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 -- klxn

一 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

自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随红军长征至陕北，经过数年的经营，在四十年代初，中共已在延安建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的有人口三万七、八千人，市区居民的七千人，大部分居住在城南，三万多人是中共中央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干部，他们散居在延安及其郊区。

在中共的设计下，依照瑞金时代的经验，延安人口构成中的这两部分都已被充分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在边区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中共的政令可以自中共中央、边区党委（西北局）、边区政府一直下达到市、区、乡党组织，直至农村中的党支部。边区自卫军在各区、乡、村都有基层组织，他们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担负起检查路条、捉拿嫌疑分子的治安保卫任务。

延安的三万多干部更是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分属于不同机关和学校的这几万名干部，虽然生存在延安和边区的环境中，却自成体系，与延安的百姓基本不相往来；构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中共干部群体。

中共干部群体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二是他们都是「公家人」。每个人都有自已的「伙食单位」，过看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

延安生活的意识形态化与中共的性质及抗战后延安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中共原本就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号召的政治和军事集团，意识形态是维系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动力，1937年后，大批知识青年就是冲着中共的意识形态而投奔延安的。为了安置和训练大量来延的知识分子，中共在延安创立了十馀所各类学校，其数量与规模远远超过瑞金时代。

四十年代初，延安几乎成了一座学校城，各类学校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训练和传播基地，在延安的政治生活中起看重要的作用。延安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抗大总校、中国女子大学、鲁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中央职工委员会训练班、西北公学（枣园训练班）、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军事学院、炮兵学校、军委机要学校、西北行政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等，这些学校与国统区的所谓「正规学校」完全不同，不仅学时较短，课程设计也主要以思想训练为主，因此，大量的学校又强化了延安的意识形态氛围。

生活在延安的干部群体在各自的机关、学校过着一种基本生活用品依赖于平均分配的供给制生活。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中共军队尚有经费拨出。 1939年后，国共关系恶化，边区开始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国民政府拨给中共军队的经费也时断时续，1940年后更完全中断，造成边区和延安的物质供应出现极严重的困难。

边区一百五十万居民要养活近十万的中共部队和干部，负担极重。为了舒缓粮食压力，1939年抗大总校和陕北公学迁移至华北办学。中共为了彻底解决物资供应困难的局面，在1939年后发起生产运动，到1940年后更掀起大生产运动，同时各机关、单位纷纷兴办了各类经济实体，以解决单位内部的物资供应。作为战时环境下为解决生存而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中共还以「特种物资」的名义，「种某物」，「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

1939年后，延安的物质生活已十分艰苦，但精神文化生活却十分丰富，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后，马上就发现自己置身于红色理论的海洋。中共在延安创办了一批报刊，计有《新中华报》（1941年扩大为《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等。延安最大的出版单位――解放社还出版了《马恩丛书》等各种理论和政治宣传读物。1939年萧三从苏联返回延安，办起了俱乐部。迅速将交际舞传播了开来，交际舞会、京剧晚会、大合唱、《日出》、《雷雨》，使延安的革命斯巴达式的生活又增添了一种活泼、欢快的气氛，除了间或有日军的空袭，延安似乎已远离战时生活环境。

在延安「公家人」的日常生活中，老干部占据了极重要的位置。所谓「老干部」，大多也只是二十八、九岁至三十多岁，他们一般都经历过长征，现在担负着各机关、学校的领导工作。1941年后，延安将许多高级干部从各根据地调来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另外也带有储存、保养高级干部的意图。中共中央为了照顾担负领导职务的老干部，专门成立了中央保健委员会，为他们提供较好的物质与医疗服务。延安的两个主要医院：边区医院与中央医院的服务对象也有差别，中央医院主要为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服务，间或也为经组织介绍的一般干部治疗。为了照顾老干部的身体，1940年延安光华农场建成，里面存养了一群从华北根据地迁来的荷兰奶牛，享有特灶供应的老干部每天都可享有鲜牛奶供应。

随着抗战初期延安的抗战救亡气氛慢慢转变为日常生活的气氛，延安「公家人」内部的关系也逐渐发生变化，不仅老干部与新干部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即使老干部间也是飞短流长，相比之下，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还比较亲密， 尽管气氛已与1937―上938年很不一样。

