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尽管十九世纪看到了罗马天主教新兴向心力的胜利，东正教复兴的背景却是两段非常不同的经历：一方面发生在俄罗斯境内早已大一统的俄罗斯教会内部，另一方面发生在南方奥斯曼帝国衰落导致的体制崩解之中。从1768年至1774年的俄土战争开始，胜利的俄罗斯沙皇就自称是苏丹统治下所有东正教基督徒的保护者，凯瑟琳大帝又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将俄罗斯的控制范围扩展到了格鲁吉亚王国。她小心地未曾触动古老的格鲁吉亚独立教会，同时又为格鲁吉亚教会在圣议会提供了一席座次，从而将其纳入了自己的控制。随着奥斯曼帝国进一步崩坏，出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前景：东正教沙皇最终可能取代苏丹的地位，超越拜占庭皇帝一度在东正教世界享有的权柄；又或者众多基督教君主将会再次统治此时依然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土地。

不过这两个方案都指出了一个事实：普世牧首在组成东正教的众多民族当中行使的权力经历了一场陡然衰落。长期以来，普世牧首的希腊随员在君士坦丁堡法纳尔区飞地当中享有的特权与影响力一直被人们与普世牧首本人等同在一起，以至于牧首的领导班子经常被人毫无恭维之意地称作法纳尔。法纳尔的衰落正好与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大力扶植法纳尔的奥斯曼帝国的衰败同步进行。鉴于这种土生土长的危机，令西方教会那么激动的1789年的回忆只是争夺东正教注意力的竞争者之一。处于困境中的希腊东正教很难看淡1204年以来天主教侵略行径造成的苦难。拿破仑在1798年入侵了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埃及，意在追击英军进入印度，但同时也大肆宣传了一通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说辞。但是耶路撒冷东正教会牧首却在在君士坦丁堡出版了一本书，其中辩称上帝创造了奥斯曼帝国借以保卫他的教会不受拉丁语异端的侵扰，更不用说法国革命派了。所以上帝要求所有好基督徒都要忠于苏丹。*70*

同样，俄罗斯沙皇继续期望上帝能使他的臣民忠诚于自己。在俄罗斯，教会机构受制于沙皇的集权官僚体系，往往使得东正教内的有识之士很不舒服。但他们对于伴随十八世纪沙皇东向、西向与南向征服的东正教文化稳步扩张鲜有异议。鉴于俄国吸收了大量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旧有领土，同时还在向东扩张，俄罗斯东正教也总要十分注重自己的欧亚邻国。在十九世纪初，俄国军队曾游行到巴黎，还一度曾逼近了君士坦丁堡与德黑兰。在中亚地区，凯瑟琳大帝和她的继任者照搬了控制官方东正教的现成方法来控制伊斯兰教，召集各地毛拉参加“穆罕默德大会”，甚至还颁布了一套教区系统。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还为了方便官僚系统存档而发布了一套穆斯林丧葬管理条例。就像当年彼得大帝对待基督教圣礼体系的无谓态度一样，这套面向穆斯林的条例同样充斥着对于宗教仪式规范的不以为然。*71*

继承了凯瑟琳大帝的沙皇并没有继承她对于启蒙运动价值观的迷恋，但是在他们看来，将彼得大帝施加于教会的官僚体系钳制与自己成为基督教绝对统治者的追求结合起来并没有问题。亚历山大一世沙皇（1801年至1825年在位）崇信神秘主义，以至于他曾经在一张四人桌子边上招待了伟大的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除了宾主之外，另外两位陪客分别是一位踏上女先知职业道路的波罗的海贵妇，以及一个代表耶稣基督的空位。亚历山大沙皇痴迷于这位朱莉安.冯.克吕登娜男爵夫人的预言，在他听来这段预言似乎准确预测了自己在击败拿破仑皇帝的战争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她倡导希腊革命性独立的言论又使得沙皇大为不满，并最终无法挽回地破坏了双方之间的关系。*72* 对于亚历山大来说，宗教是绝对权力的必要组成部分。这导致他在1815年与天主教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以及新教普鲁士国王腓特列.威廉三世缔结了一项所谓的“神圣同盟”——英国政府在公开场合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专制国家教会大联合始终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亚历山大沙皇去世后，同盟也随之瓦解。但他的继任者、周身上下一个神秘主义细胞都找不出来的尼古拉一世，还是看到了自己兄长已经确立的原则的有效性。俄罗斯身份是建立在东正教、专制与民族性之上的铁三角。无论尼古拉的接班人在个人层面上有着怎样的宗教怪癖，这个三合一的立国基础始终都得到了维护，直到1917年为止。任何置身于三角之外的沙皇臣民都很容易背负污名，特别是在欧陆俄罗斯，在那里替代宗教身份可能等同于民族主义不同政见者。

