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惠特克钱伯斯小传 （一） -- Dracula

惠特克钱伯斯 小传 （十，二）

第一次红色恐慌过去以后，反共反激进主义不再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主要议题。尽管二十、三十年代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普通美国人还是以压倒多数认为共产党是一群危险邪恶的人，但是他们并不觉得共产党包括苏联对他们本身的生活有什么威胁。当时对反共比较起劲的就是联邦调查局（FBI）局长J. Edgar Hoover，但是Hoover强调共产主义分子威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国会增加拨款。到30年代中期以后，罗斯福政府的司法部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本土的右翼法西斯组织，FBI的资源都用在这上面。30年代，美国共产党大量渗透进美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现在的估计在联邦政府的间谍有500 – 1000人，FBI都没有什么察觉。

1938年美国众议院成立了HUAC（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目的是用来调查揭露美国的联邦政府雇员以及普通公民对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等颠覆政府思想的宣传和活动。非美活动委员会也承认美国公民有信仰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自由，因此不能使用警察监狱这些国家暴力机关，它的办法是用听证会来公开这些组织的活动，比如1939年HUAC公布了美共的下属组织American League for Peace and Democracy的邮寄名单（并不是成员名单），其中有463个联邦政府雇员，期待着公共舆论能够让名单上的人在社会上无法立足。HUAC的主要成员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南方的保守派。这些议员的内心确实是相信共产主义是洪水猛兽，但是他们的真正目标却并不只是共产主义，而是罗斯福新政。就如同今天的Tea Party攻击Obama的医疗改革是共产主义一样，30、40年代共和党对罗斯福新政的攻击就是它其实是伪装下的共产主义，通过揭发联邦政府里有大量共产党员，他们希望做实罗斯福新政和共产主义在选民心目中的联系。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自由派后来甚至到今天对麦卡锡主义包括HUAC的活动那么敌视的主要原因。而希斯事件能在美国掀起那么大波澜，左派右派以此划线，在事件当中，以及审判后的几十年中，面对那么多证据，自由派还是不知疲倦的为希斯辩护，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1945年初，即使在二战结束之前，美苏关系已经开始恶化。FBI将注意力由法西斯主义转为共产主义，重新打开了尘封了好几年的 文件。二战开始后，苏联在美国的间谍活动达到顶峰，今天的估计国务院，财政部，战争部，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CIA的前身），甚至是FBI的中高级官员里的间谍总数超过100人。到1945年，美国情报部门对此已经有了相当的 察觉。1943年，OSS开始了VENONA计划，截获破译苏联在英、美、澳大利亚的外交情报部门发回苏联的 电报。后来英国的剑桥五人，美国Julius Rosenberg渗透曼哈顿计划原子弹研制的间谍组织都是依靠Venona提供的情报得以破获。为了保密，当时了解Verona计划存在的 人很少，连罗斯福，杜鲁门都没有被告知（尼克松，麦卡锡等也不知情）。同样，Venona的情报不能在法庭上使用。司法部、FBI要想起诉这些人的 话，必须搜集其它的证据，因此麦卡锡主义反共那么轰轰烈烈，真正被起诉进监狱的人却很少。就是被起诉的，象希斯，当时要是不那么自信，把嘴巴关紧的话，也不会有后来的牢狱之灾。

1945年2月，OSS的分析员Kenneth Wells发现左翼杂志Amerasia 1月25那期发表的一篇关于泰国局势的分析，同他1944年所写的一篇机密报告完全相同。Amerasia这本杂志主要是关于远东政治局势，编辑部的主要成员都是共产党员，里面对蒋介石政府攻击的尤其是很厉害。3月11日，OSS派人进入Amerasia编辑部，发现了上百份来自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以及OSS的机密文件，通知FBI。FBI接下来的3个月对编辑部及成员进行监视， 结论是杂志编辑部的 文件很可能来自国务院官员Emanuel Larsen和海军部情报人员Andrew Roth。6月，FBI组织行动，逮捕了6个人包括Amerasia总编辑Phillip Jaffe，和Larsen，Roth，以及国务院官员John Service。在编辑部总共发现了1800多份机密文件，其中包括美军对日本战略轰炸计划的绝密文件。FBI此前3个月的监视发现Jaffe到过苏联驻纽约领事馆，美国共产党总书记Earl Browder的家，以及美共的总部。但是还是没有足够的 证据证明Jaffe把机密文件转交给他们，司法部不能以间谍罪对他们起诉，起诉的罪名是非法拥有和传送政府机密文件。司法部觉得有这么多证据，对法庭上获胜信心很足。但是Larsen的律师发现OSS最初进入编辑部，以及后来FBI进入Larsen家，安装窃听器都没有预先获得法官的许可（warrant），按照美国的法律，不仅监听的 结果，就是后来FBI在编辑部缴获的文件都不能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感觉官司很可能会输，司法部和他们达成plea bargain，Jaffe和Larsen承认有罪，交了2500和500美元罚款，但是没进监狱。其他4个人被无罪释放。

