为疗法与家庭教育项目——能够将包括重犯在内的受改造人员累犯几率降低30-40%，相比之下惩罚性疗法却没有效果或者只有负面效果。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认为，“恐吓策略非但无用，还会使得问题更加恶化。”

去能力的效果在于铁窗之后的人们无法轻易犯下进一步的罪行。但是除非人们打算将犯人关一辈子，否则犯人出狱之后的表现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更有甚者，监狱往往是近墨者黑的大染缸，初犯经常会在这里得到前辈的指导。小约瑟夫.A.卡利法诺是哥伦比亚大学国家成瘾与药物滥用中心的主席。他最近曾经表示，“少年犯罪的刑罚体系正在日渐沦为犯罪大学，为进一步的更严重犯罪与监禁铺平了道路。”十八岁以下的少年犯当中，超过80%的人会在刑满释放后三年内再次被捕。如果你不希望自家孩子坐牢，那么一开始就不能让他坐牢。因为他只要进去一次，以后就会成为监狱的常客。

惩戒其实就是报复的委婉说法，相当于受害者看到加害者身受折磨之后的幸灾乐祸。惩戒是为受害者出气的方式之一；他们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因此看到自己的对头遭到监禁或者处决有时能让他们感到自己重新获得了力量。不过这种做法的效力也是有限的。有些人曾经不遗余力地试图让另一些人接受死刑判决。对于前者的采访往往表明行刑现场并没能带来预期的满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