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谁制造了人类史上的千古奇冤 -- hwd99

习近平警示：“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不会发展长久

一提起文化大革命，很多人会想到红卫兵的“破四旧”；一清算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很多公知精英就会拿对文物和文化的破坏说事。可真要看看改开35年对文物的破坏，那才惨不忍睹，那才怵目惊心。那不仅是破坏一个个珍贵文物，更是在毁灭一座座文化名城，在割断一座座城市的文脉。 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

一、对“文革”期间的文物保护要客观评估

92岁的中国文物界元老谢辰生，现为国家文物局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他在2013年10月23日接受《瞭望》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讲到对“文革”的破坏文物要客观评价，不要夸大其词。

1、“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并非想象那样大。文革之初，红卫兵破“四旧”，出现对文物的破坏，周总理力挽狂澜，对制止文物破坏起很大作用。1966年“造反派”刚一上街，周总理就立即下命令，调集一个营的军队来保护故宫，所以整个“文革”期间，故宫没受任何破坏。整个“文革”对文物的破坏，也不像许多人所想象那样大，当时国务院已经公布的180余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除西藏有一处被破坏外，其他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2、“文革”期间走私文物的现象几乎不复存在。文革期间，几乎就没有盗墓和走私文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文物走私和文物盗掘等犯罪活动，整个文物保护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

3、文革期间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取得重大成就。文革期间不仅主要文物单位都得到保护，更令世界瞩目的是，就在那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些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都发生在那个时期。

4、文革期间破“四旧”很多旧物件无文物价值。文革时破“四旧”，绝大多数的物品，都属民国时期的旧物件，大都没什么文物价值，几乎都没进入国家文物保护范围。而那些神龛、牌位的存在，却极大桎梏人们的精神。砸碎一些神龛佛像、祖宗牌位，就是砸碎精神枷锁的物质符号，砸封建宗法制度的图腾。而改开破缓和毁灭的文物，都是被明确标明和定级的文物，绝非是神龛瓦当之类。

二、中国文物最悲惨劫难始于上世纪90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开始变得复杂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文物最悲惨的时期”，比“文革”期间对文物的破坏还要严重，真真进入文物“浩劫”，而且，这种“浩劫”的破坏势头还在继续延续。

1、4.4万不可移动文物消失。根据最近一次的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我国已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共766722处，其中，17.77%保存状况较差，8.43%保存状况差，更有约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已被人为消失。

2、数十座文化名城名存实亡。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很多历史名城，已经徒有虚名。由于历史文化街区成片被拆除，一些历史名城根本就不复存在。据最新统计：中国120个历史文化名城中（截止至2013年），有将近20个没有历史文化街区，等同于20多座历史文化名城已名存实亡，将近一半的历史文化街区不合格，基本是假冒伪劣。

3、1670万件文物流失海外。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更为严重，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有统计，仅在47个国家的218家博物馆中，就有中国文物167万件。估计流失海外民间的中国文物，大概又是馆藏数量的10倍，那就是流失1670万件，其中，30年间，仅流入美国就达230万件。

三、改开与文革破坏文物之不同

将改开35年与文化大革命对文物的破坏相比，归纳起来有三个不同：

首先，持续的时间不同。文革”提出的“破四旧”、“立四新”与陈小鲁、贺鹏飞等高干子弟的“破四旧”、“立四新”根本不是一回事。虽然红卫兵“破四旧”等行为，给文物保护造成不小的伤害，但时间很短，很快，就几个月。因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都不赞成，特别是毛泽东很不高兴。才有康生、戚本禹等，特别是周恩来出面强力制止破坏文物。而改开对文物的破坏持续35年，而且，还在持续，还看不到止损点。

其次，破坏的性质不同。红卫兵“破四旧”中的一些举动，往往是学生无知的狂热举动，很多没收的文物都上缴了，后来也都返还了，很多砸碎的旧物件也并非文物。而改开对文物的破坏，既有犯罪分子有目的，甚至是广泛化、产业化、国际化的恶性犯罪活动；更有政府有组织的，公然违反文物保护法的犯罪行动。

再次，破坏的范围不同。红卫兵“破四旧”虽然破坏了一些文物，可同改开以来出现的掘墓、偷盗、走私了千万件文物，甚至毁灭一座座文化名城，根本没法相比。改开以来对文物破坏的范围极大，毁灭的更为严重！

四三、改开以来对文物大规模破坏的四种途径

改开以来对文物破坏如此严重，主要分四种途径进行。

一是盗墓走私空前严重。人们对金钱追逐欲望愈加强烈，加之，国家保护措施不力，于是沉渣泛起，偷盗、走私都出来了。尤其是1990年以来形成的盗墓风气，不要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见到，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这么严重的盗墓狂潮，几十年来，总计有20多万座古墓被盗。

“中国流失的文物，已形成国际化一条龙经营。从盗掘到走私，直至出现在国外交易市场，常常几天之内就可完成。”以海关5%的抽查率，有的海关一天就查出千余件走私文物。若以此类推，中国文物每年大约流失多少？而且，连古生物化石都不能幸免。2004年以来上海海关共查获古生物化石走私案件12宗，查扣各类走私古生物化石193件，其中二级古生物化石18件，其他禁止出境古生物化石175件。

中国政府依据有关国际法，不断向非法占有中国文物的国家提出索回文物的严正交涉，每年还拨数千万资金去海外回购流失的文物。一些实力雄厚的中国企业家和收藏家，也通过多种渠道斥巨资去海外买回本国文物，或捐献国家，或藏宝于民。可面对数量巨大的流失文物，这一切努力都是杯水车薪。毫不夸张地讲，现在中国文物保卫战的文化含义，绝不亚于一场抗日战争！

