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明史杂谈（2）－－糊涂的崇祯 -- 温相

社会形势和主观能动性相互影响，这是正确的道理，我一直都很支持。

可惜的是，很多人喜欢忽略主观能动性。其实这俩忽略任何一个都不对。

罗隐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两句诗讲了反正两面，是很全面的。

具体到明朝末年这个事情上，在末代两君之前，社会危机其实还远没有达到总爆发的地步，所以我才会说主观能动性是最大的问题，才会说明朝的两个帝王是最致命的软肋。

这个软肋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或者说如何的昏聩暴虐。恰恰相反，像崇祯，他就明显不像是一个坏人。天启在末年也表现除了比较优秀的素质。

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天启幼小，崇祯幼稚，无法担负重任，结果拖延了时间，贻误了时机，导致了危机加剧，最终在崇祯时代爆发了危机。最倒霉的就是崇祯，他一上手就是大危机，根本来不及学习适应。所以论起表现，他还不如天启。不是因为他本人比天启笨，而是天启毕竟有一段时间适应。

所以说，明代灭亡，其实主要是末代两个皇帝的主观能力不足的问题。

以这个看起来“唯心”一点的问题为基础，其实我想说的是一个更加“唯物”一点的问题：

中国古代职官选拔机制中的君主选拔机制问题。

按照中国古典政治传统，天子也不过是一种职官。但是，自东周时代，普通官员就有任期制度；自秦以后，普通官僚就转变为以雇佣为主；自汉代开始，针对普通官员逐渐建立退休制度，并以察举为基础进行考试；三国时代建立九品制；南北朝开始，建立散官和阶官制度；隋唐时代退休制度进一步发展，建立科举选拔制度；宋代开始，退休待遇制度日益完善，科举制度也日趋严格；明代科举制颇为完备，形成了以科举制为核心的朝野政治结构……然而在这一个历史变革过程中，帝王，这个整个职官体系中的最高一环，他的选拔机制基本没有变化。

时代已经变了，只有一个位置没有变。传统的世袭君主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君主选拔机制与时代脱节。

这就是主观能动性问题背后埋藏的客观现实问题。

然而要发现这个客观现实问题，我们就必须实事求是，先承认，确实存在主观能动性的问题。

割裂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唯物论不是辨证唯物论。机械唯物论是将主观精神与客观世界割裂开的，结果导致双方势不两立却又相对而生，不能统一。

君主选拔机制进行改革，使得君主足够强大，就不会出现明末两君幼弱为官僚所欺的现象了。

历史上人们也注意到了这个君主幼弱的问题，但是他们的解决方案比较临时性。比如广树藩王，比如勋贵集团，比如与武将联姻，比如建立宫廷禁军，比如某人的杯酒释兵权，甚至比如某人的诸子参政，诸如此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效果都不很好。

清代初期的君主，或者说实际统治者，操纵着和明代略微相似的政府，却都比较强大，原因何在呢？因为他们本身是军事部落首领。第一个努尔哈赤自己就是军事核心，第二个清太宗手里有重兵，第三个多尔滚拿着第一个的兵马，也是兵强马壮，即便是康熙这样一个幼君，背后的太后也是代表着满蒙军事同盟的蒙古太后，而当时满洲的军事力量已经衰弱了，蒙古的地位高得多……清朝一直是依靠族群压迫来保持控制力，驾驭官僚机构。但是问题是这样并不能治好国家，只不过相当于马戏团强行逼迫动物表演而已。

清朝的经验只证明了这样的事情：一，当时的中国古典政治结构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极限，普通官僚的改革已经差不多了，最终需要的是君主/帝王的改革。二，那个时候的君王已经需要额外加持一些力量才能控制政府了。三，异族压迫能够控制政府，但是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此路不通。

君主制改革成为社会需求。

这就引出了一个合理性：

共和。

在明清时代，南洋华人已经开始尝试建立一些共和性质的政权。领袖不是单纯世袭，而是需要实践检验。

到了清末、民国和共和国时代，由于这个历史需求，一切旧式的帝制都无法见容于社会。最高领导人选拔机制的改革终于彻底启动，并经过逐渐演变，形成了现在中国的领袖选拔机制。

所以，最初我们好像是在讲明末君主的主观能动性，好像很唯心，但是讲着讲着，我们就会发现，这是很唯物的一个事情，而且和现代史是一条线。

三百多年前的历史，就这样简单而直接地影响到了今天。

如果一个逻辑链条可以“巧合”的与很多事实相互印证关联，那么就算我们还不能认定他是正确的，也应该将他的正确几率大幅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