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精神支柱始缺失──忆80年代初期的思想波动 -- 潇洒书生

最初我以为他们只是说说,前两天在新科,有人说看过一个回忆,说确实有胡系的人,以开公司的名义,收罗了一些钢总的人,但后来受到压制,不了了之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a454e010008x6.html

胡耀邦自述的十条政治分歧（一）

1987年初的政治局党内生活会上，对胡的批评和批判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要挤小平下台，有野心；要当军委主席；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总后台；同中曾根（日本首相）打得火热；擅自批三千日本青年访华，等等。最要害的是胡“要树自己”。最直接的导火线是胡同意邓小平全下（退休），自己半下。对他号召中国人穿西装，学西方吃西餐，提倡高消费等等也提出了批评。

胡在1987年1月16日下台后，继续在党内担任政治局常委。党的十三大赵紫阳主政后，只担任政治局委员，这期间胡的心情是沉重的。曾叹息说：“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要把我搞臭。“十九号文件（指1987年中央发的“十九号文件），是羞辱。其中许多话并不是我说的，有的是造谣。如请日本青年三千人来，是外交部申请的：到一九八九年末一万人，常委都圈阅过，大家同意的，我才批了三千人。总书记这点权力都没有？”并且说到：“希望党能好起来。但希望不大……希望能对他做实事求是的评价。”

1989年4月5日，胡在去世前的十天，胡曾邀请李锐先生（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到家中做过一次长谈。胡谈到自己和邓小平等人在政治上的十大分歧。现分述如下。

（一）、关于华国锋的问题。

当年在党的高层议论华的问题时，邓小平认为华是坐直升机上来的，是造反派出身。我认为:主要问题在继续搞“两个凡是”,搞个人崇拜，受了汪东兴身边那个秀才班子的影响；处理不要过急，要宽一点，保留在政治局好，不要搞丑化。而且粉碎“四人帮”，华和汪东兴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耀邦的看法得到大家赞同。他讲了很长一段话。彭真还特别称赞：讲得好。）。

（二）处理“四人帮”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有个别人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叶帅和我、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反对，陈云说，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主张杀头的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

（三）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从宽还是从严，一直争论到一九八三年整党。有些省矛盾很尖锐，如山东、广西、江西、湖南、内蒙等。处理不好，又会发生内乱。我顶住了过急的一面，坚持冷处理，尤其是一些省的一把手，历史上有过功绩的人，更要慎重，从宽为好。（他谈到刘建勋、刘子厚、李雪峰、白如冰等人的情况）保与不保，在高层中是有争论的。有一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时，陈云谈到“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我很是赞同，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四）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反对周扬、夏衍和巴金，认为他们三人是搞“自由化” 头头，影响太大。我一直顶住。认为三个人决不能整。我曾批评过王兆国不该发言：“你又不知道周扬的历史情况，发这个言干什么。”乔木还拟了个文件，全国发下去，要人人过关作检查。我于是给乔木打电话：不能这么搞了，并且将原件退了回去。当时邓力群气势汹汹，逼得《人民日报》、新华社都发表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由于我和赵紫阳联手抵制，其他书记处成员都不赞成，大家知道，这场类似“文革”的“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八天，停止了下来。在人代会讲到，此事中央有责任。但是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对此不满，耿耿于怀，于是接着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访问日本时，日本记者故意提问“清污”问题，于是我回答：“日本军国主义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耀邦说，“他们两位总是要在文艺界挑起争端。如批白桦的问题，《解放军报》的文章，幸亏乔木也不大赞成，否则我顶不住。”

（五）外事问题。一九八二年前，讲联美反苏，徐总不赞成。我作过两次系统发言，外交讲了十条，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等。“找我谈，说太大胆了，敢印出来。”东德昂纳克来时，请他传口信到苏联。我们两人各讲各的，但精神是一致的。一九八0年四月，意大利贝林格来时，谈到：苏联出兵阿富汗，是侵略别的民族，五年中陷入泥潭，罪名洗脱不掉。赞成意大利的提法，战争不是可避免的。“我是老鼠上秤勾，自己称自己。”当年于是传来上面（指邓小平）一句很厉害的话：“你要树立自己的形象。”

（六）一九八0年一月，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共讲了二十八条。一九八0年邓小平长篇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过党政要分开（但办不到）。这个说法，毛主席批评过：党政又分又不分。我的讲话中，党政职能要明确划分，全党都要懂经济。喜欢讲四人字：“藏富于民”。这二十八条，书记处都看过。乔木当时在云南，改了几个字寄回，是同意的。小平说：文件很好，没提不同意见。赵紫阳认为，现在不忙毛里毛糙搞全面改革、搞政体改革，向小平反映。乔木后来又说不知道这个文件，没经过书记处。于是只好向小平谈：文件经过书记处的，这样才没生气。于是定个协议：文件暂不发表。“（此事又关系到“你要树立自己形象问题。”）

（七）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给我戴过一顶帽子：提倡高消费。我反对高消费，主张适当刺激消费，促进生产。马克思谈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其同一性。我一直强调农业、基础设施、原材料问题；要发展第三产业，引进处资和技术；同时要限制高消费商品进口。有人却想以进口高档商口回笼货币，一元换八元。头十年和后十年的问题。头十年定要有个速度。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六日武昌谈话，邓谈到翻两番的速度问题，只有我答出百分之七点二。当时陈定的百分之四，邓也同意。这就翻不了一番。我说我们这些人顶多还搞十年，不能将麻烦留给后代。邓问过我：“你说了这个话？不能将麻烦留给启立？”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刮下马风太冷，他们要负责。一九八0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利用一个青年翁永曦的八句话：“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作为经济上的纲领，得到陈的认可。我会上发了脾气，引得陈很不满。一九八三年那次会本来准备换马的，是邓保护了我。历来不赞成大调整物价，不赞成提所谓理顺，没有充分有说服力的材料，物价必然有上有下。到一九八六年讨论五年计划报告，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胡乔木、邓力群都不赞成。

（八）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开始时不赞成这种提法。此事上上下下都有责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老提法，是上对下。“清除精神污染”只搞了二十八天，书记处都不赞成，不能不停下来（这个问题只提了一下，接着讲下面最要害的问题）。

（九）“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在六中全会上陆定一发言，坚持取消“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于是就闹大了。

（十）政法问题。主张从理论上弄清楚。就是搞法治，依法治国。不要再像毛老人家一样，强调专政。依法打击刑事犯罪。不赞成搞什么“几大战役”，不要搞新的冤假错案。彭真说过我；“四个坚持”，你时而说，时而不说。留学生反映，再搞“四个坚持”，就回不去了。邓几次讲，“反右派”没错，只是扩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