这种态度对于犹太人和希腊天主教徒造成的伤害最重。后者在1839年失去了法律地位，自己教会的财产也落到了东正教教会手里；前者则遭受了杀气腾腾的反复迫害，往往得到了沙皇政府的容忍乃至鼓励。为害最甚的俄罗斯官方反犹主义分支之一就是1903年出版的一套宣传品，这套宣传是沙皇驻法国秘密警察马特维.格洛文斯基的主意，题目叫做《犹太人贤士议定书》（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这套虚构的世界范围犹太人阴谋画卷直到今天依然在最为低下不堪的阴谋论者群体当中孳生不已。1918年，布尔什维克在叶卡捷琳堡杀死了最后一代沙皇皇后，后来他们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了三本书，《议定书》就是其中之一。*73* 除了犹太人和希腊天主教徒，老教徒与显然源自外国的教派也经常激起官方的怀疑与断断续续的骚扰；这些人又反过头来掀起了针对沙俄政权的怒火并且最终促成了这个政权的崩溃。*74* 甚至就连一些最良善最认真的东正教平信徒与神职人员都开始越来越鄙视专制政体。1896年之后出现了一个象征意义深刻的问题，也就是十九世纪东西方基督教改革者都十分关注的禁酒问题。东正教教会始终站在强劲禁酒运动的最前沿。但教会也清楚地知道，俄国政府在支持禁酒运动方面只会说漂亮话，同时却又建立了酒精销售的帝国垄断，借以牟取最大化的利润。

在许多不同的层面，尽管沙皇对于教会权力的嫉妒造成了道德与政治层面的损害，但是俄罗斯教会依然尽力引导着自己牧养的教众，以免来自西方并且正在渗透帝国广大疆域的社会革命使他们迷失方向。热情教牧关怀的动机之一是非常高的教堂活动参与人数，这一点与西方形成了鲜明对比：在1900年， 87％的男性信徒和91 ％的女性信徒留下了告解与领取圣体的记录，与1797的数字相比还要略高一些。*76* 莫斯科大主教佛朗瑞素有倾向自由主义的名声，这致使他被完全排除在了1836年与1855年之间的圣议会之外。此人起草了本世纪最为理想化的改革措施之一，最终落实成为了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沙皇在俄国全境解放农奴的法令。*77* 随着社会苦难超过了传统修道院慈善事业的赈济能力，东正教创造性地恢复了一套在布列斯特联盟前后的危机时期在波兰-立陶宛联邦内部运作良好的机制，也就是兄弟会。这套机制可以在俄罗斯城市中最匮乏的地区组织慈善活动。

与修士相比，十九世纪俄国的世俗神职人员往往名声不佳。但是这一点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往往会通过俄国小说家和作家的视角来了解他们，而这些人对于帝国境内成千上万个乡村教区的现实生活并没有多少同情之心。神职人员的儿子们撰写的传记则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即使他们往往对自己的叙述背景加以理想化加工，但是他们的记录依然揭示了高远的志向，简朴的作风，对于自身职业的骄傲，对于学识的钦佩，以及对于教区成员的关心。这一切都非常容易让人想起新教牧师私宅当中的持身标准。*78* 此外俄国神职人员还有一点与西方的相似之处：在一系列涉及社会福利、教育、就近传教以及帝国偏远地区传教的举措当中，东正教也经历了妇女运动在基督教实践当中普遍抬头的新现象。在俄国，这一趋势在修道生活当中体现得最显著。凯瑟琳大帝的政府思慕启蒙运动，因此极力排斥修道生活，如今修道生活又迎来了一轮复苏。1850年到1912年之间，男性修士的人数刚刚翻了一番，比21000人多一点；而女性修道者的人数却有着惊人的上升，从8533人上升到了70453人。*79*

