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127）：庖丁眼前的牛 -- 本嘉明

(一)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在“亚洲电视”（14年10月19日）英文节目《时事纵横》中称，一直以来都有外来势力介入香港事务，本次并非唯一一次。

香港电台（RTHK）10月17日报道，香港警察在当天清晨展开行动，清理“占中”示威者在道路上设置的障碍。香港警察高级警司关翠贞出面向新闻媒体进行消息简报。在场的媒体记者发现，在香港回归17年之后，这位高级警司竟然佩戴着港英殖民统治时期“香港皇家警察”的皇冠帽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警察的紫荆花帽徽。

在当天稍后再与媒体见面时，关翠贞换回了特区警察的紫荆花帽徽，并表示赞赏新闻媒体的观察能力，还表示这是个人疏忽，与警队形象无关。问题是香港回归17年了，17年前小关菇凉还是低级警员，哪里可能有高级警司的帽徽？

这两条消息，直指一个问题:今天的香港，还有没有“英美租界”？

有形的租界是没有，无形的租界是有的。我们今天就讲讲这个。

(二)

无形租界，在香港社会的各个角落，到处存在（这个”到处存在，阴魂不散”，一半功劳要归于中共），其中“公检法”是重灾区。但在“公检法”里，多数单位，今天好歹是亲中和亲英各占一半，谁也吃不掉谁。唯独有个重要部门，是完全亲英，走资派------特首办加上中联办，还对它无能为力。

这个部门，就是大名鼎鼎的“廉政公署”（ICAC）。

这个话，要说得远一点了。

港英时代，是“党管一切”，这个党，就是“英殖民党”，港督就是派到香港的市委书记，布政司（今天的政务司司长）就是市长。英国在港有驻军，但为了避免刺激中国大陆，英军比较低调，尽量不出动。所以香港警队，是被当作“准陆军”使用的，就是将“香港警察”从一支单纯执法力量，暗暗转变为一盘混合有武警的大杂烩，部分单位配有长枪。这样既可以应对香港各类复杂的情势，又不至于因为动用英军而授中共以干涉的口实。因此“香港皇家警察”的着装是英国式热带猎装，配色是军队风格的绿色。

“香港警察”横向分为正规警队和“辅助警察”（等于内地的城管，协警）两大部分；纵向则分为纪律部队和文职人员。纪律部队包括警队，辅警，民众安全服务队（联防队），政府飞行服务队（这个我们在“小飞机”里介绍过），海关单位------这些单位穿制服，往往配武器，因此纪律约束强。

其中正规警队，分为“机动部队”（绰号“蓝帽子”，即武警），地方分局，水警等。其中“机动队”选人严，装备猛，训练强，地位高；这次应付“占中”，机动队至少动用了2/3的兵力。

正规警队的官衔，分为三层：宪委级，督察级，员佐级。

宪委级：警务处长（警队一哥），就是香港市的政法委书记兼市局局长；下面有副处长，资深处长助理，处长助理。总警司（公安分局长），高级警司（分局内领导），警司。

督察级：就是各警局里的基层干部，有总督察，高级督察，督察，见习督察。

员佐级：警署警长，警长，资深警员，警员。

1960年代的香港，无官不墨；尤其是警界，完全沦陷，索贿贪污，犹如吃饭拉屎一样正常。这里面，有周恩来的功劳。全国解放后，由于向苏联一边倒，西方封锁新中国，香港在经济上和情报战上，成为中外交换的“交易所”；在外交上，则是”中国攥住英国尾巴”的唯一方法。所以，在新中国主管经济，外交，情报（统一战线）这三个山头的周恩来，对港英呵护备至。在这个“交易所”里，中国用苏东阵营和中国自己的情报，交换来美国和西方阵营的情报。而中国和英国因为有强大的情报能力，在各自的阵营里又能拔高地位，何乐而不为？

由于中英G2共治香港，马任跑，舞任跳，自港督以下，为什么不贪污？没有大陆的支持，备受欺压的普通香港市民，敢于还以颜色吗？

1966年WG开始，大陆基层人民为理想化的社会远景所激励，开始造反有理。中央WG小组在掀开总理黑路线的盖子后，在香港鼓励左派造反，是为“67反英抗暴”。“67反英抗暴”不是单纯的左倾盲动，当时香港社会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普通市民虽然不一定赞成推翻港英，但打一打无法无天的乌鸦公务员，还是拍手称快的。如果没有“67反英抗暴”，港英沿续旧的执政方式，那么97前的香港，也就是一个富裕点的印度或者菲律宾。

正是“67反英抗暴”，迫使英国意识到，大陆不总是由周恩来大保姆来罩着香港的，万一5年后因为北京的内斗，再来一哈抗暴，英国在香港的腐败统治说不定就完了。于是麦理浩就任港督，麦书记原来是驻丹麦的外交官，他觉得不能把同样是小国寡民的香港建设成“小丹麦”，那简直就是英国的耻辱。头两年，他耐心地“清污”，把驻香港的央企，如汇丰银行等，捋了一遍，把其中贪污厉害的八旗子弟请出了香港（但是一个都没有法办）。经济基础打好后，班子达成共识“不改革肯定是等死，改革说不定不算找死”。这时候，机会来了。