1940年后，三万多「公家人」已在延安完全安定了下来，党在思想上、行动上和生活上全面地照管着他们，此时延安与大后方的交通已经中断，除非经组织派遣和遣散，延安的干部已不能返回国统区或自行前往任何地区，在这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个人离开组织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

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有理由为在延安建成的新社会感到高兴和满意，毛对延安的这一切并不陌生，早在三十年代初，江西瑞金就初步形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只是那时地狭人少，又面临紧迫的战争环境，毛且不是那个社会的真正主人，因而那时毛高兴不起来。现在斗转星移，中共已今非昔比，毛更成了党的最高领袖，他焉能不真正喜悦？数年前丁玲在保安曾以「小朝廷」当面向毛描述了她对陕北苏区的观感，毛就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 现在毛当然不会在乎蒋介石说边区是什么「国中之国」、「封建割据」，毛就是要在边区创造一个「国中之国」，未来还要夺取全中国！

二 与蒋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1941年春夏，毛泽东向国际派进攻的部署已基本就绪，他的关注目标转向了外部，这就是重庆的国民党政权和远方的莫斯科，毛需要判断清楚蒋介石和斯大林可能将作出的反应，再最后决定自己的行动。

在中国历史屡次的朝代更替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类的故事曾多次重演，毛泽东在抗战前期对蒋介石的策略就堪称是这类故事最成功的范例。1937年秋，毛以中共不足三万人的兵力，暂时向蒋介石作出妥协的姿态，赢得整军修武、巩固内部的时机。即将展开的延安整风，就是毛利用国共合作局面加速整饬内部的重大举动，毛要抓住时机，先行打扫自己的后院。

在八年对日抗战时期，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关系可大致划为两个阶段。1937―1940年，可称上是中共向国民党妥协的阶段，194O年后，则是从妥协走向分庭抗礼的阶段。在1937-1940年，毛泽东为了发展中共军事实力，不图虚名，与蒋介石虚与委蛇，使中共的力量，尤其是八路军的实力，在两三年内得到迅速的发展。随着中共实力的壮大，毛泽东不愿意再继续扮演「勾践」的角色，他要和蒋介石一比高低，让中国同时出现两个「太阳」。1943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对国民党驻延安联络代表徐复观（当时名徐佛观）说：「再过五年、八年，看鹿死谁手！」

「天无二日，人无二主」，让蒋介石承认中国有两个「太阳」，绝非易事，至少要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太阳」。然后才有可能与国民党的「太阳」一决雌雄。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为实现这个目标进行不懈努力，到1941年。一切都水到渠成，形势对毛十分有利。

从陕北的外部环境看，中共军队与日军基本处于胶着状态，自1940年8月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后，八路军与日军没有再发生那种震动全局的大规模战斗，此种情况正可使毛泽东腾出手来将大批干部调来延安学习。加之日军距中共腹地陕甘宁边区比较遥远，毛完全可以利用这局部和平的时机，加紧整肃内部。

对于国民党，毛泽东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然而，毛有充分的把握，确信蒋介石不敢在苏、美、英三国的压力下，冒险进攻陕甘宁边区。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特机构的中共秘密情报人员，随时可将蒋介石的动态提前报知延安， 毛完全可以依此早作防范。毛泽东判断蒋介石根本无法插手中共内部的斗争，蒋介石虽乐意看到中共内部自相火并，但只会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

毛泽东对蒋介石知之甚深，他对蒋介石的估计基本符合实际。四十年代初，国民党虽然对中共内部的矛盾知之甚详，但在整风运动期间、国民党始终处于旁观的立场。

作为中共老对头的蒋介石，自二十年代末以后，一直高度重视刺探中共内部情报。国民党获知中共情报的主要渠道是投奔国民党的原中共自首人员。自顾顺章、向忠发叛变共产党后，从1932年开始，国民党逐渐调整镇压中共的政策，将对共产党员的肉体消灭与胁迫反省、自首相结合。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统计，从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被国民党抓获的中共党员共4，505人，其中自首者4，209人。三十年代前期，被国民党捕获和向当局自首的共产党员约两万四千馀人，办理「自新」手续的赤色群众三万人。 1934年6月26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国民党逮捕，旋即自首；同年10月，继任书记盛忠亮也被捕，投靠国民党。从李竹声、盛忠亮等被捕、叛变的中共干部那里，蒋介石获知了在中共党内存在着留俄派与老干部派的尖锐斗争。由共产党变节分子李士群、丁默郊等主办的《社会新闻》、《现代史料》也向社会公布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材料。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获知中共内部情况的最重要来源，是1938年投奔国民党的原中共高级领导人张国焘。蒋介石从张国焘那里，完全掌握了1937年后有关毛泽东与王明、周恩来等意见分歧的情报。

