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泰西英雄传 -- 丁男

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指出了我军要担负最后驱逐日寇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并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军事力量不能胜任（当时，我军有正规军47万人，民兵210万人）。要求一定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队，在现有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指示提出了整训内容分军事、政治两方面，军事整训就是练兵，并总结带兵与养兵的经验。练兵的内容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练兵方法实行群众运动的方法，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实行学用一致的方法。练兵的领导方法要使骨干与群众相结合，所有干部在操场上和战场上一样操作，一样守纪律，发挥骨干作用。对政治工作的要求，则是根据古田会议决议及谭政主任的报告，用总结经验教训的方法检查纠正缺点错误，发扬优良成绩，发挥模范连队（支部）的作用，奖励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与模范学习者，达到改进、提高军队政治工作之目的。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整个整训任务的完成。指示中特别强调了培训干部之极端重要，整训部队首先是要训练提高干部。明确要求所有高级干部不分文武，一律参加整训，下操5至7天（身体太差者可在操场旁观），造成大整训的决心与热潮。

中央的指示非常英明，非常及时，这是我军多年来建军整军宝贵经验的概括，是来自于实践，来自于群众血汗的结晶，是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有远见的决定性举措，受到了全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护。1944年12月，冀鲁豫军区于观城县将军砦召开练兵大会，各分区、各团、各县大队领导干部400余人参加了大会。会议历时40余天，以整风精神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认真检查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研究了如何贯彻中央指示，整训主力部队，加强地方武装和继续更大规模地扩大解放区等工作。会后各部队立即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大规模整训--第一步为政治整军，开展以密切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为内容的民主运动和拥政爱民运动; 第二步掀起了以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等四大技术为中心的技术训练热潮。

1945年初，军区练兵大会后，各团、县大队也都召开了练兵大会。3月，8分区特务连驻在范县西南颜村铺进行集训。一天上午，部队在村南广场正进行刺杀训练，忽然看到从龙王庄方向有一队骑兵奔驰而来，在训练场前下马向大家走来，孙连捷一看是自己熟悉的军区司令员宋任穷、政治委员苏振华、副司令员杨勇等首长，在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副司令员何光宇陪同下来到连队。孙连捷赶快叫郑传寿副连长发出口令: 全体立正，向首长行礼报告，请首长检查。宋司令员等首长询问了部队军事训练、政治教育等情况，孙连捷作了简要报告，杨勇、苏振华同志早就认识孙连捷，郑传寿同志还担任过苏振华政委的警卫员，他俩满面笑容地对小孙说道: “你这个青年干事也会带兵了!”曾司令员介绍: “他在特务连当政委，打仗满不错。”首长要特务连继续表演刺杀动作。杨勇副司令员很高兴地给连队战士讲话，勉励大家保持与发扬红军连的光荣传统，努力练好本领，提高技能，奋勇作战，将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建立新中国。这次突如其来的军区首长检阅和对连队的嘉勉，给全连以很大地鼓舞，决心练兵习武，搞好整训，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再立新功!

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搞好政治思想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115师的主要领导人肖华同志十分重视部队的军政建设，尤其重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早在1938年秋天，就决定在冀鲁边区的部队中出版报纸，并命名为《挺进战报》，由政治部宣传科长姜思毅和宣传科的同志承担了编辑、刻印、发行等全部业务，稿件来源多为自己收集、首长和领导机关提供，也有部队供稿。每一期两版（两张蜡纸），严格地说来，这张报纸不过是一种内容较多的简报。

