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这些新兴的跨大西洋新教政体愈发成功且稳定（代价则是北美土著社会日益混乱并向西流亡）。与之相对，十七世纪后期的欧洲新教徒则遭遇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此时哈布斯堡王朝开始系统地拆解一个多世纪以来中欧地区的新教生活，从波西米亚到匈牙利均不能幸免。天主教在波兰-立陶宛联邦继续保持着快速增长，在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的领导下，法国重新成为了欧洲大国并积极奉行天主教路线。斯图亚特王朝于1660年在英国复辟，自从复辟第一天起就被路易攥在手里，因为新任国王查理二世需要路易的财政支持才能与自己的议会一较高下。当时的英国议会虽然严格忠于新王，但在具体问题上往往自有主张，而且还很不方便地信奉圣公会。路易打算改善乃至逆转天主教在英伦三岛上的边缘化地位，而查理二世与詹姆斯二世兄弟则成了这个计划当中的走卒。*30*

路易十四最终疲惫而衰老地去世了。但是在鼎盛时期他也曾指挥过四十万大军，供养这支军队的则是两千万纳税人口。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他将这支军队的规模增加了五倍。*31* 在法国国境之外，他煽动了萨伏伊公爵针对治下新教少数派的杀戮。1685年，他又推翻了他的祖父亨利四世制定的法国宗教和解方案，撤销了《南特敕令》，致使十五万新教徒背井离乡逃离法国，这也是早期现代欧洲规模最大的基督徒流亡事件。*32* 路易征服了神圣罗马帝国在阿尔萨斯的大部分新教领地，将路德宗斯特拉斯堡改造成了天主教斯特拉斯堡。早在马丁.布赛尔的时代，这座城市还曾经是新教世界领袖的主要候选对象之一，但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时过境迁了。路易在1672年发动的军事行动险些就在西班牙君主蒙受失败之处取得了成功，只差一点点就压倒了荷兰联合行省——这项雄心勃勃的大业为自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法国的入侵激起了众怒，荷兰大多数省份委任奥兰治的威廉亲王担当大统领（Stadhouder）（这个词在法语中意为“中尉”），拿起武器反对天主教“利维坦”。他的祖先沉默者威廉在一个世纪之前采取过同样的行动，最终被天主教狂热分子刺杀而死。但威廉亲王不仅会为他复仇，还会取得更进一步的功绩。

在欧洲全境挫败法国天主教强权成为了威廉一生的事业。他的成功不仅为沉默者威廉报了一箭之仇，还为他的姑父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在1618年至1619年间遭受的折磨长出了一口恶气。在他不懈地与路易为敌的过程当中，他顺手于1688年获得了英国的三张王座——但这是怎样影响重大的顺手之举啊！这一事件是英伦三岛近十年来政治风暴的最高潮，事件的诱因则是虔诚但无能的罗马天主教皈依者詹姆斯二世的极度愚蠢。虽然詹姆斯仍然是约克公爵和王位继承人，他那老谋深算的哥哥查理二世却不得不在1679年与1681年两次出手为他解围。詹姆斯二世的第一任妻子安妮.海德生了玛丽与安妮两个女儿。不像她们的父亲，两位公主依然坚定忠于国教会。要不是查理的干预，詹姆斯差点就失去了继承王位的资格，而王位则会直接传到两位女士手中。

为了保住詹姆斯免遭排除，国王的策略是扼杀所谓“辉格党”集团的反对。他们被更激进的新教敌人命名为“托利党”，这个侮辱性称谓暗指了爱尔兰的天主教土匪（同样，“辉格党”这个绰号则来自新教苏格兰偷牛贼）。托利党是一群鼓吹在三大王国的正统新教教会当中推行主教统治的新教徒，他们大肆宣扬自己对于国王以及主教的神圣权利的信仰，借以换取王室支持来压迫新教徒以及（在爱尔兰）抵御被剥夺财产的天主教徒的不满情绪。查理国王在1685年去世，为他的弟弟留下了不能再好的局面，但詹姆斯没有看到查理获得成功的代价是成为某个特定政党的囚犯。*33*

