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我第一次见到哈利.沃森的时候，他的形象极大地动摇了我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成见。他时年三十八岁，长得一表人才，他的举手投足大方自然，言谈话语也十分随和。如果他事先没有告诉我，我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当时他正身处于派对现场，派对的主办人是他那位才华卓越的同母异父姐姐帕米拉以及优雅聪慧的母亲凯蒂。他们三个人的气质就像《费城故事》里的群众演员一样。 “我觉得他总想玩个痛快，但是他的体质总让他玩不痛快，”后来凯蒂这样告诉我。“你看他开始大量出汗了。明天他恐怕根本下不来床。”

帕米拉与哈利都是凯蒂的儿女。哈利的父亲比尔还给他生了另外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妹。哈利是四个孩子当中唯一的男孩，也是最小的一个。他在1969年生于加州，从小就备受宠爱。“他是个出色的棒球球员，”凯蒂说。“十岁那年他告诉我，教练要他担任投手。他说：‘我觉得我应付不了这么大的压力。’十岁大的孩子说这种话多奇怪啊？他等于是告诉我，即便在这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觉得不太对劲了。” 身为记者兼小说家的帕米拉认为，“这种故事你大概听过不少了，但是他小时候的确很有出息。他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富有魅力，人人都学他。在他十二岁那年，也就是我上大学那年，我的母亲与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继父——离婚了。他的父亲一直教训他不要示人以软弱。因此哈利并没有承认自己感觉很怪，而是隐藏了自己的感受。” 直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哈利依然有很多朋友，看上去也还像一个正常的青少年。“他的表现远比他的实际情况更健康，因此甚至在他得到确诊之后，他的治疗师们依旧忽视了大量原本应当掌握的情况，””凯蒂说。“他依然认为，只要他行为正常，世界就会更为正常地对待他。这意味着他实际得到的帮助远不足以满足他的需要。”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丝毫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因此我们也没有为他寻找恰当的治疗，”帕米拉说。“结果是灾难性的。我的继父找了一个贪婪、无能、不讲道德的心理医生，哈利就这样落到了这家伙手里。我们谁都没有意识到情况有多么严重。直到经历了好几年的病症折磨与反复住院之后，哈利才伤心地意识到那个人是个江湖骗子。从那以后他再也不能全然信任其他治疗师了。” 辨识神经错乱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多年以来，如果哈利说了什么不对的话，或者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我总会立即忘掉，”帕米拉说。“我二十四岁他十八岁那年，他变得非常抑郁，整天神秘兮兮的。母亲让我在圣诞节的时候回家跟他谈谈。我们关上他的屋门，整整六个小时没有出来。他告诉我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同性恋。他坚信他的女朋友认为他是同性恋，他所有的朋友都认为他是同性恋，我的母亲与他的父亲也认为他是同性恋。我说：‘你别瞎想了！谁也没觉得你是同性恋。’这句话让他豁然开朗，似乎卸下了心里的包袱，我也因为自己帮助了他而感到非常高兴。回头看看，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历时很久的幻觉。当时他真的需要接受认真治疗。”

哈利考取了罗林斯学院，主修哲学与心理学——在凯蒂看来，“他显然正在试图理解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第二年的圣诞节，帕米拉与哈利来到棕榈泉与哈利的父亲以及另外两个姐妹一起过节。“当时哈利的敌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帕米拉说。“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宣布他与我的一个异母姐妹一起吸食了迷幻剂。药力发作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感觉与没嗑药的时候也差不了多少。他基本上公开声明了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不过尽管在大学里闹出了这样那样的古怪小插曲，哈利还是在1992年顺利毕业了，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碍。

毕业之后又过了四年，哈利遭受了平生第一次彻底的精神病发作，他自己的想法将他吓得魂不附体。1996年春天，他住进了旧金山的朗利.波特精神病院。“我们开始玩拼字游戏，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应该与这么疯狂的人说些什么，”凯蒂说。“他会指着街头的面包车声称里面藏着FBI的监控设备。他认为护士打算毒杀他，因此拒绝吃药。他住院之后我来到了他的公寓，房间里乱七八糟，就像他的脑海一样。”

