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中国初期的政治与经济问题 -- 语迟

不懂什么叫国币的去查一下北洋政府1914颁布的《中华民国国币条例》，里面规定民国货币以元为单位，分为元，角，分，毫四级货币，并规定一元国币可兑换约3个袁大头，而1914年左右，实际民间一个袁大头兑换1.3元国币。见香港名医陈存仁的书《银元时代生活史》，陈存仁刚刚开始当学徒医生时，月薪6块银元，约合8元国币。

1920年代，武汉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做武汉纺织工业现况调查时，统计过纺织女工的工资，纺织女工平均工资为20元国币，工头平均工资约为30元国币。武汉工人还为工资发金属货币举行过罢工，结果是工厂发一半纸币，一半金属货币。这种历史资料现存武汉大学图书馆和湖北省档案馆，都可以轻易查到。

而从1918年后，恰恰是民国货币通涨的时代，纸钞贬值之快让人难以想象，这点香港名医陈存仁的书里面也有讲述。到1933年，据上海地方志等史料记载，上海工人平均工资购买力，以购买大米计算，只相当于1918年的一半。

大革命时期（此处有误，大革命时期在一战后）是民族资本趁一战列强无暇东顾发展较快，等到列强打完腾出手来，民族资本就在生存边缘挣扎了。工人工资高也没几年，更何况，收入高的工人人数也不多，按夏衍的《包身工》所述，最初的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围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类。一两个礼拜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工钱每天三角八分。（这个工钱在三年里面全部归老板和带工头所有）至于包身工的比例，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劳动环境就更不用说了，八小时工作制想都别想，“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

这些包身工基本都是被人从农村买来的，也算是进城了吧。至于农村，可以去看看陈翰笙的文章，陈翰笙在三十年代初就得出结论：中国农民不仅受地主的盘剥，还受外国资本的压榨，也受本地官僚买办的压榨。除了造反，没有出路。陷入死圈的原因不是经济结构问题，原因就是以前天天说的“三座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