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最近发迹于豆瓣的刘仲敬在国内有点火了 -- 孤山子

福利政治与宪法习惯的塑造

－刘仲敬

一、当代福利政治的历史路径

历史上，福利现象最常见的原因有两类。第一种是宗教和准宗教的考虑，第二种是政治共同体的身份标识。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当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五山僧侣将他们的福利机构转变为动员工具，自身形成当时当地重要政治势力的时候；二者的区别就不复存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将上述宗教团体作为政治共同体来分析。

从财政方面考虑，福利意味着额外的公共开支。这种开支只能有两种来源：政治共同体自身的公共收益或预支的公共收益，战利品或预支的战利品。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税是前者的典范，由英格兰王国的国民—纳税人向王国的居民—非纳税人支付。英格兰王国并非没有战利品；但战利品由战争的投资者、参战者和女王陛下分成，不构成福利的来源。罗马的面包与竞技、伊斯兰教徒的年金是后者的典范，由行省降虏和异教徒臣民向罗马公民、信士团体支付。

在这两种模式中，福利都是政治德性的支付劵。在前一种模式中，拥有四十海德以上的产业或有能力缴纳济贫税，是国民或有产者的必要条件。只有国民才能享有下议院的代表权，支付福利开支是证明国民资格的硬指标。这时，享受福利就是政治德性的丧失、耻辱的污点。在后一种模式中，福利是征服者团体的认同培养学校，贡赋是顺民的阶级标识。

西欧等级君主制的宪法习惯要求贵族承担军事责任和政权，有产者承担财政责任和财权。济贫税的主要意义不是经济上的穷困，而是穷人不在政治共同体边界内的事实。“不出代议士就不纳税”对应以等级为基础的混合政体，在其他历史背景下是没有意义的。有产者剥夺了贵族的政治责任，却不能回避军事责任的必要性。于是，全民军队早晚会成为立宪政体的逻辑终点。全民军队与有产者—纳税人议会共存，无异于某种生物既有翅膀、又有前腿。这种畸胎学标本自然无法稳定；不是职业军队重新取代全民军队，就是普选制取代有产者选举制。既然国际战争的正反馈排除了前一种可能性，全民议会就注定要终结混合政体。

福利消费者与福利供应者同时进入选民团，立刻改变了福利的宪法意义。福利消费过去类似乞丐行为，是政治无产者的耻辱；现在类似退伍军人终生俸禄，是公民—战士的荣誉。福利全民化迅速开启了扩张型财政，将税收推到混合政体视为骇人听闻的水准。在丘吉尔的保守党政府领导下，遗产税冲到97.5%的高度。没错，是保守党。不是工党，不是布尔什维克党。

历史模式大多受制于路径依赖。基本路径一旦形成，经过长时段的预期—反馈，就会日益自我强化。后期的修改不大可能推翻前期的构架，就象鲸不能重新变肺为鳃。因此，即使撒切尔和里根的保守主义革命也没有减少政府开支，只是放慢了政府开支增长的速度。现在欧洲的财政危机和经济问题大多可以直接或间接追溯到宪法习惯的改变，他们仅有的选择就是：在大众民主和财政扩张的基本构架下，寻找新的宪制平衡点。无论他们成功还是失败，采取的模式有什么特征；这次正在进行时的宪制危机将会改变已知文明世界的面貌，其重要程度超过1914年大战爆发以来的任何历史事件。

罗马人和穆斯林的帝国面临两难选择。他们从政治上考虑，有必要促进臣民的同质化，不断扩大统治基础；从经济上考虑，应该保留尽可能多的纳税人。阿拉伯征服者来到亚历山大、西班牙各地，都要特别报告犹太人的户口，因为只有他们才不会改变信仰、瓦解征服者的税收基础。伍麦叶王朝以阿拉伯穆斯林汲取基督徒顺民为统治原则；随着大多数顺民改信伊斯兰教，帝国的政治和财政结构都面临再造的危机。非阿拉伯的新穆斯林通过阿拔斯王朝实现了更加平等主义、更少贵族色彩的专制主义。于是，一视同仁的土地税和商业税迅速上升。穆斯林的福利日益退化为宗教慈善开支，日益依赖私人基金，不再为帝国财政当局重视。在罗马帝国，公民权的普及是由存心聚敛的平等主义暴君实现的。财政平等化和政治东方化互为表里。尽管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城的福利惯例仍然保留；但随着税收和通货膨胀的普遍上升，所占比例越来越微不足道。