教会与帝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它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则是如何在一个就教会身份进行激烈辩论的社会里推进事工工作。亚历山大二世这位独裁者在1861年借用了1789年的原则，为自己的一大部分臣民带来了自由，但他是不是唯一一个有资格以拥有自由主义理念而自诩的俄国人呢？高等教育的普及创造了一批口齿伶俐，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们在俄罗斯社会中的地位并无先例可循。就像受过神学院教育却轮不上实际岗位的神职人员子弟一样，这些人的位置也很尴尬。在找寻自己角色的尝试当中，许多人完全疏离了教会，而另一些人则将自己的抱负与教会身份等同了起来。身处一个极端的斯拉夫优越论者坚持俄国身份的自给自足，而且仇恨一切在他们看来与之作对的事物；另一个极端的人们则投身于革命虚无主义并且（在时断时续的野蛮官方报复的刺激下）转向了犯罪或政治暗杀，借此象征当代社会全无价值且毫无神圣之处。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成功的自杀式爆炸者就是在1881年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无政府主义者。*80*

教会也难免这样的自省自察。教会为了获取属灵资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目光投向自身之外呢？这个问题并不新鲜：一位出生于1917年后流亡期间的东正教教士神学家说过一段很有洞察力的话，“如果说俄国东正教还有一项与拜占庭基督教观念形成对比的特征，那就是俄国人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来自希腊’的传统，丝毫不敢改动。”*81* 讽刺地是，这种忠实于俄罗斯之外传统的渴望使得许多俄国东正教牧师在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中扮演了一个突出的角色。斯拉夫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受到外力影响的现代发明：有一位名叫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的贵族是这场运动的第一批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俄罗斯东正教的第一批平信徒神学家之一此人对于西方历史和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而且德国浪漫主义也对他造成了很大影响。他还不顾当时上流社会的鄙视，挑衅地蓄了一口胡须，并且呼吁他的斯拉夫同胞穿着自己的独特民族服装，而不是采用西方时尚。他的思想关键在于一个已经成为现代俄罗斯东正教思想核心的概念，也就是“共聚性”（Sobornost），这个命题认为自由与团结、交融或群体密不可分。在霍米亚科夫看来，这个概念包含这针对西方基督教两大派系的批判，因为天主教代表了没有自由的团结，新教则代表了没有团结的自由。东正教教会将会在一个泛斯拉夫群体内完成上帝托付给它的神圣使命（但霍米亚科夫没有说明具体方式），东正教教会的历史命运还包括要将整个世界纳入其“屋顶之下”。*82*

东正教教会里的其他人并不特别忌讳将目光投向西方自由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在圣彼得堡这座俄罗斯最国际化的城市，主要街道两旁坐落着样式极其广泛的各种教堂，充分体现了欧洲基督教的多样性。在这座城市里，许多东正教教区神职人员都喜欢谈论社会进步并质疑沙皇专制制度，这种行事作风与美国福音派新教情绪之间的共同之处往往出人意料。到头来，神职人员在1905年的改革动荡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有一位饱受欢迎且颇具魅力（有人可能还会认为他有些一意孤行）的年轻圣彼得堡教区神父格里高利.加彭带领手无寸铁的工人在城市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政治和社会改革。政府的反应是开枪射击。此等愚蠢残暴的行径将示威升级成了革命企图。民愤的爆发几乎提前十二年摧毁了沙皇政权，并且留下了不信任与蔑视皇权统治的持久遗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加彭领导的直言不讳的运动从教会当局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支持。但1905年事件的血腥结局在教会内部造成了严重的分歧，人们对于如何在镇压与审查的气氛之下推进教会工作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神职人员当中的激进革新派（Renovationists）将继续在基督教主张与愤怒的俄罗斯城市工人日益激进的立场之间寻求调和。*83*