詹姆斯为了促进天主教教友的利益而做出了各种愚行，将托利党刺激得咆哮不已。他随即放弃了托利党并试图包抄他们，转而讨好新教异见人士。此前他正在推进解放天主教徒的政策，现在他又用同样的政策来拉拢新教异见人士。*34* 新教异见者们一方面满意于迫害的结束，另一方面又切实地恐惧着国际天主教的威胁。假如詹姆斯坚持让自己的新教徒女儿继承王位，或许之后也就没这么多是非了。但他又娶了一任妻子，意大利天主教徒摩德纳的玛丽。他们的致命错误是为玛丽和安妮公主生下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詹姆斯.弗朗西斯：对于未来的英国国王人选来说，“弗朗西斯”实在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的天主教意味太浓厚了。自从1688年喜得贵子的那一刻开始，詹姆斯二世的悲剧下场就已经注定了，因为这个男孩势必会被培养成一名天主教徒。玛丽的丈夫、大统领威廉冷冷地观察着英国的局势，心里很清楚他的妻子很可能因为这个新生儿的降临而失去未来的英国宝座。

几位英国知名人士发出邀请之后，威廉随即就征发了一支海陆大军来讨伐自己的岳父，此时他已经神经崩溃地逃离了英国，而英国王座也正式空悬起来。就像他的诺曼同名者一样，威廉从头到脚都是一位征服者。但事实上英格兰全境没有一个人采取过一丁点行动来制止他的入侵。这一点多少缓解了“1066年以来权杖之岛始终保持完璧之身”这个英国国家神话的尴尬处境（直到今天，许多反对联合王国加入欧盟的人们依然坚持着这套说辞）。不过不管怎么说，至少这个荷兰人是新教徒，而且还擅长园艺。事实上，为了尽量回护威廉人马登陆德文郡托比湾为英国造成的颜面扫地，1688年11月获得了专属的神话地位，即所谓“光荣革命”。在这场革命当中，英格兰人只留了一丁点鲜血就保全了一个新教国家，尽管苏格兰人的血并没少流，而爱尔兰人的流血还要多得多。

在1688年的最后几天，威廉召集上下议院的成员参加了一场被议员们略有些尴尬地称作“议会全体会议”的大会。这次代行议会职能的全体会议巧妙而不甚正统地承认了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共同组成的二人执政团队，借以替代落荒而逃的前任君主——但是全体会议同时也紧张地意识到，苏格兰王国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而大多数爱尔兰天主教徒都站在了詹姆斯国王身后，并且因此遭受了长达三年的血腥战争，最终才被迫改变想法。这场国家级“革命”三重奏产生了彼此对比显著的宗教解决方案三重奏。主教体制的英国国教会——这个教会确实代表了绝大多数英格兰人——勉强答应从今以后容忍异见新教徒团体，尽管他们提供的条件远不如詹姆斯优厚。1690年，苏格兰长老会不顾众多苏格兰人的反对将苏格兰教会当中的主教管辖权一扫而空，而英格兰主教们则很不舒服地把脸转向了另一边。*35* 英格兰主教得到的补偿是看到爱尔兰的新教主教教会落实了特权和权力。这一点违背了爱尔兰新教圣公会的意愿，尽管在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汪洋大海面前该教会追随者所占的人口比例小得离谱。在各个王国中，决定性的因素是谁最能支持脆弱的新任君主。