蒋介石获取中共情报的另一条渠道是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观察员。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后，蒋介石在中共首府延安派驻了国民党联络机构和联络参谋。在中共情报及反间谍机关的严密控制下，国民党驻延安观察员虽无从获得中共重要机密，但是，仍能因其就近观察之便，捕获到中共若干战略性的信息。五十年代后，以「现代新儒家」享誉台、港及海外的徐复观曾在1943年作为国民党联络参谋驻延安近一年。徐复观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等皆有接触，对中共励精图治留有深刻印象。 1943年10月下旬，徐复观返渝后，在与侍从室、军统局高级人员交谈时，「历述延安荒谬狂悖之情形」，认为对中共问题「非用武力不足以解决。任何方法，徒枉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可乐观」！徐复观并撰有一延安印象意见书，上报蒋介石、何应钦，受到蒋氏的重视。蒋介石曾在徐复观意见书上作了「眉批」，并下令印成小册子，在少数高级情报人员中传阅。

蒋介石虽然大致了解中共内部的矛盾，但是他除了隔岸观火之外，别无其它选择。蒋介石十分清楚，他对中共政策的制定毫无影响力。从蒋介石的内心而论，他也只会对即将发生的中共内部的整肃斗争兴高采烈，蒋介石实在希望中共因毛泽东与王明等冲突而四分五裂。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心态完全把握，他虽不时电示在重庆的周恩来与蒋介石周旋，但是毛在1941年并没有将蒋介石放在太重要的位置。毛更重视的还是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的态度。

上940年2月后，随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离开莫斯科返回延安，中共在莫斯科就已经没有正式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从此，莫斯科与中共间的联络，基本上就由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电台和苏联派驻重庆和延安的机构承担。

在这一时期，苏联获知中共情报的渠道主要有五条：

一、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及苏联塔斯社驻上海分社。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情报工作除了收集侵华日军活动及国民党各项动态外，也兼及收集中共，尤其是中共与美国联系的情报。1942年苏联情报机构与重庆军令部第二厅联合创办「中苏情报合作所」，苏方派有几十名技术人员参与其事，主要负责收集沦陷区日军情报。苏联并通过驻华大使、格伯乌中将潘友新及驻华武官罗申，与中共南方局和中共驻上海地下组织保持秘密联系。苏联并在上海创办中文刊物《时代》，由老资格情报人员罗果夫领导， 主要搜集日本情报，但也通过刘晓、刘长胜、潘汉年间接了解中共活动情况。

二、苏联驻兰州的外交和军事代表处。抗战开始以后，兰州成了苏联援华物资输人中国的交通枢纽，苏联空军在兰州设立了机场，为此苏联在兰州设立了办事机构。该机构与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保持密切联紧。中共通过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向苏共提供过若于中共内部情况的情报。 1956年，苏共中央向中共移交的档案文件中，就包括中共西北局、南方局的会议记录。 以后担任苏联驻延安观察组代表的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化名孙平），在1938―1940年曾出任苏联驻兰州军事代表处的副代表。

三、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从1934年起，苏联利用盛世才将其势力大规模渗入新疆，在新疆全省境内派驻大批政治、经济、军事顾问，苏联红军「红八团」长期驻守哈密。斯大林为长期控制盛世才，邀其加入苏共，但不允许盛世才参加中共。 苏联情报机构在新疆有极广泛的活动，其中包括收集中共在新疆活动情况及中共中央内部情报。

四、苏联驻延安联络小组。1939年后，苏联在延安即设有联络人员，从1942年5月起，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联络员、苏军情报组和塔斯社记者身分任联络小组负责人，该联络组实际上是斯大林派驻延安的情报机构，有电台译电员、医生等五、六人。