俄罗斯东正教此时充满活力，而且面前堆满了问题。与此同时，在奥斯曼统治之下挣扎了四个世纪的教会也正试图摆脱二等公民地位，这些教会同样也有类似的体验。塞尔维亚和希腊是试图谋求自由的最早两个地区，两国脱离君士坦丁堡控制的不同轨迹也为现当代欧洲政治投下了长远的阴影。塞尔维亚在1815年到1817年之间浴血奋战并成功赢得独立，期间并没有得到多少外援。直到1878年，塞尔维亚的独立地位才获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历届塞尔维亚本土王朝都与不听命于普世牧首的自治（autocephalous）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新兴官方教会紧跟着历史的先例，所以教会牧首可以将其当成旧有独立性的恢复；于是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与君士坦丁堡进行了仔细磋商。东正教教会对于一直塞尔维亚意识在几百年占领期间的存续至关重要。现在这个教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与塞尔维亚民族扩张主义等同在了一起，而充满大无畏受难情节的教会历史观则为民族扩张主义提供了燃料。此外教会还倾向于向俄罗斯寻求支持。自从1830年起，俄罗斯就成为了塞尔维亚独立的正式担保人。

相比之下，当另一个独立国家在希腊半岛初具规模之时，西欧人对于古典世界历史的迷恋为希腊的东正教价值观主张添加了一剂西方自由主义的猛药，使其遭到了极大的复杂化。与其他大多数东正教国家相比，希腊人与西方世界的商业和旅游接触要多得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东正教正是在希腊遇到了一位用自己的语言宣扬启蒙运动理念的东正教信徒。此人名叫赫里斯托祖卢.帕布拉克斯（Christodoulos Pamblekis），他的行为为自己在1793年招致了绝罚，恰好与千里之外的法国大革命爆发是同一年。*84* 希腊东正教教会当局一开始对于希腊民族主义起义者抱有敌意，因为起义者采取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宣传口径。但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奥斯曼帝国对于希腊人屠杀土耳其人的野蛮报复终结了这股敌意。成千上万的修士死于这场报复活动，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普世牧首本人，他被吊死在了自己宫殿的门口。奥斯曼帝国的暴力行为激怒了整个基督教欧洲。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干预最终迫使苏丹承认了希腊的独立。*85*

按照原本的计划，希腊要成立一个共和国，由爱奥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担任第一任执政首脑。此人是虔诚的东正教教徒，并且成功地赢得了新任普世牧首的支持，后者在1830年承认了他的新生国家。第二年卡波季斯第亚斯遇刺身亡，希腊随即陷入混乱。欧洲三大强权国家随即采用了刚刚在新近独立的比利时用过一次的权宜之计。它们在1833年向希腊引入了一位德国王子充当国王（在十九世纪后期新独立的几个东正教国家都曾经接受过类似的皇室嫁接，成败情况则各不相同）。这位巴伐利亚的奥托是天主教徒，身边还有一帮路德宗顾问，他的政权单方面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独立国家教会，以他本人为首脑，使得莫斯科的普世牧首大为光火。与塞尔维亚的情况不同，这样的独立教会在希腊根本没有历史先例。直到1850年，普世牧首才承认了这个彼得大帝式俄罗斯教会系统的微缩版（正如我们所见，这个系统本身就是从路德宗模式当中衍生出来的）。

希腊的东正教主教们最终接受这样安排的原因之一在于，虽然这位国王看上去只是个嫁接过来的外人，但是却支持这个起初领土规模不大的小国进行扩张，并且将分散在巴尔干与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都包括进来。在历经四百年屈辱之后，希腊国家教会新近获得的自由与特权着实令人振奋。因此教会也就毫不奇怪地积极投向了民族主义。这又搞僵了希腊教会与其他东正教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例如长期以来一直怨恨希腊人霸占君士坦丁堡牧首职位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尽管奥斯曼帝国的衰败确实致使希腊在以后的战争中扩充了国土，但是希腊人得陇望蜀的野心终将为所有东方基督徒酿成一场大灾难。