晚期帝制中国的财政结构是一个同心圆：宗室在圆心，开国军功集团在中层，士大夫在外层。三个集团以不同比例消费良民的贡赋。前两个集团依靠生物学方式增殖，同时顺民不断进入士大夫集团。随着食税集团的膨胀，王朝日益接近尾声。原则上良民都可以加入士大夫集团，天下太平意味着这种进程不可逆。因此，这种政体实际上比身份等级固定的封建制更有自我毁灭性。

“打天下”和“金榜题名”是草根群众唯一认可的合法性源泉。这两种方式都体现能力和机运的选择；失败者只能抱怨有才无运，却不能对游戏规则的公正性提出任何质疑。因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文武两道的体现才是中国真正的宪法习惯，具有高度的内在稳定性。这种宪法可以接受一个有能力的僭主，但不能容忍一个无能力的虚君。最重要的是：平等是中国不成文宪法的灵魂。西欧混合政体以各等级共治为原则，以等级差异为基础；当然跟中国群众的政治习惯格格不入。混合政体演化产生的大众民主—官僚国家却非常符合科举士大夫的习惯性期待，在群众中也具有天然亲和力。然而，模仿大众民主制的根本困难在于：一条鱼如果不是由陆生动物进化而来，就不大可能把鳃改造成肺。西欧大众民主制能够运作，主要归功于混合政体的历史遗产。这些遗产是中国模仿者不可能具备的，封建性更强的日本反而更具亲和力。

没落王朝无法转化为虚君，乡绅和商人无法维系民国。其实，这两者才是近代英美两国行宪的正统路径。无论是由于传统政治习惯冥冥中的裁决，还是由于远东国际博弈的阴差阳错；“天命”落在一组“打天下”的革命政党身上。这些武装集团当然有不同于帝王的期许，但草根群众对“打天下”的期待仍然是他们服从政党的最可靠基础。其实，即使在帝制时代，首领与军师真正的动员力量也不是古圣先贤的理论，而是平话、杂剧口耳相传的“打天下”期待。而且，“金榜题名”的“坐天下”期待顽强地跟在“打天下”期待后面。这一次没有疑问，革命理论和国际因素都跟这种期待背道而驰；但中国社会本身的习惯不断索取某种士大夫—官僚统治的修正版，只要看到稍有形似的前景就会跃跃欲试。

二、列宁主义先锋队与开国军功集团

当代中国政治习惯最大的秘密就在于：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群众革命模式暗合传统中国的开国英雄—良民打天下模式。先锋队政党将草根群众视为可以塑造的原材料，给予系统的重组；中国草根社会也将原属外来的政党视为有待训练的帝王将相。东欧各国社会将这些政党当作外来异物，无情地排斥；而中国社会缺少同类的现象。于是，革命政党改造中国社会的工程就陷入先在的悖论。如果不能或不肯摧毁这个社会的政治习惯，改造就会失败。如果当真摧毁了这种政治习惯，很有可能就破坏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于是，以党—军—国企为核心、以公教人员和其他食税集团为外围的财政结构迅速建立起来。草根群众一如既往地扮演了贡赋提供者的角色。在这方面，“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三十年”保持了良好的连续性。从欧洲政治传统的角度看，中国没有他们所谓的社会福利，只有古已有之的亚细亚式贡赋分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剥夺农村建设城市）的超经济剥削政策在西欧政治模式和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实属离经叛道，在苏联和东欧党内引起了极大的反感，一再被人称为亚细亚式野蛮行为。中国推行类似的政策，党内和体制内反对者的意见却大多来自王道仁政论的某种修正版。