五、苏联在东北、华北各大城市建立的秘密情报网。参加情报网的中共党员由延安派出，但一般不与中共直接发生联系，主要为苏联搜集有关日军的情报。

苏联虽然通过在中国派驻的上述机构，积极搜集中国情报，但由于1940年欧洲战争形势日益尖锐，苏德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因此，斯大林更多地关注欧洲战场和苏联国内的战争准备事务。

作为国际共运领袖的斯大林，对于中共内部三十年代中期后的变化，即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崛起及逐渐控制中共，总的说来，是乐观其成的。尤其从1938年起，中共的立场和观点基本上一直得到莫斯科的支持。斯大林当然了解王明，但他更知道王明的老师、共产国际前东方部部长米夫已在1938年被自己清洗，因而斯大林并不准备对王明施之以援手。只要毛泽东在涉及苏联等问题的立场与莫斯科保持一致，斯大林就不愿对延安说些什。

但是到了1941年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斯大林发现，已经牢牢控制中共的毛泽东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阳奉阴违，而这些恰恰又涉及到保卫苏联、支持苏联等重大问题。毛泽东采用拖延、回避、指东道西等种种方法，拒绝出动八路军进攻驻扎在华北和中蒙边境地区的日本军队。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初至也43年，莫斯科曾多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出电报，要求中共在防止日军进攻苏联问题上与苏军协调行动。莫斯科并且具体要求毛派出八路军大部队破坏华北铁路。向日军发起进攻，以减轻日本军队对苏联的压力。

对于斯大林所有这类要求，毛泽东均未作出肯定答复，而是用种种办法加以搪塞。斯大林实在小看了毛泽东，他怎么会做这种鸡蛋碰石头的傻事。不管莫斯科如何用「国际主义」的大话「套」毛泽东，他就是不上钩。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发现，毛泽东原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已为时晚矣，因为毛已牢牢控制了中共。面对毛在延安「另搞一套」，莫斯科虽然强烈不满，却毫无办法！

毛泽东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斯大林，却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毛深知中共离不开苏联的支持，自己绝不能意气用事，虽然在涉及中共军队和其个人领导权等基本问题上，毛坚持己见，绝不让步，但在其它次要问题上，毛却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主动向斯大林示好，争取斯大林个人对毛的好感。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有损中国利益的〈苏日中立条约〉,激起中国朝野强烈的不安。三天后，中共通过新华社正式发表意见，称赞该条约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并且对苏日声明中有关「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的说辞予以充分理解，宣称苏联此项举措「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中共此举，使「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

1941年6月，受周恩来领导，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以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身分在重庆活动），探悉希特勒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绝密消息，周恩来立即将此情报电告延安，毛泽东迅即电告斯大林。 事后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表示感谢。

毛泽东除了向斯大林及时通报中国战场有关情况，还十分重视和苏联驻重庆人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在毛的关照下，周恩来经常约见潘友新、崔可夫、罗申，交换对国内政局的意见（苏联驻重庆外交官在向莫斯科汇报中国政局时必须坚持「阶级立场」，苏驻重庆使馆曾因一度向莫斯科反映了中国国内社会舆论对中共的批评而受到苏外交部的严厉指责）。 毛泽东本人也经常在延安与弗拉基米洛夫进行长时间的晤谈，试图吸引苏联驻延安代表对毛的主张的理解与好感，并通过弗拉基米洛夫向斯大林传送有利于自己的信息。

毛泽东对斯大林所作的一切友善姿态皆出于一个目的，利用斯大林的威望加强自己在中共中央内的地位，在即将向留苏派发起进攻时，麻痹斯大林。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行动的时机终于到来了。现在斯大林已陷于战争的泥沼而无暇东顾，莫斯科鞭长莫及，即使斯大林派驻延安的「眼线」虎视耽眈，紧紧盯住毛泽东，那也无济于事。毛泽东将立即采取行动，对不可一世的斯大林实行远交近攻：铲除其在中共党内的门徒，而仍将斯大林奉为门神。

三 毛泽东最坚定的盟友：刘少奇及其班底

毛泽东发动党内斗争的基本策略一向是，为了打击主要敌人，团结依靠一部分人，利用他们作为贯彻自己意见的工具。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毛这类斗争策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操练，在这次战役中，毛的最坚定的盟友和帮手就是刘少奇及其班底。