1940年春，讨伐石友三战役后，冀鲁边挺进纵队5支队与泰西6支队合并改编为鲁西军区运河支队，支队政治部基本上是由挺进纵队政治部来的同志，《挺进战报》继续不定期的出版。1940年10月部队整编，运河支队番号撤销，改编为115师教导第3旅（旅兼鲁西军区）。支队政治部原班人马到旅政治部。这时部队扩大了，还来自几个不同的地区，对部队建设的要求更高了。为适应部队的需要，军区党委决定由政治部负责出版内部报纸，名称改为《挺进报》; 由宣传科长姜思毅领导，仍为不定期出版（一般是每周一期），仍然是自编自印，发行到连队。1941年5月，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军区出版《战友报》，《挺进报》仍为教3旅的报纸。1942年部队实行正规军地方化，教3旅番号撤销，建制改为冀鲁豫军区第2军分区，《挺进报》便成为分区的报纸。报纸的主编为沙克（上海人，高中学生，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1940年分配到教3旅政治部任宣传干事），他的文笔相当好，在当时来说是分区的“秀才”，编辑还有张崇业、张望勋（即高武）、郑洵、李黎（即李方诗）等同志。报纸每期印200多份，仍为每周一期，发至连队（地方发到区）。报纸的内容也丰富多了。这时，已经有了收音机，分区也有电台，可以收听到延安的广播，这就能使党中央的指示通过报纸及时传达到基层。经常刊登领导机关的决定、命令，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各团、县的动态、经验总结，先进单位、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也有对违犯纪律、不良倾向的揭露批评。报纸对同志们的战斗、工作、学习、部队管理、形势任务教育、基层军政、党支部建设、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连队干部也常以报纸为依据进行各项工作，报纸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爱戴，大家轮着看，读报活动成了很受欢迎的文化生活。

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2年2月1日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是我们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基本文件--整顿党的作风，就是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同志号召开展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这是党在思想上的一场革命。1942年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决定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明确提出整顿三风运动的性质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不但要克服旧有的三风不正的残余，而且还要克服新的小资产阶级的不正之风。不但要从老干部、老党员身上去掉这种非共产主义的思想作风，而且要在新干部、新党员身上去掉这种思想作风。要看到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许多同志身上还浓厚地存在着，而且表现得甚为顽强，他们企图按照自己的思想面貌来建设党，来改造世界。所以，只有克服这种错误思想，才能按照无产阶级的思想来建设党、改造社会。

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通知和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的指示，2分区政治部将整风文献印发给连以上干部阅读。当时，发给大家的文件是油印的，看起来相当费力，但就是这样，同志们依然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来保存，不管环境多么艰苦，部队多次轻装，这些文件谁也不愿减掉。其时，孙连捷在7团2连工作，担任学习组长，在艰苦紧张而又频繁的行军作战中，不可能坚持正常的学习制度，无法保证每天两小时的学习时间，只在环境较为安定的条件下，连级干部集中学习，由孙连捷读一读文件，大家听一听，更谈不上作学习笔记，联系实际对照检查。大家对党中央的决定是拥护的，对毛主席的三个报告也认为讲得很好。

针对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冀鲁豫军区决定由各军分区安排连以上干部集中分批轮训，每期3个月，认真学习文献，联系个人思想实际对照检查，以改造思想，改进作风，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2分区轮训队第一期于1943年2月举办，孙连捷奉调参加第一期的整风学习。第一期学员150人，全系连级军政干部，每人背一支步枪，自背行李、粮食，完全是普通一兵的生活。孙连捷编在1分队，为副分队长、党小组长、学习组长; 分队长是魏天村。

脱产集中轮训就比较正规了，除反“扫荡”行军转移外，基本每天上课2个小时，小组讨论2个小时，个人准备对照检查、整理笔记4个小时。

三风不正究竟在我们身上有没有? 这是首先遇到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统一认识，端正态度的问题。通过学习文件，深入讨论，联系实际对照检查，三风不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程度不同的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不铲除这些极坏的思想作风，拿来律己害了自己，用以教人则害了别人，危害革命、亡党亡国并非危言耸听，确实是革命的大敌。这样，大家再也不说“整顿三风是领导机关、高中级干部的事，与我们基层关系不大”、“我们这些小干部有点三风不正也影响不了大局。”

每个人通过学习文件，都认真思考，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对照检查。尽管每个人的问题不尽相同，但三风不正却是普遍存在的。

三风不正首先是学风不正，主观主义相当严重。主观主义害死人的事，我们都发生过，缺乏调查研究，粗枝大叶，敌情、地形、情况不明，瞎指挥，打莽撞仗，造成战斗失利，本来可以避免的流血牺牲发生了，确实是“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无的放矢”，这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党风不正的表现主要是宗派主义。首先是闹独立性、本位主义，只看见局部利益，不顾及全局利益，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个人和党的关系上，是把个人利益摆在第一位，闹个人的名誉、地位，出风头。在同志之间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拉拢一些人，排斥一些人，因而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新老干部之间，部队之间闹不团结，不协调，闹成见。还有“山头主义”，一个地区、一个部队来的就特别亲近，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子，不讲原则，互相迁就，任人唯亲。