警队有6个以上的总警司。当时有个总警司叫Peter Godber(葛柏)，原来是英国警察，1953年调来香港，最后官至总警司。1971年，警方的内部纪委就开始调查葛柏，怀疑他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子拖到1973年6月，开始约谈葛柏，说明一周后再讲不清楚就双规。结果葛柏不那么绅士，4天后逃回英国。消息一出，民怨极大，香港市民上街游行，要求彻查真相，捉回葛柏。

理浩书记为平息民怨，命令市法院高级副按察司（司长）百里渠爵士（Blairkerr）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在警方以外彻查。1975年，葛柏终于被引渡回港受审，最后不过是判入狱4年，确认的2.5万港元贿款充公（葛柏受贿至少有360万港元，但其他的均无人证，按英国法律“宁纵勿枉”的原则，不予考虑）。服刑期满后，葛柏隐居西班牙，他其余的贿款仍没有收缴。

葛柏案在审理期间，1974年2月，廉政公署成立。“廉署”独立于任何当局机关之外，只对港督负责。要想成立这个机关，必须有两个中央部门批准。

第一个，是香港警队的上级指导部门，英国的苏格兰场（英国警察总部）。苏格兰场不愿意，因为这个新部门摆明了是“调戏警队”，来搞四清运动的。

另一个，是军情五处。在香港警队里，本来就有个“政治部（Special Branch,SB）”，于1934年成立，受英国军情五处指挥，主要是收集情报和反间谍(该部门行政级别极高，计有6名宪委级坐镇）。政治部最盛时有1200人，最后于1995年(香港回归前夕)解散。既”生瑜”，五处当然也应该是不想“生亮”的，但五处那个老太婆，就是电影里管着詹士邦的那个，正好到了更年期，不知怎么就想到，以恩来同志的神通，在一直与大陆勾兑的“政治部”里策反几个，应该不是难事。建立一个完全跟警队绝缘的黑箱机构，那么万一警队被周氏木马病毒爆掉，至少还有个“移动硬盘”没有烧掉。于是五处突然就画圈同意，把苏格兰场闪得不轻。

但五处不是吃素的，同意的条件是：这个机构不是对港督负责，而是对港督府负责。事实上，港督府（麦办），是由五处控制的。

廉署有三个处，以今天的规模计，1300人里，执行处就有900人，是廉署的主体。廉署设一名廉政专员，一名副专员。这名副专员只负责领导执行处。

廉署的首任专员是Jack Cater（姬达，任期为1974—1978，他于1973年即获委任，但廉署于74年成立，因此从74年算起），二战中是飞行员，1946年从驻港英军中退役，转入港英当公务员，去廉署前是香港民政司（司长）。他实际是军情五处的人。

首任副专员，是John Prendergast（彭定国，1974—1977），著名的英国情报官，属军情五处，长期在巴勒斯坦，肯尼亚，塞浦路斯，香港等英国殖民地担任情报首长，被称为“真实版詹士邦”。1960到66年出任香港警队“政治部”的实际首长，负责防范中共渗透整个警队，61年破获“曾昭科案”，把中国潜伏在香港警方的最高级的间谍逮捕驱逐。67年，彭定国彻底退休，在马耳他岛买了葡萄园安度晚年。73年，麦书记通过军情五处的老领导，要求彭定国再为英国的利益，贡献一把。彭定国于是回到香港，为示隆重，麦书记亲自登门，顾茅庐而拜将。彭定国答应复出的条件，是把他原来在政治部的旧拍档，夏烈（Gerald Harknett），调来当执行处副处长。后来彭退休后，夏烈接班。

于是三大特务头子碰头。这3人很清楚，廉署的首仗，就是清洗警队，断人财路，势必要与警队对立。廉署刚成立时，他们三人从警队的老部下里，招收了自己信任的纪律部队180人，文职40余人；另外从英国本土，和英国殖民地（世界特工之都）塞浦路斯招收了大批警官和特工。整个廉署的软件硬件设计，照搬政治部，极为强调“反渗透”。95年政治部解散时，相当部分的干将，悄悄归并到廉署，潜伏了下来。

回归后，董建华在任7年余，只去过廉署一次，视察40分钟，算是“宣示主权”，礼毕打道回府。特区政府派去的廉政专员，平均只能待1年左右，因为廉署老吏根本不让你插手业务。

廉署只是用特务手段反腐败，那就算了。问题是，回归后，廉署堂而皇之地扶持民主派，打压亲北京的建制派，特首也无可奈何。这就说到“程介南公关公司案”和”涂谨申汇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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