1937年春夏，在反对张闻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刘少奇联盟，在以后的一年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强。1938年3月，毛泽东为加强自己的力量，特地将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受到王明指责的刘少奇调回延安。刘少奇回到延安后，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在1938年上半年毛泽东与长江局的争斗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毛的一边。刘少奇抑制不住对王明的强烈不满，经常在中央工作人员面前指名道姓抨击王明。据当时担任中央秘书处负责人的王首道回忆，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刘少奇曾向他们说过：「我们北方局，不仅成为抗日的根据地，也是支持毛泽东同志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根据地。」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对王明的态度更加激烈。他似乎完全忘了六中全会制定的有关「各政治局委员不得有破坏政治局和其它委员的威信之言论行动」 的决定，除了不时在部下面前诉说自己昔日受压的经历外，还在许多场合不指名的对王明进行攻击，称其是「披了马列主义招摇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

刘少奇对王明所持的势不两立的立场，被毛泽东一一看在眼中，1938年9月下旬。刘少奇终于得到回报，他同时被委以北方局和中原局两个中央局书记的要职。在一个短时期内，刘少奇虽兼看北方局书记的职务，但他工作的重心却转移到了华中。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迅速组建了中原局领导机关，具体落实毛有关开辟华中的重大战略行动。

毛泽东派遣刘少奇去华中，首先是因为毛信任刘少奇，在对一系列引起党内争议的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刘少奇与毛完全一致。刘少奇积极支持毛有关加速发展中共武装的意见。根据档案记载，从1938年春至11月中旬，刘少奇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联名发往各战略区，指导创建根据地的电文、信件多达百馀件。 刘少奇抵达竹沟后，又于1939年11月下旬，将中原局机关移至皖东，全力「招兵买马」，开辟了皖东、苏北根据地。刘少奇还提议山东八路军派一部南下，新四军派一部北上，一年后，实现了两部在苏北的会师，壮大了中共在华中的实力。刘少奇还经延安批准，积极部署对日伪的策反工作。1941年12月，刘少奇亲自派遣新四军情报人员冯少白秘密前往日军占领下的上海， 与李士群、周佛海、陈公博等联络。取得一定的收获。不久，在潘汉年具体策划下，开辟了苏北和上海、南京、镇江之间的物资供应和人员往来的地下信道。

毛泽东委派刘少奇负责中原局的另一个目的是利用刘少奇牵制项英，以求进一步削弱项英的权力。毛泽东对项英长期抱有深刻的疑惧，然而项英雄厚的革命历史和因坚持三年江西游击战争在党内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又使毛一时无从对项英下手。1938年9月下旬，在宣布设立中原局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项英领导的中共东南分局升格为东南中央局，仍由项英担任书记。1939年7月3至8月25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表彰了项英领导下的东南局，这些都显示了毛对项英的安抚和让步。 但是，毛绝不会坐等项英实力的壮大而无动于衷，就在毛不得不顺应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对项英的工作表示满意的同时，针对项英的活动也在公开进行，设立中原局就是毛旨在抑制项英的一项重大举措。中原局的工作范围包括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广大地区，原属长江局和东南分局主管，现在将其划归于刘少奇的工作范围，明显地削弱了项英的权力。

刘少奇被派往中原局后，很快在新四军军力调配问题上，与项英产生了意见分歧，在刘少奇与项英的对抗中，毛泽东坚决站在刘少奇一方。毛知道，1939年以前，刘少奇几乎从未涉足军队，刘少奇的资历与声望，皆不足与拥有丰富军事和党务经验的项英相抗衡。1940年夏，为了扩大自己在新四军的影响并支持刘少奇，毛利用调解项英与叶挺矛盾之际，任命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饶漱石和自己的老部下曾山担任东南局副书记（东南局原不设副书记职）。1940年11月，毛又内定撤除项英的职务，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由刘少奇担任书记，只是惧于项英的反应，这个决定才未急于出台。12月31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山东分局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 这个决定事实上完全架空了东南局，使其名存实亡。几天以后，「皖南事变」爆发，1月9日，刘少奇致电延安，提议中共明令撤项英职，毛泽东1月10日覆电，表示目前撤项英职一事暂不必提。 随后几个月。刘少奇在华中主持了清算项英等「错误」的斗争，1941年1月27日，延安宣布合并东南局与中原局，成立华中局，由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