哈利在朗利.波特精神病院呆了十天。出院之后他找了一份编程工作。“有一阵子一切都挺好，然后他就声称自己的房间被人安装了窃听器，”凯蒂说。“当时他停止服用了多种药物当中的一种。我对他说，‘要不然你回家过夜吧。’他答道：‘你家也有窃听器。你要不信我指给你看。’于是他拉着我来到洗衣房，煞有介事地指给我看。我把他拖回了朗利.波特。这种事情断断续续地发生了好几年。每次住院他待不了三天就会离开。你能感到他的自我欺骗程度越来越深了。”哈利在对抗精神分裂症的战争当中节节败退。“不幸的是，这个时候他已经被脑海里的声音抓住了，”帕米拉说。“这些声音全天二十四小时都不停息，你怎么能比得过它们呢？如果孩子有精神疾病，父母一定要尽早求医。如果我们在他十五岁那年就发现他有问题，谁知道我们能取得怎样的治疗效果呢？直到三十岁那年，他才变得足够无助，足够崩溃，足够深信自己的妄想，不得不回到我们身边接受治疗。”

这些年对于凯蒂来说就是一步步深入地狱的过程。“他的父亲在纳帕有一所房子。1997年哈利去度周末，然后再也没有离开。将近过了一年之后我去看他，他一看见我就尖叫道：‘你来这里干什么？’那架势就好像被恶魔附体了一样。我说：‘你爸爸和我都觉得你应该回到城里，定期看医生，和我一起住，并且坚持吃药。’他说：‘我才不干呢！’我说，‘你要是不答应，我们就把你赶到大街上去。’话虽这么说，可是我真害怕他听了我的话以后当真跑到街上去。之前我雇佣了一位私家侦探到处跟着他，免得他出事。他的偏执妄想内容本来就是自己遭到了FBI的跟踪，如今我还要雇佣私人侦探监视他，想想真是哭笑不得。他尖叫道他多么恨我。四十八小时之后他就搬家了。” 帕米拉回忆道：“哈利还有酗酒的毛病。他在纳巴整天喝酒，成瓶的龙舌兰酒，一直喝到丧失意识为止。他居然没喝死自己真是命大。喝酒使得他极度抑郁，然后他就会开车来到金门大桥，有时还会站在桥的边缘，琢磨究竟跳还是不跳。他说有一次他几乎真的就要跳下去了。但是他并不喜欢冒险。他的自杀倾向比你想得要小一些。”

纳帕之后的几个月里，凯蒂因为哈利回到家里而大感宽慰，但是整天看着他迷失在疯狂当中也为凯蒂造成了时刻不停的压力。“我请人回家做客的时候总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冒出来。他的药经常会吃完，不得不重新住院。我经常检查他的房间。这就像监督吸毒人员戒毒一样，只不过是反过来的：如果我没有看见药瓶，那才真会感到担心。” 哈利很快又搬回了自己的公寓。“我按门铃他总是不开门，于是我就会自己开门进去。”凯蒂说。“我会走上一道很陡峭的楼梯，他则会躲在楼梯顶端。我很肯定他不会把我推下去，但是他总会对我大喊大叫，非常吓人。”帕米拉说，“当时他胖成了一坨，对谁都充满敌意，而且极其愤怒，任何人说的任何话他都一概不信。他的厌世情绪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我们都不敢跟他说话。他看上去就像是临死之前那几年的吉姆.莫里森一样，窝在房间里不出来，坐在电视机前大碗大碗地吃意大利面。实在很难想象他能以任何形式或者方式发挥任何能力。”

纳帕事件之后又过了三年，哈利三十二岁了。凯蒂希望他能重新开始。这一次她选择了附属于哈佛大学的麦克林精神病院。“让他主动离开旧金山前往麦克林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帕米拉说。“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清楚我妈究竟怎样说服了他。他在旧金山的洞穴里呆得太舒服了，她只能好言好语地劝他跟自己一起走，因为从法律上来说她根本不能强迫他这么做。”哈利作为一名长期病人住进了医院，开始服用新的药物，并且与治疗师合作，至今他依然在接受这位治疗师的帮助。哈利的身材并不高，但是此时的体重却足有220英磅。医生说服他相信，维持目前的身材既不明智也不健康。于是住院半年之后哈利开始节食与跑步。每当他冲过麦克林医院的操场草坪的时候，其他病患都会哼唱《洛奇》当中的主题曲为他助威。