斯大林主义结束后，东欧各国普遍推行农村津贴和农民退休制。早在柏林墙倒塌以前，东欧社会就已经具备了西欧福利国家的某些特征。欧洲统一意味着东欧国家全面复制西欧福利社会，同时发动针对前苏联代理人的社会性围剿。而中国在毛主义结束后，却退回到小农家庭分散生产的古老模式。结果，列宁主义的头颅通过官僚体系的身躯站立在小农散沙社会的脚上。基层组织主要因为熟悉的官僚体系、皇权崇拜和帝国想象才能维系服从的习惯；基层直接接触异质的头颅，就会引起这个体系的严重排异反应。历史上跟这种体系最接近的政权莫过于托勒密王朝治下的埃及；基层实施埃及传统的吏治国家，上层保存希腊殖民文化的修正版。这个政权的财政收入部分依靠国际贸易，部分依靠国内生活必需品的官营垄断贸易。由于国内消费者的散沙地位，托勒密政权的汲取能力远远超过希腊罗马式城邦国家。

我们从东西方世界的历史路径就可以看出：财政—福利问题骨子里仍然是宪制结构或政治习惯的问题。中国式社会对福利的需求度和接受度很低（传统仁政论要求低贡赋、而非高福利，但只有极其缺乏历史感的人才会认为这是某种自由资本主义伦理），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福利政治的两种基础：各等级共治的西欧封建，公民—战士政治共同体。中国社会难以难以承认虚君，原因在于：西欧封建君主的权威来自阶级地位，而不是个人的作为；中国皇帝的权力来自夺权和施政的能力，任何人都可以当皇帝。中国社会难以接受福利，原因在于：福利的供给和接受取决于阶级地位，而不是个人的作为；贡赋的缴纳和享受取决于功勋，任何人都可以打天下坐天下。斟酌福利问题，需要良好的宪制理解力；而中国的阶级和政治边界模糊不清，心中只有道德人、没有政治人。中国人的政治习惯是平等主义，热爱金榜题名、敌视八旗子弟。非庸酬、非寄生、非慈善的福利政治——作为权利政治产物的福利社会，在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说：没有经过代议制实现普选制，能否将散沙群众改造为具备充分政治德性的公民？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任何财政转移支付最终都将变形为某种贡赋分配体系。

三、财政与宪制共同演化的路径

我们仅仅依赖英国人所谓的“健全常识”就可以看出：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当代中国，都不具备直接建成西欧式福利社会的基本条件。不过，任何财政和分配体系的变革都会产生长远的宪制性影响，完全可能因细微的差异改变遥远未来的历史路径。预见和判断这种问题，肯定是极不谨慎的做法。不过，分析和讨论这种问题，却颇有启发性和参考性。

任何财政体制都有向下刚性：只要确定了某种财政开支；即使今后财政紧张，另行开源都比恢复原状更容易。回顾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十四世纪以前的法兰西跟英格兰没有明显区别，直到财政署为中央集权提供了一个凝结核。绝对主义国家向珍珠一样，随着每一次战争和财政压力不断积累扩张。鲍德温和麦克唐纳的福利政策只是针对普选制新形势的临时竞选策略，却开启了牺牲帝国利益、支付国内福利的路径依赖；直到联合舰队直取新加坡，依靠威望遗产维持的大英帝国再也无法恢复。丘吉尔的遗产税原本是应对战争的救急措施；战后却无法恢复原状，最终毁灭了英国国运所系的贵族阶级。公共政策的选择一向是诸神才能胜任的可怕任务；在大多数历史关头，当事人的选择都收获了事与愿违的后果。

中国目前的财政形势是：从长江口到珠江口的狭窄地带构成仅有的盈余区。整个内地，尤其是危机四伏的内亚边区，构成宽阔的赤字区。中央财政有大笔盈余，地方负债累累；越接近基层，财政形势越恶劣。由于官制和预算体系的极度混乱，统计数据仅有参考作用。例如，所有层级都有大量的统计外开支。有些涉及军事和安全项目，有些是代替地方政府完成增长任务的各种投资公司。更多的开支无法解释，至少现在无法解释。

在这种格局下，福利（其实称之为分利机会更恰当）还不如福利的支付渠道重要。如果福利设计改变了食税集团和纳税集团的相对地位，实际上就具备宪制革命的激进意义。如果福利设计改变了食税集团内部的啄击顺序，实际上就改变了政治共同体的边界条件。任何一种设计，都会将种子投向未来。这些种子开辟的路径，至多只能合理想象。