毛泽东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提携刘少奇，刘少奇则以加大对王明的批判回报毛泽东，毛刘两人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棋盘中炮打王明的马前卒。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闭幕辞中提到刘少奇的名字，指出「少奇同志说得好」，「如果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

1939年4月，刘少奇离开河南确山县竹沟镇返回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从8月7日至12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该演讲包含对王明等的影射攻击，立时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称其演讲稿「提倡正气，反对邪气」，下令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

由于得到毛泽东的鼓励，刘少奇对王明的态度更趋激烈和严厉。1941年7月，身任新四军政委和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在盐城配合乇泽东，也向国际派发起攻击。7月2日，刘少奇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7月13日，刘少奇给宋亮（孙冶方）覆信，不指名地抨击王明等人。刘少奇顺应党内干部要求缓和党内斗争的心理，谴责王明等在党内人为制造斗争，「借用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和形式在党内进行投机」，是一伙嗜好斗争的「斗殴家」。刘少奇还公开指责不久前在皖南事变中遇难的项英等人，「依仗他们的部队和枪杆子――向党闹独立性，向党宣告独立。」

刘少奇敢说敢为，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赏识，在毛的默许和支持下，一批主要由原北方局干部组成的刘少奇的部属在中共党内逐渐崛起。刘少奇原先在中共党内并无个人班底，直到1936―1937年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期间，在刘的周围才逐渐形成一个圈子。1938年后，随着刘少奇地位上升，刘少奇的老部下、原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出任了由杨尚昆任书记的北方局下属晋察冀边区（后升格为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一职。原北方局成员刘澜涛、黄敬、林枫、安子文、姚依林、胡锡奎、林铁、刘仁、李葆华、李大章、宋一平、刘锡五等分别担任了晋察冀、太行、晋绥等根据地党的领导职务。这样，在中共党内就出现了一个以刘少奇为核心、由彭真作骨干的刘少奇的班底。

刘少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但是在四十年代初，刘少奇对于毛的支持并不是完全无保留的，刘在个别重要问题上，仍持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承认和宣传毛泽东贡献的人，但是在这一时期，刘少奇只是把毛视为是党的卓越的领导人，还未将其称之为「伟大领袖」。刘当然知道毛写过一系列论着，然而在1941年他却宣称，在中共党内，「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 刘少奇的这番言论，与他1943年后竭力鼓吹对毛个人崇拜的论调，有如天壤之别。

对于批判「教条主义」的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也有微妙的差别。刘少奇没有如毛泽东那般，将教条主义视为头号敌人，而是认为在中共党内存在着「强调在实际斗争锻炼」、「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空气」。刘明确表示，将埋头学习马列理论的同志指责为「学院派」是「完全错误的」。刘甚至放言，「一直到现在」，中共「缺乏理论的弱点仍然未能克服」。 刘少奇的这些论调与毛泽东将留苏理论家视为「连猪狗都不如」的「蠢人」的那些论调，显然是不协调的。

在对待「国际主义」的态度与保存中共实力等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看法也存在一些差距。苏德战争爆发后，刘少奇、陈毅于1941年7月12日致电毛泽东，表示「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应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亦必须独力反攻，以牵致「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7月18日，毛泽东覆电刘少奇，提出：「反攻口号是对的」，「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

尽管刘少奇在1941年对毛泽东仍然持有某种保留，两人在批评留苏派的方法上也存在差别，刘少奇在保存中共实力方面的意见也不如毛那般「老道」，但是双方的政治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对于刘少奇某些不人耳的言论，毛泽东并没有予以深究，在毛最需要帮手之际，放眼党内，能和毛有最多共同语言的，惟刘少奇一人。刘批评经验主义的意见，只需毛泽东稍作调配，就可以制成进攻周恩来等的武器。因此，毛刘政治联盟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样，当1942年3月，刘少奇把领导新四军和华中局的责任委托给饶漱石，于同年年底返回延安后，刘少奇就成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助手，刘少奇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分立即进入中央书记处，成为在地位上仅次于毛的中共第二号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