这个拖泥带水的解决方案使得托利党高派教会成员焦虑不已。有些人脱离了国教会，坚持认为他们对上帝的责任意味着他们不能打破自己对詹姆斯国王的誓言，无论事实证明他究竟多么昏庸无道。在这些所谓的“拒誓者”（Non-jurors）当中就包括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可见时代确实进步了，至少他没有像劳德那样遭到斩首）。总之，拒誓者是一个杰出而又认真的群体，现在他们可以自由地思考为什么自己在脱离了官方教会之后依然还是圣公会信徒。这些思考导致了显著的长期后果，尽管拒誓者教会本身最终还是随着斯图尔特王朝夺回王位的机会一起消逝了。并不奇怪的是，现在的教会领导权转移到了那些早已被更加党派化的同事们愤怒地命名为“放任主义者”（Latitudinarians）的人们手中：这些人希望看到一个广泛宽容的教会，并且乐意在其中推行更宽松的宗教信仰原则，此外还不介意调整自己的效忠对象从而适应新的政治现实。胜利的辉格党人也需要根据政权更迭对自身做出调整，这场调整不仅让他们在政府里掌权，也使得放任主义者主导了教会。眼光最敏锐的辉格党发言人是约翰.洛克，虽然正是因为这份敏锐眼光使得他在当时没能成为最受欢迎的发言人。

辉格党支持1679-1681年间将约克公爵詹姆斯排除在王位继承人范围之外的作法，而洛克首次投身于政治争议正是为了辩护辉格党的立场。他的论证同样可以为1688年革命进行辩护。为了破除君权神授理论源自圣经的说法，他也诉诸于圣经原文。例如罗伯特.菲尔默爵士这样的十七世纪君权神授理论家声称创世记体现了源自亚当的世袭继承，这是上帝钦点的制度。因此这些理论家们所在时代的皇家传承也是神圣的。洛克则否认创世记体现了世袭继承的理念。他用同一套故事构造了不同的神话。虽然亚当堕落带来的惩罚导致人类不得不终身劳苦才得糊口，但是这份重负也向所有人赋予了劳作并拥有可供劳作的耕地的自然权利。这份权利的问世早于任何统治权威，因为统治权威是人类彼此自由签订契约的产物，而之所以要签订契约则是为了使得相处共存更加容易。因此圣经为洛克关于社会契约的鲜明意识形态提供了依据，并且支持了他的权利-义务体系。对于辉格党上层来说，洛克的理论体系一开始并没有多少吸引力。他们并不想危及自己与圣公会托利党人之间的脆弱联盟，因此更倾向于借助命定论来为威廉国王的统治辩护：在辉格党人看来，威廉就是上帝派来保卫国教会的卫士。*36* 但是到了下个世纪，洛克关于权利与契约的言论在英语世界的政治争论当中愈发发酵，然后又蔓延到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决定性地破坏了王权神圣的概念。

威廉三世于1702年去世后，英国人领导的军队依然在威廉的英国继承人兼小姨子安妮女王麾下继续与法国人作战，并且坚决遏止了路易看似势不可挡的进军势头。自从1513年的弗洛登战役以来，或者自从此前一个世纪欧洲大陆上的阿金库尔战斗以来，英国陆军还从未取得过对外战争的重大胜利。直到1704年，约翰.丘吉尔取得的布莱尼姆大捷终于止住了颓势。这一战为丘吉尔从感激不尽的英国皇室与议会手中赢得了马尔伯勒公爵的称号以及一笔巨款。他用这笔钱修建了布伦海姆宫，当时全欧洲最豪华的私宅之一。他在四场主要战役当中的卓越指挥永久性地阻止了天主教席卷新教残余势力。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十八世纪的北欧人仍然恶毒地反对天主教。他们继续阅读十六世纪的殉教史——对于英格兰人来说，约翰.福克斯的《殉道史》（Book of Martyrs）尤其是必读书目，这本书不仅充斥着血淋淋的细节，还搭配了大量触目惊心的插图——但新教徒没有必要仅仅回顾宗教改革苦难时期的激情：天主教的威胁是活生生的现实。*37* 因此当没有子嗣的安妮女王于1714年去世时，英格兰绝不可能容忍一位天主教斯图尔特家族继承人。爱尔兰和大不列颠（英格兰和苏格兰在1707年组成了联合王国）的宝座落到了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三世的另一位后裔手中，即汉诺威选帝侯乔治。现在他成为了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国王乔治一世。他的大不列颠臣民对于他这个人从来没有太深厚的感情——魅力不是他的强项——但绝大多数英格兰人都十分看重他的存在，将他当做新教光荣革命的救世主以及抵御斯图尔特王朝复辟的堡垒。