首先，在漫长而危险的内亚边区，基层政府无力支付任何福利开支。他们在大多数时间内无力付清自己的人头费，只能不断索取更上级政府的支援，而这些上级政府也只能索取中央的转移支付。任何纸面上的福利开支都不外乎将早已存在的延期支付进一步扩大而已。同时，沿边各部族和镇边准军事集团一直在领取军事绥靖性质的津贴。这些开销和军公教人员的消费大大抬高了当地市场价格，使得不到津贴的当地居民遭受净损失。由于边区物产并不丰富、实业技术并不发达；镇边津贴冲击市场，导致昂贵的娱乐业畸形繁荣，为毒品消费和有组织犯罪提供了温床。武装走私的流水线一旦成熟，就完全有能力投靠其他资金充足的地下事业，包括恐怖组织。

如果更多福利沿着镇边津贴的渠道流入，势必到处播下冲突的种子。实际上，唯一能稳定内亚局势的福利模式就是：由中央政府普遍发放大额福利，其数量足以使镇边津贴降至微不足道的比例。只有这种福利才能扭转当地社会生态割裂和暴力常态化的危险趋势，地方各分利集团不断索取的种种转移支付多半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人口众多的内地，各级地方政府无不亏空。通常，建设最积极、成绩最好的地方亏空最大、负债最多；但举债能力颇强，有能力为福利而进一步举债。贫困而失败的地方亏空相对较小，但举债能力同样较小。福利开支在多大程度上由地方财政负担，会直接影响各地以后的发展。由于各地负责官员都是短期在位的流动人员，不难推测最坏的两种选择。

其一，在有政治影响的要害城市，地方政府将加大赤字财政的步伐。目前的建设事业、就业增加和福利建设会构成他们亟需的政治资本，债务危机将留给继承者。而且，他们也预见到：中央政府不敢冒要害地方社会动荡的风险；更大的债务危机实际上可以为本地争取到更多的善后性转移支付。毕竟，国有银行系统用类似方法，每隔几年就迫使国库出钱善后，早已众所周知。这种政治分利的实质是：分利集团位于政治体系内圈，可以将政治势能转化为财政利益。

其二，在层级低而声音小的大部分地区，地方政府处于替罪羊的位置。福利政治的决策和美誉事先注定归于中央或上级，无力筹款落实政策的他们只能承担来自上下两方面的责难。这时，他们的合理选择应该是：放弃争取政治资本的想法，把新福利政策变成自己扩大寻租的机会。恶人已经做定，不如借机博取实惠；否则妄做恶人，岂不两头落空？这种选择的前提是：在基层或失败地区任职，已经是官场失败的铁证。如果某人有奥援、有高学历、有良好政绩或出众能力，就不大可能落到这种地方任职。一支胜利的嫡系部队不大可能用立功受奖的美好前程换取偷鸡摸狗的眼前利益；但一支经常欠饷、升迁无望的杂牌军很可能形同土匪。在穷困潦倒的基层和偏远地区，仅仅福利机构提供的就业机会和承包机会就能培养出强有力的恩荫动员体系。这种路径的实质就是近代史学者非常熟悉的基层政权内卷化；在中央集权体制向上、向内倾斜、遗弃基层、外围的基本格局下，应该发生的事情迟早会发生。

最后，在财政丰盈的沿海地区，任何扩大地方财政的作用的政策都将对他们有利。即使增加的财政开支完全由地方负责；仅仅开支增加的事实就能加强他们在预算斗争中的地位。当地较高的生活水平将使他们的福利比内地的薪酬更有吸引力，在当地人和内地人之间培养某种类似法国人和穆斯林移民的关系，唤醒当地社会“肥水少落外人田”的共同体意识。地方性纳税集团和中央集权食税集团如何塑造利益共识，存在多种可能的选择。

简而言之，只要福利政策由中央制定、部分或全部开销由地方支付、支付方式打破“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食税集团边界；就可能产生以下的后果：地方性竞争的经济建设（“后三十年”的实质）演变为竞争政治势能的斗争，野心过大者或失败者随时可能将财政斗争转化为权力斗争。即使这种企图遭到制裁；庸酬和平衡的需要也会造就另一批（与之敌对的）实力集团，正如打击淮军系统的唯一选择就是扶植老湘军系统。雄藩抬头的前景实难避免，某一集团利用福利政治的地方性和群众性进行政治动员的可能性急剧上升。谢绝群众干政的“后三十年”共识岌岌可危。仅此一点；福利政治即使尚未构成宪制革命，至少已经创造了未来宪制革命的潜在条件。在参与者过多、手腕不够老练、预期和现实脱节的情况下，争取福利政治红利的感情炼金术就会变得非常诡异。假定群众一定会感谢更多的分红、有能力准确判断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实在是缺乏良好历史感的证明。

