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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在兔吧发了个帖子,顺便也发这里。文革的一点牢骚 --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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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有一点不明,有2点商榷

你说的很好,对我很有启发,不过还是有不明,有想商榷的地方。

劳动者与爱国者,是人民的主体,劳动者就是财富创造的阶层,爱国者主要是财富转移有利于财富创造的阶层。

上面这段话不是很明白。有利于财富创造的阶层指的是哪个阶层?

要商榷的是两点,一个是公平与发展的问题,一个是调整周期率的主动与被动问题。

改开后,有句话很流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句话从字面上看没啥太大的问题,但配合其他宣传可以看出,改开后的主流认为,公平会影响效率,社会主义会影响效率。所以才会有你如下的说法: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公有制,配给制,这只能解决社会保障的问题,却不能解决发展的问题,苏联的崩溃,社会主义国家的困境,就说明这一点。

社会主义是不是不能解决发展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这么理解。对于这样的“定论”,如果有一个反例,则不再成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发展,应该算是反例了吧?何况苏联经济发展也不错,虽然不均衡。

当然,前30年也有轻重工业以及工业与农业的矛盾等等,不过这些应该被视为冷战时期(以及对百年耻辱)的必然对策,不能因此认为社会主义必然不重视轻工业。43方案的成果,无疑对农业(化肥)和轻工业(化纤)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虽然它们起作用主要是在毛去世后。

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我认为社会主义一定比资本主义更能发展,我的回答是不知道。社会主义其实是个非常新的事物,虽然以人的生命衡量,它似乎有点老。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其实非常初级。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其实并没有完全形成,在社会主义公平下怎么发展经济的问题,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从前30年的功过来看,中国社会主义(或者说毛派社会主义),在我看来有3个问题:

一个是造币的问题,当时的货币发行机制有点问题,国民经济经常处于缺血(造币不足)的状态。货币稳定是优点,但某些时候,也可能隐藏了某些问题。当然,这个和当时企业间的结算制度可能也有关。

第二个是计划的寒热交际问题。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虚报瞒报(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最严重),同时可能也因为那时技术不够先进,信息交流障碍较多。对于第二个问题,网络信息化也许是个解决之道。另外,计划的寒热交际问题,其实不仅存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在其他体制的国家以及所有企业都存在。这个不能视为社会主义独有的问题,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

第三个问题就是激励制度问题。毛泽东时代的激励制度,不是物化的,或者说,不全是物化的。而现在大家心目中有效的激励制度,都是物化的。

那么就有个问题了,是不是人类只能用物质(包括金钱)来达到激励的目的呢?是不是物质差异越大,激励的效果就越好呢?

说真的,我不知道。共产主义者首先必须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脱开物质光讲意识形态激励,是唯心的,不正确的;但光讲物质,不讲精神作用,也不是辩证的了。

举个例子吧。我母亲在文革后期参与了43方案的实施,是某个配套工程的主要设计者。我有记忆后,就记得母亲几乎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先进工作者有什么奖品呢?有时是毛巾,有时是搪瓷缸。搪瓷缸底,一般都有次品或者二等品的标识(呵呵)。也就是说,这个奖品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精神上的。但我母亲依然在乎这个荣誉,甚至,这个荣誉每年大家也都是要争一下的。

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激励不一定需要大量的金钱。好吧,其实我对激励问题没啥研究,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到激励而不物化也不虚。

从目前世界的现实来看,我们看到的最有效的激励,其实是宗教(精神),比如说在中东发生的事。历史上看,西方也有很多宗教激励以至于极端的例子。不过现在世界越来越世俗化了(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世俗化倾向是暂时的还是不可逆的),光靠精神是不够,但物质激励怎么配合依然是个问题。

再说说调整周期的主动与被动问题。被动的调整,就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啊啥的。主动调整,目前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就是文革。

文革是副作用最小的调整方式,但是也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即怎么让它主动发生。

文革之所以会出现,完全是因为有毛泽东。如果没有毛泽东,一个社会会不会主动调整?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如果可能性不太大,我们怎么保证文革会7、8年再来一次?我们怎么保证这个社会用温柔的手法消除周期率隐患,而不是最后彻底改朝换代地崩溃呢?

民主也许是个办法,不过现在我们看到的民主方式,要么太激烈,以至于它本身变成了周期率的一部分;要么太形式太温柔,比如说西方的选举,以至于它变成了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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