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这个烈士，他们不认，我们认。我们要记得这样的英雄 -- 黄河故人

一个三四十岁岁的，见惯了风浪与生死的汉子，手里拿着一条红头巾，一任泪水在脸上倾泻。在他的对面，一个刚烈的青年男人，早已哭得不能自持。待情绪略微平复，这个中年男人说道：“他们不认这个烈士，我们要认，我们要记得这样的英雄。”

这天的具体时间已经没有人能够记下来了，只记得是1940年9月左右的一天，地点是广东北部附近。之所以无法确认，是因为在场的两个男人都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之后的几年内相继牺牲。

青年男子叫廖锦涛，广东南海县人，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他的身份是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上尉组员，具体负责政工总队的工作。廖锦涛大学毕业后到澳门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是当时澳门爱国青年领袖之一。1937年8月12日，澳门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澳门四界救灾会”成立，廖锦涛当选为理事会理事和宣传部副部长。

第一次粤北会战之后，廖锦涛带领政工总队，发动民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协助作战；必要时还担任侦察员刺探敌情；火线上和连排长一起作战，仗打完了部队休息，他们还要调查伤亡情况、慰问伤兵、写战报；部队撤下来休养，他们还要向民众和士兵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宣传军民原是一家人。

慢慢的，老百姓从见到国军就避之不及，变成了军民开始接触，然后相互理解帮助，再变得团结起来。

不光对老百姓，在第十二军内部，这些政工总队的队员们出墙报、演话剧、教士兵识字、讲国际大势，受到了广大士兵和连排长们的欢迎。他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没有乐器，摘树叶做哨子，几个碗装上水就可以做打击乐。名气大了，还经常去社会上公演。

虽然政工总队的工作卓有成效，但是他们却没有编制。余汉谋认他们，但是军委会却不承认他们，也不给他们发经费。这些政工总队的队员们，既不是官，也不是兵；穿军官服装，却是士兵待遇；没有枪，每个人只有两三个手榴弹，个别的自己带条铁棍；最可怜的是女队员，很多都是十多岁的女孩子，才是上中学的年龄，粤军的手榴弹又特别大而且沉，男兵胸前带上手榴弹下面到胯骨，上面就快到肩膀了，女生带上都非常吃力，就别说扔了。

虽然军委会不承认他们，也不给他们发枪，但是日军是承认他们的，而且特地为他们开出了悬赏，每抓住一个政工队员，奖40元。

在战斗中，政工队员的伤亡是巨大的，本文开头红头巾的主人就是牺牲在粤北会战的一位政工队员，她的事迹奇迹般的流传下来了，但是她的名字却没能流传下来，今天的人们只知道她姓王，是广东省中山市的一位高三女学生。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伤兵，拄着枪，沿着山路败退下来，他很久没见过人影，很可能已经被自己的大部队抛弃，而日本人的追兵也许就在后面不远。他挣扎着前行，不愿意把自己的小命丢弃在这荒山野岭。突然，他听到路边树下有气若游丝的声音：

“兄弟，我是187师的，原来是一个学生，是好人家的女儿，我已经走不了啦……我有手榴弹，没力气拉……遇上敌人……我就不得好死了……积积德……给我一枪……求求你……”

伤兵不忍要带着她走。

女生告诉他，在上一拨中国士兵路过以后，好久才见到他，他可能是最后一个中国人了。在他之前，最后见到的是两个中国兵：

那时她销毁了随身的文件之后，已经没有力气动弹了，勉强挥动红头巾，有两名士兵发现了她。两个兵问她：“是自己人，你是哪个部队的？”

女生用手在地上写了“187”

两个兵说：“我们也是187师的，我们背你去医务所。”

女生摇摇头：“背着我，你们走不多远，也被日本人追上了……”她用手比了比自己的胸口，做了个扣扳机的动作。

两个士兵不忍动手，正在这时，枪声在附近响起，他们把她抬到树下藏好，匆匆离去。一直到这个伤兵路过，这个女生才再次见到人。

伤兵大恸：“我们是同胞，如果你是我的姐姐，我下得了手吗？”

女生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如果我是你的……姐姐，你能看着姐姐被日本人糟蹋死吗？”

伤兵侧过脸去，闭着眼对着女生开了一枪。枪响之后，他跪在女生身边说了一句“下辈子，你就是我姐姐！”然后他用女生的血在自己眉心印了一个红印，砍下一堆树枝盖住了女生，带上那条红头巾和手榴弹，决然而去。

靠着身边不多的子弹和那颗手榴弹，这个伤兵从日军的包围中奇迹般突围出来，追上了队伍。追上队伍之后，他直奔187师师部，跪在地上一字一句讲述了他在路上遇到的这件事，并自请处决。

师部的人边记录边哭，随后上书六十五军军部请封烈士，并把这条红头巾转给了负责政工总队的廖锦涛。

很快，军部给了回音，不批准为烈士，因为这个女生是政工总队的共产党。

三个月后，廖锦涛在向上级张文彬汇报工作中讲到了这件事，两个钢铁汉子哭成了泪人。

张文彬，男，湖南平江人，1910年出生，1927年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师从毛泽东学习，曾任毛泽东的秘书，曾任红五军政委，红七军政委，红十五军团东渡黄河司令部政委，是红军大学第一科学员，未完成学业就被调去在杨虎城部做统战工作。1937年因广东地区地下党组织活动混乱，被派往广东整理安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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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廖锦涛代表政工总队下部队做宣传工作，临行前带了一些反应东北抗联的图书。6月12日到达187师师部，当夜被第七战区政治部副官扣押，扣押时出示了余汉谋的手令。第二天廖锦涛被秘密押回韶关第十二军总司令部宪兵营，军法官宣布他的罪状是同情新四军为其辩护，并向政工队散发红色书籍。一个月之后的7月12日，第七战区政治部宣布27岁的廖锦涛“自杀”。

此后的“南委事件”中，张文彬被叛徒郭潜认出遭逮捕，被用国民党第一种国产飞机“复兴号”押送马家洲集中营，后与廖承志关押在隔壁，因病牺牲于狱中。

指认张文彬的叛徒郭潜在台湾做到了法务部调查局的二把手，即中统——党通局的后身，在台湾因病去世；破坏最大的叛徒颜福华逃过了谭余保的惦记，香港活到了90年代；涂振农在1951年被枪毙。

张文彬有两个儿子，和前妻的孩子失踪了，和第二个妻子的孩子被带往台湾做到教授，但直到老年也没有回到大陆认祖归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