四、世界体系与国内体系

庚子已降，中国国内的宪制演化就从属于世界体系的演变。中国历史研究者强烈地希望掩盖这种不够体面的事实，以致严重损害了他们的解释能力和参考价值。从世界体系的角度看，《辛丑条约》确定了条约体系在远东的统治。条约体系不仅是一系列利益安排，还确定了列强对中国的宪法仲裁权。晚清的立宪君主国改革和早期民国的立宪共和国实验都是在国内体系中落实世界体系的努力。

这些努力的样板是明治日本。后者自《神奈川条约》以后，就陷类似的条约体系当中。日本通过一系列内外改革，在1911年（多么富于象征性的年份！）最终完成了修约进程，加入了国际体系。这些努力包括：建立西欧式民族君主国的内政改革，这是废除治外法权的先决条件；通过日俄战争和八国联军，证明自己维护西欧游戏规则的诚意。

在中国方面，清政府和民初政府的底线是：至少在北京公使团面前，必须维持一个近代国家的体面。没落王朝气数已尽；根据中国传统政治的宪法习惯，理应代之以群雄逐鹿的五代十国状态。然而，条约体系的存在使他们不能这样做。任何忤逆东交民巷和各国银行团的权力集团都会迅速在内战中失败。胜利者想组织国际社会承认的新政府，必须遵守立宪政体和国会权力的表面文章。修改条约体系的代价是：首先要为条约体系服务。段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列强干涉苏俄的行动，实际上就是日本参加八国联军的对应物。华盛顿会议收回的部分利权，就是中国获得的奖品。

如果欧洲列强能维持维也纳体系的长期和平，很难想象中国国内的任何集团有能力冲破条约体系。然而，凡尔赛体系不能跟维也纳体系相比。它排斥、歧视了德、俄两大国，却又无力长期压制它们。条约维护者精疲力竭，条约破坏者跃跃欲试。条约体系从最薄弱环节开始破裂。列宁的理论——让中国保持炽热——体现条约破坏者的国际战略眼光。国民革命的后果是国内法统（五族共和、联省民国）的中断和针对条约体系的革命外交。满蒙危机是前者的后果，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件是后者的结果。

日本在战争后期更加严重地践踏了条约体系，受到更可怕的惩罚；因而掩盖了一个事实：从南京事件、济南事件到里顿调查团，国民革命军是主要的条约破坏者。反帝是国民政府的主要合法性依据，是训政党国取代国会法统的主要理据；因而他们很难放弃激进政策而不危及自身。日本若能始终坚持条约维护者的立场，原本可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国民政府。毕竟，在中东路事件当中，最同情中国、相当敌视苏联的美国政府都认为中国才是条约破坏者。对日本来说很不幸，暴乱的军人不具备币原的国际远见，在比赛中途殴打裁判，注定了自己的毁灭。

日本以自己的失败掩盖了中国的失败，使国民政府获得了虚荣、忘记了自己的弱点。抗战至少从两方面注定了国民政府的毁灭。

在现实政治层面上，抗战将东北（中国大部分重工业）送进政敌手中，剥夺了国民政府在国内的物质优势。日俄争夺东亚，列强居间仲裁的格局一变为：日本留下权力真空，列强自顾欧洲不暇，苏联居于绝对优势。国际权力政治的冷酷法则告诉我们：游戏规则总是对弱者不利，但游戏规则的破坏总是对弱者更加不利。如果你是中等人；就推翻游戏规则，指望取代强者。如果你是弱者；就忠于游戏规则和强者，以免受到更大伤害。如果弱者误以为平等（推翻游戏规则）是为自己准备的，就不要指望诸神的怜悯。