二是城市改造毁灭名城。自198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进入名单的城市已为118个。这标志着不再仅仅关注单栋的建筑物，而是扩展到对历史城市的整体保护。可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很多地方政府只图眼前利益，置文物保护法于脑后，骇人听闻的破坏文物，比盗窃文物的犯罪分子造成的后果还恶劣。

诸如，广州自1982年被公布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开始，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博弈一直未停。2009年7月，新河浦东山别墅区7栋小洋楼被拆除，曾引发轩然大波。2013年6月10日晚，仅靠一纸“缓拆令”保命的民国建筑金陵台、妙高台，一夜之间被开发商夷为平地；6月14日晚，萝岗区5座先秦古墓被地铁六号线施工方以钩机挖毁等等。

“名城”昆明的老宅典雅、简约、实用，用“万国建筑博物馆”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1994年起，昆明进入大规模的城市改造，随着武成路、金碧路、长春路、同仁街、金牛街等大批老街的改造，许多既有明清时期的“一颗印”、“走马转角楼”，北方的四合院、粤式的滴水檐楼，也有苏式的红砖或青砖群楼和欧美风格的精美别墅，这些凝聚着昆明历史文化精髓的老宅全都消失，有建筑颇有特色的小街巷彻底消失，“万国建筑博物馆”已不复存在。

上海的建业里本来是具有清水红砖、马头风火墙的江南民居风格的建筑群。2008年，这个市级建筑保护单位的改造工程启动后，它被打造成商用街区和海派文化的“新地标”，但里面却是以私家豪宅为主的楼盘、酒店式公寓以及商铺，失去了原来的味道。

诸如这样由土地经济和地方政府政绩观，导致的建设性破坏文物，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几乎在每座文化名城都有发生。仅2013年1月，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通知中，就对河北邯郸等8县、市因保护不力致使历史文化名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进行通报批评，这仅是通报一年的情况。

三是拆真文物造假古董。这是与建设性破坏不同的保护性破坏。在背后巨大经济效益驱使下，打着振兴、恢复的口号，实际上拆旧毁旧、拆旧建新、拆旧造假。

如，济南老火车站于1912年建成，曾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被二战后联邦德国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最值得一看的第一站，也是当时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建筑学教科书上的范例，更是济南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国保单位”的建筑。竟然在1992年被政府拆除了，一时引发全国舆论大哗，可你大哗有个屁用。后来火车站设计者费舍尔的孙女访华，或成为重建的间接导火索，从得知到决定重建不过匆匆几天。2012年，济南市正式确认重建济南老火车站，称将“原汁原味”地复建21年前拆掉的济南老火车站及行包房，可不管如何原汁原味，那也是赝品！

如，沈阳奉天纺纱厂旧址是不可移动文物，可不管舆论如何呼吁，政府就是不出面制止，任建筑开发商将其拆毁，后在各方压力下按原样修复重建，现存的早年建筑仅剩一座办公楼。这座办公楼为品字形仿欧式建筑，主体建筑为三层，中间上部另起钟楼一层，其上还悬挂着古老时钟。门窗全部为拱形，上面雕饰弧形窗套，小葫芦围墙，砖木结构，水泥瓦顶。可不管重建的这座楼多像，那也是假货赝品！

现在古镇古城重建成风，都不过是一些地方政府或开发商“拆了真文物，造了假古董”。据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吴必虎统计，我国有30多个城市正在或谋划进行古镇、古城修复或重建，而这所谓的保护性重建，都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以保护为名的破坏！

四是开发过度酿成一场场灾难。央视焦点访谈：河南郑州新郑新空港规划拆迁古村,3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即将在“生态之港”“时代之港”“枢纽之港”的梦想中灰飞烟灭。

除在开发中大面积毁灭不可移动文物外，因过度开发酿成的各种火焚、水淹等，更让大批文物毁于一旦。2014年1月11日凌晨，始建于唐朝，具有1300多年历史，具有“月光城”之称的云南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遭遇了火灾，整座古城核心区域焚烧殆尽，大批重要文物付之一炬。

京侗寨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北部地区最大的侗寨，曾是中国保持最完整的侗族村寨之一，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可2014年1月26日的一场火灾，就将全寨焚为平地！

2014年4月，丽江古城又遇火灾先； 7月，“凤凰”遭灭顶之灾，19.6万人受灾，近4000家被淹灾，桥梁倒塌……。

河北正定大火烧毁千年古城楼；贵州省铜仁市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600余年历史的古建筑川主宫，被烧得只剩残砖断瓦等等。

那么，探究一下这些造成这些巨大灾害的原因，哪一个能离开“人祸”？面对一场场如此惨痛的火灾，政府防备不足，消防不力，无疑是不可推卸的责任，独克宗古城发生火灾，消防栓不就虚设没水。而在经济利益的强烈驱使下，开发过“火”更难逃其咎。 2012年独克宗古城接待游客七百多万人，完成旅游业总收入70多亿元，全都两位数增长。而1990年独克宗还是个很小的镇，这次大火重灾区，就位于古城四方街的消防隐患重点——酒吧等娱乐场所。

至于贵州国保级文物川主宫，更不可思议的，被承包出去作茶楼赚钱，茶炉一把大火，将其毁于一旦。至于京侗寨被焚，不同样是因重旅游，轻保护。

而“凤凰落水”起因似乎是百年未遇洪水，可实际不是过度商业开发的人祸所致？仅拿吊脚楼来说，原来就13座，现有130多座。这些吊脚楼敢建在河道两边，业主不是这个处长，就是那个主任！吊脚楼越来越多，沱江不仅变窄，反成泄洪障碍。

改开以来，这种出卖祖宗，毁灭文物的追求发展，不包括在习近平痛批的“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这样的发展能对得起子孙？而类似这样饮鸩止渴的求发展，还有多少？还不需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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