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参观中世纪博物馆，居然有水龙头 -- 莫无非

[QUOTE]这个帖子有问题，很多问题被方解石mm指出来了[QUOTE]

我们分析上古历史，就会发现，实际上，中华文明在初期，非常类似于罗马的殖民模式。

夏朝姑且不去说它，因为瓜子知道不多。商朝的经济模式，便是跟同时代的希腊、腓尼基、罗马帝国毫无二致。其基本经济制度乃是奴隶劳作制，而其奴隶之来源，除去尚有部分基本人权保障的债务奴隶（不得杀死，还债期满后可以获得自由）外，奴隶之主要来源，便是战胜周边部族后得到的俘虏。亦即，战俘，乃是国家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战争则是保证这种来源的主要方式；而增加国家财富的主要途径，便是发动战争；因此，“发动战争——>获得战俘”的经济模式，乃是贯穿商朝历史的主流，也是商朝统治阶层首先要考虑的事情。

所以如此，乃是基于一个基本的现实——商人的周围，乃是无边无际的蛮荒之地，这些洪荒大地上，分布着无数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低于商人的部族。

由于洪荒一片，因此土地并不难以获得，因此，获得土地，并非此时当局的考量因素。相对于土地，劳动力反而难以获得，只要有劳动力，便有无数的土地供其开发，因此，当日的战争，首当其冲，便是为着获得俘虏（变身之后，便是奴隶）。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商朝的历史，充满了无数征伐，而且，这些征伐，大多并非是反击，而是商人主动出击，去攻击临近的部族。

战争的规模非常宏大，据我估计，商的人口规模也就在百万人级别，但是，甲骨文的记载中，经常看到出动万人军队，行军千里，俘虏数千人的记载。一句话，发动战争，获得奴隶（永远要记得，这个时代，奴隶，而非土地，才是国家财富的主要体现，也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便可以使得国家力量不断增长。

基于对这点的理解，瓜子便要重新评价所谓盘庚迁都。实际上，商人的历史，便是不断迁移的历史，在历史地图册上，我们会看到商人的据点（所谓的首都）不断迁移，前前后后有十八个个之多（盘庚之前迁都13次，盘庚本人迁都五次）。经典的传统解释，乃是当地环境因素不利于政权的生存，然而，就瓜子看来，不过是“打草谷”时间长了，当地不再能够提供更多“草谷”而已。

而盘庚选定殷这个地方，此后再不迁都，只能理解为，盘庚之后的商人，面临着一个尴尬的现实：再次迁移，对于执行国家之扩张战略再无意义——商人根据地（黄河中游、亦即河南黄河南北岸一带）周围，再无异族部落可以为商人提供财富来源（奴隶）。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一切人和政治实体要俯首于历史规律。商人在盘庚之前的数百年发展和扩张（“战争藉以获得奴隶”的模式），已经使得商人的部族（国家？王朝？——瓜子怀疑这个称呼的正确性）十分庞大。

在部族兴起早期，较小的部族规模（千人、万人规模），一次性获得几十人、上百人的俘虏（奴隶前身），便是一个不错的“收益”了。然而，对于人口规模上百万的大部族来说，商人若是出动万人规模的军队，只能打到几十人、数百人的“草谷”，便意味着投资失败。

因此，盘庚之后，简单的（仅仅在根据地四周的河南黄河中游南北岸一带）四处迁都，对于扩大打“草谷”的收益，已经毫无助益，或者毫无意义——或许，经济学中所说的“边际效应递减”可以说明这点。

在这种情况下，商人的选择，只剩下一个，那就是出动更多军队，袭击更远地方的部族，争取获得更大的收益——千人以上的战俘（奴隶）收益，才能让商人相信，这次投资成功了。

这也就不难以解释，为何到了商王帝辛（殷纣王）的时代，帝辛要不断发动大规模战争，而且，总是悬师袭远。

我们翻阅商朝历史，便会发现一个荒唐的现象，亡国之君帝辛压根不像《封神榜》中所描述的那样昏庸无能，而是个非常聪明、有才能的人。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换成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说帝辛此人在口才、运动、思维、见闻、才能、体育方面全面发展，乃是一个不世出的英才，简直就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五好学生”。