在宪法原则层面上，中国之命运存在两种选择：或者，在不推翻国内社会生态的情况下，效仿内生现代化国家的先例，从农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从东南沿海推向内地。这种模式需要几代人的和平发展。或者，推翻国内秩序，籍以集中一切社会资源，集中发展军事力量和相应的重工业。这种模式可以在一代人时间内缔造军事强国，同时要付出惨重代价，留下长远的后患。显然，国民政府追求的目的不可能不可能用它采取的手段实现。国内渐进路线需要国际协调政策的配合，由尊重条约体系的北洋政府执行显然更合适。革命外交破坏条约体系，就需要激进的国内政策速成军事—重工业体系才能避免自我毁灭。无论国民政府的主观意图如何，它事实上选择了战争与速成的路线，也就确定了路线的终点：中国应该交给更擅长执行这种路线的政治力量。

“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三十年”的实质区别在于：中国从条约破坏者一方转入条约维护者一方，得以享受和平红利、部分实现渐进发展路线。苏联解体破坏了中国左右逢源的机会，本来可能导致中国再度退出国际体系；但反恐战争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继续维护体系的机会，目前的改革红利其实是体系红利的一部分。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中国的财政命脉仰仗狭窄的东南沿海地带，后者又仰仗国际贸易体系；而国际贸易体系离不开美国海军的帝国权力。无论是福利开支还是其他任何开支，中国能够指望的岁入没有其他来源。如果中国忽视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保持协调的重要性，就不可能做出明智的选择。

五、路径选择与路径依赖

福利政治的历史后果和宪制后果不仅取决于福利本身，而且取决于当时国际体系与国内体系的相互作用。技术上相同的福利政策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宪制背景下，会产生大相径庭的远期后果。

在同质化程度很高、财政体系健全、军事竞争压力很大的民族国家，由中央政府施行跨地区、跨阶级的普遍国民福利，最有可能产生以下结果：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地方主义和自由主义没落。福利体系与总体战体系重合，构成人类已知历史上最迅速高效的富国强兵捷径。一战前和一战中的德国符合这种模式，苏联和希特勒德国对此多有借鉴。最重要的是，从英美战时政策和战后福利的发展看，即使在立宪君主制和自由主义的强有力制约下，这种模式仍然构成国难时期的不二选择。在条约维护者一方，这种结合能使希腊式文化邦国转化为罗马式军事帝国。在条约破坏者一方，这种结合使它不再有机会避免自杀性总体战。

在同质化程度很低、财政体系不健全、安全处境并不恶劣的超民族大国，由地方和中央同时施行地区性、族群性的特殊福利，最有可能产生以下结果：福利边界唤醒和强化族群意识。地方性政治瓦解全国性政治，使后者沦为一系列地方性机会主义联盟的短暂统治。中央政府缺乏安全任务，就失去了凝固国民认同的一大力量；因此没有力量跟地方性政治正面冲突。福利政治的差异性进一步促进各地发展的不平衡，使这样的国家变成某种宪制实验室。在这里，有最大的创新可能性。福利政治是实验的一部分。印度、巴西属于这样的类型。

在同质化程度很低、财政体系不健全、安全处境极其恶劣的超民族大国，由地方和中央同时施行地区性、族群性的特殊福利，最有可能产生以下结果：地方性政治与地方福利政治共同演化和强化，使国家主义动员体系与普遍福利政治感受到死亡恐惧。在报复性的宪法斗争中，各方相继开启群众动员的武器、寻找理念或利益相近的国际盟友。每一方都有能力阻断其他各方的路径，却无法防止自己的路径遭到其他各方阻断。在人人都是输家的冲突中，宪制完全解体。新成立的政治共同体不具备自成局面的能力或野心，结果导致条约体系以某种修正版恢复。国际体系向维也纳会议—柏林会议奠定的格局回归。不用说，这是苏联、南斯拉夫的历史命运。

必须强调：中国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模式。如前所述，当代中国的历史路径、国内宪制和国际地位极其特殊，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所谓没有先例，可以理解为：成就没有先例；但同样可以理解为：危险程度没有先例。福利政治的分化作用可能为内战和解体准备条件。福利政治的强化作用可能为国际对抗和解体锁定道路。拒绝福利，势必导致财富盈余更多地投入军事和政府项目；同样会增加内部的分化和压力，可能为内外冲突的结合提供燃料。当然，负面效果相互抵销、正面效果相互叠加的可喜前景从来没有消失。这一切都要取决于：在国际体系和国内体系的不断演化和相互干预过程中，在转瞬即逝的机会窗口表现属于诸神的智慧；但时刻不要忘记，诸神对自我定位错误的凡人多么残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