“拖着他那一身肥肉到处活动可是不容易，”凯蒂说。“我突然想到，为什么医院里没有健身中心呢？”于是凯蒂四处筹款，为医院修建了一座健身房。凯蒂本人固然相信健身的好处，但是她修建健身房还有别的目的：在施工期间她可以经常出入医院，而不用担心哈利会觉得她在时刻监视自己。这座健身房如今每月要接待七百人次左右。自从进了麦克林之后，哈利减掉了六十英磅。“他每天都跑步，”帕米拉说。“他也会直言不讳地向别人承认自己有精神病。老实说，如果在他离开旧金山之前你让我看到眼前这一幕，我根本不会相信，因为这一幕实在太积极了。” 但是自从神经错乱最初显露征兆到麦克林之间的漫长耽搁还是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我们不仅耽误了时间，而且他的大脑经受了十五年神经错乱之后也不是当初的状态了。”帕米拉解释道。“他是个严重受损的人，但是你能看到他多么聪明，多么善谈，多么有趣，也能看到他本来可以拥有多么富有活力的人生。他病得很重，什么都干不了，但是却又不够重，以至于他很清楚自己失去了什么。另一方面他也很清醒，知道自己不该告诉别人脑海里的声音都是真的，但是却又不够清醒，以至于他自己并不能坚信这一点。他告诉我他总是担心‘董事会’要害他。我说，‘上帝啊，你知道这些声音最让我忍不了的是什么吗？这些声音太没特色了，太无聊了，也太蠢了。董事会是个什么鬼啊？最不入流的电视剧也不至于采用这种设定。’然后我们两个都会哈哈大笑起来。我们也会讨论他尚未克服的真实障碍：他其实并不真心想要将这些声音阻挡在脑海之外。尽管它们把他吓得不轻，但是它们与他毕竟是多年的老交情了。”凯蒂的看法更简略：“哈利一直在艰难地抉择，究竟要在真实世界生活，还是要在他自己的世界生活。”

哈利现在独自生活在剑桥。他每天都会跑步一小时，看电视，经常看电影以及逛咖啡店。他定期与治疗师见面。他喜欢养鱼，家里有咸水淡水两个水族缸。他还参与了麦克林的职业康复项目，在一座温室里工作。但是在哈利的世界里一切都不可能长期保持稳定。后来有一次我去拜访凯蒂，她告诉我哈利又不去温室了。“他的世界已经停滞在了细微琐碎当中，”她说。

凯蒂始终不渝地想尽办法帮助哈利，几乎拖垮了她自己。尽管她比任何人的期望都要更加成功，纠缠不散的挫败感还是极大地伤害了她。帕米拉也有类似的感受。“有自己的孩子极大地解放了我，”帕米拉说， “因为我无法整天在这么压抑的气氛当中生活。” 她对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顺手将手机放在了我们两个之间的桌子上。“我这个手机既是为我的孩子准备的，也是为他准备的。他一旦觉得不对，需要有人开导，就会打这个电话。如果他不主动找我，那就说明一切都好。”凯蒂很清楚目前情况的有利一面，但是她依旧感到有些灰心沮丧。“我曾经希望帕米拉能多投入一点，”她说。不过与此同时凯蒂也觉得自己应当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肩负照料哈利的任务。“他很孤独。但是只要有人想与他交朋友，他就会产生各种怀疑别人的偏执妄想。他告诉我，有一回他跑步的时候有人跟他打招呼。这人是他常去的一家餐厅的烙煎饼师傅。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后来他说：‘我觉得自己成了集体的一份子。’”不过哈利与他的母亲也经常开玩笑。“妈，我好像给你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就业机会。”

在鼓励与压力之间寻求平衡依旧几乎不可能。“他现在真的已经尽力了，”帕米拉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是双胞胎。他向我解释的几乎所有感受我都心有戚戚，只要从我自己的感受出发额外推演几步就行。我是个小说家，他也是个小说家。他创造了很多世界，有时还会搬进去居住。那些世界里也有人物与星球。他很会审美，而且他的美学观念也渗透进了他的幻觉。这是一个非常危险可怖而又孤寂的世界，但是偶尔也会有非常美丽的时刻。应当为我母亲记一大功——因为她从不放弃。我的继父忍受不了坚守原地咬牙战斗，这一切对他来说太痛苦了。但是我母亲内心中的战士却彰显了出来。我母亲与医生们都是战士——不过哈利尤其更是一名战士。他是一个非常顽强的人。在我眼里他是个大英雄，是一个深陷越南战场十五年不能回家的老兵。尽管重病缠身，但是他每天起床之后依然能找到令他感到快乐的事物。我能不能承受他的人生呢？我不敢说。”

在哈利发病之前，凯蒂经历过漫长且丰富多彩的人生。“我曾经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然后我就被拖进了精神疾病的世界里。这一路上我又踢又叫，拼命反抗，可是没有用。”凯蒂说。“现在我经常帮助其他精神病患者，为他们提供建议或者联系医生。我很肯定我的性格得到了锤炼。但是说句老实话，我还是更喜欢无忧无虑的生活。”她知道，哈利也因为自己对她的生活造成的影响而感到内疚，因此她一直在极力淡化这个问题。可是当我问她哈利占据了她多少时间与情感精力的时候，她的眼眶还是湿润了。她耸了耸肩，勉强挤出一个微笑。“一点都没剩下。一点都没剩下。”她的语气几乎有些歉疚。“这种事我说了也不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