文风不正的主要表现就是党八股，高谈阔论，夸夸其谈，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看对象，无的放矢，玩弄词藻，装腔作势，这些在知识分子身上是比较严重的，而且自命不凡，骄傲自满，不能密切联系群众，不紧密联系实际。这些必然影响工作效果，也影响团结，更不利于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通过整风学习，大家理解了整风是我党20多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总结，是通过反对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王明等错误路线，特别是三次“左”倾错误对我党严重破坏的惨痛教训。要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建设一个真正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武装全党，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才能实现党的路线，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整风学习中，同志们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真正是“与人为善”，着重启发自觉，提高思想认识，总结经验教训，以自我批评为主。没有发生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无限上纲、胡乱批斗等现象。大家互帮互学，心平气和，个个心情舒畅，学习情绪高涨。

毛泽东同志在后来曾经指出: “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他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这段话讲得非常透彻，完全正确。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两个方面的成功，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难以设想的。这就是历史的经验。

1943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发出了联合通知: “《解放日报》发表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与苏联作家高涅楚克的剧本《前线》，并由新华社全文广播。两文都是反对骄傲的。郭（沫若）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实为明末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前线》中刻画的总指挥戈尔洛夫，依老卖老，粗枝大叶，喜人奉承，压制批评，不肯虚心向新鲜事物学习，向科学学习，向青年知识分子学习，致在战争中屡犯错误，终于被撤职而让位于新人物欧格涅夫，这是苏联红军在苏德战争中大改革（军事上与人事上的大改革）之一缩影。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和国家，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踏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复辙。毛主席最近号召我们放下包袱正是此事。望各地收到广播后，将两书翻印，在干部中散发，展开讨论，其不能阅读者，并予帮助解决。在巩固的根据地，如有条件并可将《前线》上演，以达干部们深刻了解与警戒之目的。”

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的这—通知，证明了党中央英明远见，高瞻远瞩，这是在整顿三风学习之后，又一次对干部进行普遍教育，以反对骄傲自满，居功自傲，提高革命自觉性，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部署。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战线延长，兵力分散，经济枯竭，力量大大削弱，已成强弩之末; 德国法西斯在苏德战场上也节节失利，进攻锋芒已被遏止。抗日根据地则逐渐开始局部反攻，相持阶段最困难、黑暗的时期即将过去，形势一天天地趋向好转。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某些干部中开始滋长居功自傲、贪图享受、不求进取的消极思想，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盼望战争早点结束，胜利后进入大城市，尽情享受，因而工作不那么积极了，战斗中不象以前那样英雄顽强了，革命意志没有以前那样旺盛了。这些虽然只是个别的苗头，但确是一种腐蚀剂，是十分危险的，中央及时预见到这种有害思想，敲响警钟，十分正确，非常必要。

联合通知和剧本《前线》、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初发给连以上干部阅读，当即受到了热烈欢迎，同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的同志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小农意识，对戈尔洛夫和李自成表示同情和惋惜; 有的为经验主义辩解; 有的对事物发展的规律不理解，对即将到来的新形势认识不清，也缺乏思想准备。反映了干部队伍当中存在的各种不同思想认识，但是对于联合通知中表达的对广大干部的关心爱护，要通过这个学习达到教育与提高警觉的目的，都深表拥护。

1944年冬季，配合整军大练兵，分区挺进剧社演出了《前线》和《闯王进京》。两剧的演出，反映非常强烈，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戏，对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骄傲自大、倚老卖老、不求上进等种种错误，是有力的鞭鞑，引起了干部的警觉。在谈论中，常说: “我们可不当戈尔洛夫，要当欧格涅夫式的革命军人。”我们的战士对个别干部中谁固步自封，居功自傲，不学习新鲜事物，搞瞎指挥，耍军阀残余，顽固坚持错误不改时，便提出批评: 这是犯了“戈尔洛夫”的错误。剧本中的戈尔洛夫，是苏联红军的高级将领（集团军总司令），红军创建初期就是一个师长，戎马一生，累建战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本质上是一个很好的老将军。但他目光短浅，因循守旧，抱着几十年前的经验不放，对已经变化了的新形势认识不清，对现代化战争、各兵种联合作战完全无知，犯了错误又不接受批评。更难容忍的是，下级的正确建议和批评，他不接受，顽固地坚持错误，致使军队蒙受重大损失，最后被撤销职务。这个典型人物，对部队上上下下的教育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