保加利亚的情况则又有所不同，这里的局势首先塑造了该国第一座独立教会，然后又塑造了君主制。保加利亚人直到1909年才正式达成全面独立，这一延误使得保加利亚人越发关注教会的地位。这一点又与希腊语使用者和保加利亚语使用者之间长期存在的彼此敌意纠缠在了一起，后者尤其反感普世牧首对于希腊人的持续青睐。这一局势在1860年陡然激化，因为当时一位主要主教宣布要成立一个独立的保加利亚教会。奥斯曼当局对于基督徒的内部分裂自然乐见其成：十年后他们正式承认了保加利亚督主教（exarch）（权威高于其他主教的主教，类似于古代的六位宗主教）。直到1961年，普世牧首才承认了督主教的继承人。督主教与法纳尔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并且促使普世牧首做出了一项显著的原则性主张。当时许多使用保加利亚语并且继承了保加利亚文化的教众集体以及教区都在声援督主教，于是普世牧首于1872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将这种做法谴责为“国家部族主义”（ethnophyletism）异端。会议的理由如下：保加利亚的独立教会于法无据，因为这块土地仍然处于奥斯曼宗主权统治之下，不像塞尔维亚与希腊那样已经赢得了独立。

针对“国家部族主义”的谴责其实是对一项东正教愿景的许诺：东正教绝不能简单地沦为民族主义或甚至单一国家文化的表达方式。尽管自从进军巴尔干地区的第一天起，东正教往往就会成为此类特殊表现形式，但是1872年的声明对于东正教的未来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不过从现实与当下角度来看，这项声明既没有阻止保加利亚督主教的实际独立，也没能阻止体现督主教势力范围的保加利亚王国的最终形成。民族主义与东正教教会极其密切地熔合在了一起，而保加利亚君主则喜欢效仿彼得大帝及其继任者的方式来处理这一点（事实上，从1908年直到1944年，保加利亚君主一直自称沙皇）。最终这导致了保加利亚教会领导层的惯常政治化，也将许多平信徒推到了教会领导层的对立面上。这一直被视为保加利亚东正教实践在二十世纪逐渐弱化的原因之一。尽管教会在创造现代保加利亚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共产党统治之后的保加利亚共和国却是东欧东正教国家当中教会生活参与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随着奥斯曼帝国领土屈辱而又接连不断地流向各个新生基督教政体，正是基督教身份认同支持了这些政体的独立性。因此毫不奇怪地是，奥斯曼苏丹们越来越倾向于将境内的剩余基督教臣民视为自身生存的威胁，并且将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当做统治权威的根源。自从十六世纪征服埃及并且降服阿拔斯哈里发帝国以来，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一直以哈里发自居，但直到十九世纪末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才出现了一位着重强调自己作为全体穆斯林保护人角色的苏丹（这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是个心性无常之辈，时而以改革派自居，时而又专横残暴）。正在失去控制的奥斯曼君权通过这种做法绝望地抢夺着属灵权柄，就好像教皇在丧失教皇国的时候竭力主张自己永无过失一样。*87* 到了十九世纪末，奥斯曼苏丹依然统治着一个多民族多教派的帝国，但信仰团体之间相互理解的传统羁绊已经遭到了极大侵蚀，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伊斯兰特质也得到了远胜以往是强调与宣传。

在十九世纪初，奥斯曼统治者对于帝国改组或者说“坦志麦特”（Tanzimat）的追求在1839年和1856年以皇家谕令的形式带来了现代化改革，废除了各个单独宗教社区系统。这激起了来自穆斯林的大量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从前的二等公民团体现在也和自己平起平坐了——更重要的是，这些团体还与各路意欲染指中东事务的基督教欧洲列强拉上了关系，并且得到了经济支持。局势发展对于基督教少数派来说可谓凶险至极。 在帝国的阿拉伯地区，宗教群体之间的矛盾倒是并不突出。1860年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爆发了一场严重暴力事件之后，当地的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倾向于将自己当做阿拉伯人，团结在奥斯曼帝国的庇佑之下。问题出在帝国北部，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帝国的宗教不宽容政策致使几十万穆斯林流离失所，越过边境流亡进入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他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并且嫉妒基督徒。*88* 1843年发生了一场严峻的先例：在西方传教活动和俄罗斯军事推进的双重刺激下，愤怒的库尔德人在今天的伊朗阿塞拜疆山区接连屠灭了好几个二性论基督徒群落。同样可怕的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高加索以及更往南地区的一系列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其中最恶劣的事件发生在1895年的乌尔法，几千亚美尼亚人被活活烧死在了他们的大教堂里面——当年这里还叫埃德萨的时候，也曾经是饱受尊崇的基督徒活动中心，如今却成了宗教仇杀的屠场。*89* 这一切都预示着更糟糕的未来，并且对于基督教在自己发源地的存续构成了长期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