1945年5月，FBI特工两次同钱伯斯见面，同1940年的 那次谈话不同，这次的特工准备很充分，最长的一次谈话持续了8个小时。钱伯斯给出了知道的美国政府里共产党员的名字，但是因为没有正式得到特赦，对非法间谍活动还是语焉不详。

不久，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的情报人员Igor Gouzenko叛逃。Gouzenko是个密码员，一天晚上，他粗心大意，把两页发回莫斯科加密消息的草稿随手丢到废纸篓里。这严重违反情报人员纪律。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的清洁工也属于情报部门。每天都细心检查倾倒的垃圾，结果发现了他扔的这两页草稿。在斯大林时期，他会受到的惩罚至少会是西伯利亚的劳改营，甚至可能是死刑。1945年9月5日，Gouzenko带着满满一公文包的密码本和文件，走出了苏联大使馆大门，来到渥太华警察局。但是当值的警官不相信他的故事。他又来到渥太华时报，但是编辑也不感兴趣，最后当他到加拿大司法部时，由于天已经很晚，没找到人。在胆战心惊得和家人躲了一晚上后，再次来到警察局，终于得到重视。在加拿大和英国情报部门对他进行仔细盘问，认真检查他带出的文件后，美国的FBI也加入了调查。Gouzenko的文件和证词证明苏联在加拿大和美国有一个非常成功的间谍网，获取的情报极其有价值，包括原子弹的研制细节。而且这些间谍活动同加拿大共产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间谍网的领导人包括Fred Rose，加拿大国会议员唯一的共产党员，以及加拿大共产党的领导人Sam Carr。根据Gouzenko的证词和文件共有39人被捕，最终18人被判有罪。Gouzenko的证词里还提到了好几个美国高级官员，但是他只知道他们的职务，不知道名字，这几个人之中就包括希斯。1946年2月，加拿大政府将Gouzenko事件公布，立刻成为加拿大美国报纸的焦点。美国民众突然意识到苏联和美国共产党的间谍活动对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1945年10月，在收到了苏联间谍网活动的情报后，美国国务卿James F. Byrnes开始不张声势的清理国务院。被怀疑是共产党员或有亲苏联倾向的官员被免职或降级。调查中发现希斯调阅过没有被授权的机密文件，内容涉及原子能，中国政策和军事情报。这加上钱伯斯在1939年同Adolf Berle的见面中已经提到过希斯的名字，以及Gouzenko的证词，1946年初希斯离开了国务院，来到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担任主席。但是对希斯的这些指控，除了国务院高层很少有人知道，有些信息直到1993年才解密。不知情的人中包括当时邀请希斯到卡内基基金会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他是共和党在外交领域最重要的人物，后来是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

1945年11月Elizabeth Bentley脱党，向FBI坦白了自己的间谍活动。Elizabeth Bentley 1908年出生，在Vassar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1935年加入美国共产党。1938年转入地下，从事间谍活动。她的直接领导是苏联间谍Jacob Golos。很快两人成为情人。1940年，由于美国加紧了对移民的控制，Golos把在华盛顿传送情报的工作转给了Bentley。她所从事的 大致同钱伯斯同钱伯斯脱党前的工作相同。所接触到的间谍比钱伯斯还多。1943年Golos心脏病发作死去，Bentley开始对间谍活动心灰意冷，不感兴趣。1944底退出了间谍活动。1945年9月，在酒后同苏联间谍Anatoly Gorsky争吵的时候，Bentley称间谍组织就是个黑社会，威胁要向FBI揭发，清醒之后感到非常后怕，当她得知在间谍组织的同事Louis Budenz向FBI 坦白后，11月6日找到了FBI。Bentley的证词比钱伯斯要全面详细的多。她总共提供了150个人的名字，好多人她并没有见过，只是谈话中得知他们为美共和苏联提供机密情报。后来披露出的文件，包括Venona表明她提供的信息准确程度很高。FBI包括胡佛对Bentley的证词非常重视，派了250名特工专项调查。一开始他们希望利用Bentley成为double agent，以获取更多信息，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公众对她并不知情。同时FBI也完成了71页的长篇报告，”Soviet Espinoage in the United States”，严厉警告共产党的间谍活动，杜鲁门政府终于决定采取行动，清理联邦政府的公务员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