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甄嬛传》所宣扬的价值观是完全正确的 -- 迷途笨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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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嬛传》所宣扬的价值观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平时工作繁忙，潘太史平常不太看电视，但对长篇电视连续剧《甄寰传》却始终情有独钟，前后至少看过三遍不止。该剧除了服装华丽、道具精美之外，各个演员的演技也非常值得称道，其中包括皇后、华贵妃、祺嫔等诸多反派角色……。虽然本人对历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资治通鉴》的范畴，但对于清史多少也略知一二，由于《甄嬛传》的情节纯属虚构，因此应该将其列入娱乐片的范畴，根本就无所谓宣扬什么价值观。

　　不料近日却有人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责《甄嬛传》宣扬犬儒主义与投机主义，只论成败而不顾是非，好人只有变得比坏人更坏才有可能战胜坏人，并且还提纲挈领地指出《甄嬛传》的错误在于“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

　　潘太史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社会生态学者，对畅销历史读物《明朝那些事儿》中提出的核心观点始终持赞赏态度，那就是——这个实际上只有更坏而没有最坏……，所以发心思放在谁比谁坏其实并没有多少现实意义。《甄嬛传》之所以风靡全国甚至流传海外，至少证明该剧在艺术上非常成功，而且剧情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符合现实生活的。诸如熙贵妃故意小产而陷害皇后的情节，其实就是武则天当年陷害王皇后的翻版……。如果《人民日报》以此作为《甄嬛传》宣扬负面价值观的证据，那么潘太史倒希望不如索性由中宣部牵头，对《二十四史》进行一次系统地大批判…..。

　　在《人民日报》雄文的提示下，潘太史倒是对《甄嬛传》到底宣传了怎么的价值观产生了兴趣，并且结合剧情进行了一次简要的梳理，而本人的结论却是：甄嬛（熙贵妃）的胜利并不是因为比别人更加歹毒，而是在组织对抗中打赢了一场人民战争而已。

　　《甄嬛传》剧情显示：后宫中当时存在两大利益集团，一派以皇后为首，此人阴险狡诈而且工于心计，但美中不足之处则是年老色衰，而且由于疾病而无法生育。另一派则是以华贵妃为首，她的特点则是依仗娘家的势力作威作福，但对皇帝则是忠心耿耿，因而一时圣眷最隆。皇后为了打破华贵妃专宠的既定格局，不断积极为皇帝选拔秀女，这种做法俗称“搀沙子”。甄嬛（熙贵妃）、沈眉庄（惠嫔）、安陵荣（鹂妃）其实就是皇后“搀沙子”政策的受益者，她们最初的使命就是要不择手段地与华贵妃争宠斗法……。由于同样出身官宦之家加之意气相投，甄、沈二人很快结为姐妹并且拉拢安陵荣入伙，看来她们都非常清楚“有组织的少数总是能够击溃无组织的多数”，但这样一个小山头在皇后、华贵妃这两大集团的压迫下显然势单力微，因此在初始阶段接连遭受重挫，以致心志最高的沈眉庄率先出局，后来只能凭借讨好皇太后欢心而勉强自保。而甄嬛却能够在逆境中团结饱守冷落的端妃（后来的皇贵妃）、敬嫔（后来的敬贵妃），并且成功地策反了华贵妃身边的智囊人物曹贵人（后来的襄嫔），最终借用皇后的力量将华贵妃置于死地。

　　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甄嬛即将由莞嫔晋升妃位，安贵人则顺利晋位为嫔，惠贵人好歹也算恢复了封号，这个小山头明显处于上升趋势。不料皇后却在消灭华贵妃集团后敏锐地转移了斗争方向，她通过引进祺嫔、策反安嫔（挖墙角）等手段，成功地对甄嬛实施了一次沉重打击。而此时的甄嬛对皇帝的本质尚无清醒的认识，于是半是赌气、半是无奈地选择出宫修行，结果后来饱尝摧残，所幸在果郡王的庇护下转危为安、以至最后以身相许并且珠胎暗结。