法国在1558年夺取了英格兰位于加莱的最后一块中世纪欧陆飞地，切断了英格兰与欧洲大陆的密切领土纠葛。如今宗教改革的结果又致使英格兰重新陷入了这场纠葛当中。从1688年到1702年，再从1714年直到1832年，不同的继承法切断了英格兰王位与汉诺威王位之间的关系，英国也就正式成为了欧洲新教国家联合体的一员，这个活力充沛的联合体此时已经横跨了整个北海地区。与此同时不列颠人也建立了自己的海运帝国，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北美和印度。英国一开始对于亚洲的兴趣——当时他们与新教教友荷兰人开展过激烈的竞争——并非获取领土，而是像在他们之前的葡萄牙人那样建立小型基地借以保障棉花贸易以及体量不断增加的其他消费品贸易。

英国的繁荣势头维持了海外扩张的步伐，而囊中羞涩的葡萄牙人则未能成功。英国的市场似乎是无限的。荷兰人无法在政治组织和金融资源方面长期与英国并驾齐驱，于是联合行省在实力与势力方面都落在了英国后面。英伦三岛的制造业不断加快步伐，最终依靠蒸汽机新技术掀起了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这场革命为一部分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还使得更多人过上了小康生活并拥有了可观的购买力——其他方面同样深刻的变化在此姑且按下不表，下文自有分说。这一局面为不列颠世界帝国打下了坚实基础，尽管帝国的本体只是大西洋上地位相对低下的几个小岛。帝国自我形象的基础是对于反抗罗马教皇与专断暴君（一般由法国友情客串）的英勇斗争的叙述。在这场斗争当中，英格兰新教徒和苏格兰新教徒通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埋葬了彼此之间的分歧，并且为双方人民创建了一个共同的新家园：大不列颠。有一位专攻这一时期的杰出历史学家为她的学术研究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副标题，声称自己研究得是一个国家的“打造/伪造”过程。在接下来一个世纪还要多的时间里，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冒险成为了压倒性的新教故事。*38*

在十八世纪，欧洲的政治家和将军们开始认识到，在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天主教列强眼中看似强大无比的印度莫卧儿帝国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相比之下，他们自己的政府和军事组织则越发高效且资金宽裕。1618年以来长达一个世纪的欧洲战争已经充分验证了这一点。印度仅仅是全景画面的中心而已：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世界各地的势力范围看上去更加脆弱。在十八世纪中叶，大不列颠和法国开始争夺全球霸权： 所谓的“七年战争”吸引了所有主要欧洲列强，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在环绕地球的多个大洲摆开战场的战争。北美印第安人被征召入伍，驻守新法国和十三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边界；大批非洲人加入了欧洲军队；在印度次大陆的军队当中，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为了欧洲列强的纷争而彼此为敌。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西方基督教列强将会成为世界权力斗争当中的主导力量。这个时代此刻才刚刚开始。

当英国迫使法国陷入僵持战并于1763年在巴黎签订和平条约之后，他们发现自己接手了一个遍布世界各地、需要到处分兵守卫的陆地帝国，而英国海军则为英国陆军赋予了近乎无所不至的投放能力。英国人在1799年击败了提普苏丹，印度全境最后一位有能力构成真正挑战的统治者。胜利大局就此奠定。提普的战败也击垮了他的法国盟友的希望，此时的法国当权者是革命派共和党人，一心只想洗雪1763年君主制法国遭受的战败耻辱。*39* 英国不仅在印度获得了巨大收益，还在1763年获取了位于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北部及西部的法属殖民领地。此情此景实在难免让人将新教当做基督教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