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林总的庐山之井冈风云之朱军长的三个故事 -- 史文恭

“组织路线”

何笃才是红一军团干部，因其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之争中支持朱德，从此不受重用，被调到红三军团三师任宣传科长。

他曾对我（黄）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黄）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黄）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黄）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黄克诚自述）

何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他明知只有毛泽东会成功，却依然支持“宽厚坦诚”的朱德，似乎是自觉地赋予革命斗争以一丝伦理的光辉。当然，毛泽东不会认为他的“组织路线”有什么问题，不但最终的成功证明他能有效地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而且即使在当时，“打AB团”也没有直接影响反“反围剿”的胜利。情形或许如李志民上将所说：“在总结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时，还提出‘肃一次反，打仗就一定打胜仗。’实际上，因为肃反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打仗时，大家怕别人讲自己不勇敢，是‘AB团’；而打仗牺牲了，总比当作‘AB团’被枪毙好。”（李志民，1993：141）

朱德的宽厚，世人共称。这既是生性使然，也是在党内民主欠缺环境下无奈的表现。但朱老总也有他的清晰和严厉。

1929年红四军内部就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争论，“朱毛”分为两派，朱派认为前委书记（毛）不应过多干涉军事（朱是军长），毛派则坚持党（即毛）的领导。毛派一度失利，相关人员都离开红四军做地方工作。陶铸夫人曾志记得：“记得在争论期间朱军长曾找过我，问我的观点如何。我当时只凭着自己入党后学到的一些理论知识和实践体会，回答说：‘党在军队中应起核心领导作用，大革命时，党在人民群众中，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是如此。’这样，在红四军的‘七大’后，我被划到了毛泽东那一边去了。我看已无法再呆在红四军，也就跟着毛委员去了福建。”（曾志，1999：94）任何方针、路线都是有人来代表的，观点之争与权力之争息息相关。党领导军队的争论，说到底是朱德军长领导红四军还是毛泽东前委书记领导红四军的争论。朱毛以下各级干部都要表明自己站在哪一边，站队要旗帜鲜明，不能含糊妥协。曾志表达了与毛相同的观点，朱德理所当然判断她属于毛派。但在掌握划线标准比朱德更严的毛泽东看来，如果不明确地表明自己支持毛，那就还不是坚定的毛派，所以尽管朱德认为曾是毛派，毛却认为曾志当时的丈夫蔡协民（当然也包括曾志）是中间派，不予信任。（曾志，1999：131）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的支持者，谁是我的反对者，是斗争的首要问题。毛对此有最为清醒的认识，正因为他聚集了这么一批人，后来才能重掌红四军的最高权柄。

1938年7月，黄克诚与徐海东率344旅在太行山区的町店伏击日军，没有打好。整训期间，“朱总司令亲自到端氏检查344旅的工作，对徐海东旅长批评比较严厉。徐海东本来就身体不好，这时更支撑不住了，便请求离开部队去延安治病和学习。”（黄克诚，2004：182）徐不是等闲人物，如此紧张，可见朱德的严厉。徐走后，黄和朱德曾考虑由资格较老的团长田守尧代理旅长一职，但延安总部没有同意朱的报告。当不上旅长的田团长有点不高兴，朱就要求黄开会对他进行帮助。会议开始之后，沉默了好长时间，谁也不开口讲话。黄是政委和党委书记，只好带头发言，考虑到部队的关系和今后的工作，他的批评比较婉转，不够深刻和尖锐。

我发言之后，朱老总就发火了，站起来一个一个指着我们说：“你们这是什么鸟党委会，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接着朱总司令就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又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黄克诚，2005：183）

1929年古田会议后，朱总司令的权力一直受到约束，但他始终在毛的身边保持了这一荣誉极高的职务，也非常人所能为。“朱毛”并称，朱老总有他厉害的一面。不过“厉害”与否取决于权力。批评徐海东等人时，朱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有掌握部队的实权。自从1940年5月被召回延安后，朱就不再直接掌握部队；49年以后更是不负实际责任，总司令长期没有自己的司令部，以至于他的老部下林彪也不把他当回事。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朱德讲到根据中央指示学习30本马列着作的情况时，林彪蛮横地高声叫喊：‘你就是不读毛主席的书。’康生则以侮辱性讽刺口气说：‘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些书你能看得懂吗？’”（穆欣：1994：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