　　皇后在将甄嬛扫地出门（搬石头）以后一度大权独拦，进而作威作福，甚至对自己的大靠山皇太后也有所不敬。于是在御医温实初以及首领太监苏陪盛等人的大力协助下，甄嬛得以二进宫并且由此展开了新一轮争斗。结果熙贵妃在惊险地躲过祺嫔发动的通奸检举之后，联合皇贵妃、敬贵妃以及欣嫔、宁嫔等人发动绝地反击，结果在铲除祺嫔、鹂妃之后，又通过集体的力量一举打倒了皇后。如果剧情到此噶然而止，或许甄嬛所作之恶还不至于引起《人民日报》的反感，但问题是熙贵妃为了替情人果亲王报仇，竟然最终对皇帝痛下杀手，并且在宁嫔的有力配合下神不知、鬼不觉地达成了心愿。或许在《人民日报》看来，皇后、华贵妃、祺嫔、鹂妃等人所犯下之恶，不过都是为了相互争充而已，但她们对皇帝的感情却是忠贞不二的，因此充其量都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但甄嬛（惠妃、宁嫔甚至包括鹂妃）等人对皇帝非但彻底决情，反而在貌似温柔恭顺的伪装下对其恨之入骨，甚至直到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诚可谓是可忍孰可不忍......。

　　不过《人民日报》目前的观点，与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初的教诲却明显存在抵触之处。老人家曾经于1975年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水浒之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曾经进行过一场惨烈的内战，最终以武力统一了大陆并且建立了目前这个新中国（中共法统），这场战争的结果其实就是一个武装集团战胜了另外一个武装集团。国民党在1927年凭借其掌握的武装力量曾经对中国共产党人大肆屠杀，而中共则在解放战争中不断积聚力量，最终在战场上实现了逆转，仅四大野战军加华北野战军所属之主力部队，就拥有兵力十八个兵团，外加地方部队以及民兵，总兵力或许高达一千万人以上！因此，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首先是武装斗争的胜利！

　　因此，潘太史恰恰认为《甄嬛传》所宣扬的价值观是完全正确的，熙贵妃集团战胜皇后集团，原本充其量不过是后宫争斗中一次较量而已，只有将斗争矛头指向皇帝本人，该剧总算为广大受压迫阶级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反抗道路。对于武装到了牙齿的国民党反动派，任何善良的和平的动议都是不切实际的，最终只有寻求在武力上战胜敌人才能真正保全自己。潘太史在电视连续剧《甄嬛传》中所看到的，并没有什么善恶之念，也没有什么谁比谁更坏，而是一部组织对组织、派系对派系的斗争史而已，其客观结果则是甄嬛小集团与皇后势力进行合作，首先干掉了华贵妃集团，然后就是皇后先发制人对甄嬛发动打击，结果甄嬛在各方力量的策应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最终反败而胜，并且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视嫔妃（鹂妃最终的觉悟）如玩物的皇帝老子。

　　在后宫之中，相对宫女、太监而言，答应、常在等“小主”无疑属于体制内，但她们在贵人、嫔妃面前也必须下拜行礼，谨守规矩，否则就是犯上而遭受惩处，从而沦为了可怜的体制外，而嫔妃在贵妃、皇后那里也照样沦为体制外。但是个别小主也会凭借一时受充而风光无比，从而成为体制外的体制内，皇后、贵妃也会由于年老色衰而无援觐见皇帝而沦为体制内的体制外，而体制核心则只有高高在上的皇帝一人而已。而熙贵妃、惠妃非但敢于给皇帝戴上绿帽子，而且还要让他花钱给自己养孩子，宁贵人在最后关头甚至敢于直接对皇帝下手，这在《人民日报》看来固然是比皇后更坏的大恶，而在潘太史看来这才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真实写照！因此，《甄嬛传》所宣扬的价值观是完全正确的

　　2013年9月20日星期五

　　共和国64年

　　民国1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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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北京市东城区