百度百科中对他的介绍，也是非常的荒唐“继位后，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力强盛。他继续发起对东夷用兵，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特别是讨伐徐夷的胜利，把商朝的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帝辛对东南夷的用兵，保卫了商朝的安全。”

按理来说，接下来的描述，乃是“我大商”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而建立了万世不易的辉煌盛世才对，但是，迎接帝辛的，却是亡国身死。这荒唐的反差，显然不能用既有的理论解释。

事实实际上非常清楚，商政权灭亡于一个技术性因素。这个技术性因素，便是商的主力，陷于对东夷的战争，而居心叵测的周部落，趁此机会发起“斩首行动”，一举击灭商政权的中枢，进而以“解放奴隶”的口号，瓦解了商人临时组织的、奴隶为身份的近卫军，击破商都殷之后，商的经济根本便随即破灭，悬师袭远的数万大军，失去后勤保障和经济支持，便再也不可能保有旧日的战斗力，飞廉、恶来两位商政权的将军便是再勇猛善战，也不是周政权的对手——《毛选》以及《毛选》的一个较为生动的衍生品《窃明》明确告诉我们，战争，首先打的便是后勤和经济体系。

周人代商，非常类似于李存勖灭掉后梁末帝朱友贞，后者在战略劣势下，孤注一掷，趁后梁军队集中在黄河前线之机，选精兵直击后梁首都，“斩首行动”成功后，李存勖也就咸鱼翻身，从战略劣势一方，一下变身中原共主——简直就是周人灭商的翻版。

很明显，这个技术性失误，使得商政权灭亡。

商灭亡的根本原因，乃是商人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为了保证政权的正常运行，战争必须规模越来越大，且进攻对象越来越远（东夷部落，距商人的统治中心殷都在数千里以上，这对于洪荒时代的上古来说，乃是达到了国家动员的极限。）

这种模式之下，埋藏着两个巨大的隐患，一个便是被居心叵测的周边部落趁机实施“斩首行动”，这个已经成为现实；

另一个，便是恶性循环:战败——>损失人口——>国力下降——>战争能力下降——>第二次战败——>恶性循环……

出现这个循环，乃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其原因，乃是在技术上，商军已经挑战历史所允许的物质条件之极限，犯下了数个兵家大忌：劳师袭远、缺乏后勤保障、军事行动保密的可能性极差（参见秦穆公派遣三帅远袭郑国的覆辙）、战争旷日持久。

然而，第二个前途终究没有出现，历史记载，在帝辛的英命领导下，商政权整个国家机器为着部族的根本利益而奋战，将士用命，指挥得力，保障有力，正是完完全全做到了江core的号召：

政治合格——为了奴隶制国家的繁荣富强而拼尽全力；

军事过硬——艰苦条件下作战，竟然连战连胜，并无一次败绩的记录

作风优良——烧杀抢掠，无所不作，但是是目标非常清楚，掠夺人口，作为国家生产力之最大财富来源；

纪律严明——以抢劫人口为最大纪律；

保障有力——劳师袭远数千里，没有运河（秦始皇可以开凿灵渠作为军事保障路线，商人没有这个条件）、铁路、公路（秦始皇修筑直道、驰道，作为秦的“高速公路”，商人也没有条件）、飞机（不说什么了）、只能用小推车（商人应该有了轮子）和骡马、以及“因粮于敌”（《孙子语录》第一页）四字真言的后勤，竟然也能保障数万人规模之大军连续数月乃至于整年在数千里之外作战，瓜子不能想像是如何作到的。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司马迁评价帝辛的话一点没错，帝辛才能出众，乃是不世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而其政治才能尤其过硬，其排名足以跟千古一帝秦始皇有的一拼。他的悲剧，乃是商政权之致命弱点的悲剧，乃是商政权发展模式的悲剧，跟他本人压根没有一点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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