上次登录：2013-09-20

　　一些领域的道德状况令人担忧：犬儒主义盛行，人际关系恶化，社会诚信缺失。更可怕的是，一些人其实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但出于一己私利，不是努力去疗救它、修复它，而是自觉不自觉地甚至无所顾忌地参与到对它的进一步破坏中。这种犬儒主义与投机主义的态度，比社会道德的损坏更为可怕。

　　这些人之所以会这么做，并非是缺乏明辨是非好坏的能力，恰恰是在具备这种辨别能力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作恶和犯错。近几年流行的官场小说、宫斗剧就是这种社会风气投射到文艺创作中的一个结果。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权谋：谁的权术高明谁就能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好人斗不过坏人，好人只有变坏、变得比坏人更坏才能战胜坏人。电视剧《甄嬛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甄嬛刚刚入宫时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简单纯朴的女孩，但在残酷的宫廷环境中，时刻受到以皇后为首的宫廷势力的暗算和迫害。经历了一系列惨痛教训之后，她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你必须学会比对手更加阴险毒辣，你的权术和阴谋必须高于对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说，你必须更坏才能战胜对手。最后，甄嬛终于通过这种比坏的方式成功地加害皇后并取而代之，这就是《甄嬛传》传播和宣扬的价值观。

　　对比同样表现宫廷斗争主题的韩剧《大长今》，可以看出两者价值观的差异：大长今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同样受到恶势力的迫害，但她没有通过比坏的方式战胜后者，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和做人原则。这样，作品的主题就是：只有坚持正义才能最终战胜邪恶。也许有人会说，《甄嬛传》比《大长今》更真实，因为生活就是只有学坏才能生存。且不说这种对生活的理解是否过于狭隘、过于偏激，退一步讲，文艺作品也应该高于现实而不只是简单地复制现实。在评价历史题材作品时，最重要的标准还不仅仅是真实性标准，而是价值观标准。不正确的价值观会导致观众把不正确的生存理念带入现实生活。

　　我相信，绝大多数观众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不可能不知道甄嬛用来对付对手的权谋与诬陷手段是不对的甚至可耻的，但一些人仍然选择了以甄嬛为榜样，选择了以恶抗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将会对社会道德造成巨大腐蚀。

　　当然，文艺作品中的以恶抗恶、以坏抗坏的主题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本问题是现实社会存在鼓励学坏的土壤或鼓励作恶的环境。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学做遵纪守法的好人，用自己的行动去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有可能会发现自己和环境、和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发现自己总是吃亏，被嘲笑被冷落；相反，做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则可能风险很低，甚至没有风险。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不是人们缺乏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而是他觉得没有必要非得去遵纪守法，也很难不做错事——更不要说做好事了。

　　在这种比坏心理的影响下，一些人不仅不会产生悔过与愧疚心理，相反还会产生冤屈和倒霉心理，或者投机与侥幸心理。即便他们真的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被绳之以法，也无法对整个社会产生警示意义，顶多只会觉得，这些人不过是倒霉蛋罢了，比他们更坏的还大有人在，而且一样过得很“潇洒”。

　　如果任由一些人这样比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糟糕。要彻底改变这种犬儒主义的比坏风气，必须在全社会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培育诚信文化。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诚信文化也需要有载体，更需要靠人去躬行。在这方面，我们的文艺作品肩负着重要的使命。除了加强维护诚信的制度建设，我们还必须“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应该成为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估计很多人不看这个，真不会注意这部电视剧，当年《海瑞罢官》远在庐山会议前，结果后来被借题发挥了，《甄嬛传》似乎又有重蹈覆辙的可能。其实社会远比文艺作品黑暗，要是社会阴暗，教学生天真等于培养待宰羔羊。上梁不正下梁歪，腐败官员不整治，怎样洗1脑也洗不出万民拥戴，早点把公务猿及其配偶、子女财产公示，比什么吹捧都管用，反之，于国于民，批判现实主义就是健康向上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