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参观中世纪博物馆，居然有水龙头 -- 莫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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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中华文明有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家园 我认为这部分写的太过于个人主观化

商朝的经济模式，便是跟同时代的希腊、腓尼基、罗马帝国毫无二致。其基本经济制度乃是奴隶劳作制，而其奴隶之来源，除去尚有部分基本人权保障的债务奴隶（不得杀死，还债期满后可以获得自由）外，奴隶之主要来源，便是战胜周边部族后得到的俘虏。亦即，战俘，乃是国家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战争则是保证这种来源的主要方式；而增加国家财富的主要途径，便是发动战争；因此，“发动战争——>获得战俘”的经济模式，乃是贯穿商朝历史的主流，也是商朝统治阶层首先要考虑的事情。

首先，商代的确通过征战向外掠夺奴隶，但是目前尚无非常确切的证据证明，商代的生产力主要是建立在奴隶劳作的基础上的。而有更多的例子，能证明，不稳定的来源的奴隶，不能完成精细的手工劳作，因其不能积累充分的技能。其次，奴隶的来源，也并不是只依赖于战俘，奴隶的自身繁衍，也是一种。目前认为商代应该有多种奴隶制度并存，有人身依附强的也有弱的。但是目前的共识是，东方的奴隶制度，和西方是不一样的。目前，国内存在很大争议，最极端的是认为，我们国家没有奴隶制度。而温和的也必须承认，东方的奴隶制度异于西方。东方的奴隶制度并没有西方那么发达。

http://news.sina.com.cn/richtalk/news/culture/9812/121101.html

　尤应注意商代家族组织与社会结构的研究，探讨东方奴隶制社会的发展模式。殷墟历年积累的资料，特别是数

以千计的墓葬资料，为这方面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应从社会生产技术及生产组织的角度加强对殷墟的研究，

探讨其在商代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http://bd.hbrc.com/news/view_2721961.html

张广志在《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青海人民88）中论证了商周和中国历史上十个少数民族社会的非奴隶社会性质。胡钟达、沈长云等对这种观点也有比较系统的论述。坚持“必经论”的学者亦不乏人，其中胡庆钧基于凉山彝奴隶制调查材料的论述最可注意。在这基础上他又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世界史所的学者联手，根据中国商代、希腊荷马时代、罗马王政时代、凯撒和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的材料，作了《早期奴隶制的比较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96）。

基于对这点的理解，瓜子便要重新评价所谓盘庚迁都。实际上，商人的历史，便是不断迁移的历史，在历史地图册上，我们会看到商人的据点（所谓的首都）不断迁移，前前后后有十八个个之多（盘庚之前迁都13次，盘庚本人迁都五次）。经典的传统解释，乃是当地环境因素不利于政权的生存，然而，就瓜子看来，不过是“打草谷”时间长了，当地不再能够提供更多“草谷”而已。

而盘庚选定殷这个地方，此后再不迁都，只能理解为，盘庚之后的商人，面临着一个尴尬的现实：再次迁移，对于执行国家之扩张战略再无意义——商人根据地（黄河中游、亦即河南黄河南北岸一带）周围，再无异族部落可以为商人提供财富来源（奴隶）。

我觉得老兄少算了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黄河在商代活动范围内的泛滥。你也知道商人的地盘是来回迁徙的，而且主要是黄河流域；你应该知道黄河是世界泛滥最频繁的河流之一，改道次数数不清。你也应该知道，商代的时候，还没有发展出合理的耕作制度，一般是轮作，还没有学会运用肥料。我觉得将迁都仅仅归于掠夺这个理由比较牵强。

http://travel.163.com/06/1108/08/2VD52GAC00061Q2O.html

有关专家曾对殷墟祭祀坑出土的人头骨作过科学鉴定，认为牲人的人种不是单一的，他们中有蒙古人种主干下类似现代的北亚、东亚、南亚各种系，这说明牲人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他们是殷商四邻的异族战俘。

http://www.guoxue.com/wk/000430.htm

商的奴隶，大体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比较典型的、完全没有人身权利和私有经济，与原属的公社盖已完全割断了联系。这种奴隶，多系商王及高级贵族所有。一些低级贵族或商的同族自由民也可能有少量奴隶。郭沫若同志的研究所指称的奴隶，我们看来，即多是他们。另一种是集体地沦为奴隶，还保有自己的公社组织，所受于商朝奴隶主的剥削采取贡纳的形式；商的许多属国，就是这种类型的奴隶。日本人早川二郎所说的“种族奴隶制”、“贡纳制”以及我国史学家侯外庐同志所说的“集体奴隶”就是这种类型的奴隶[11]。这两种类型奴隶之间同时并存是商的奴隶制未充分发展之证。但其趋向是往典型奴隶发展的。所以商潮对其属国进行了无数次的奴隶掠夺战争。

我们翻阅商朝历史，便会发现一个荒唐的现象，亡国之君帝辛压根不像《封神榜》中所描述的那样昏庸无能，而是个非常聪明、有才能的人。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换成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说帝辛此人在口才、运动、思维、见闻、才能、体育方面全面发展，乃是一个不世出的英才，简直就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五好学生”。

其实司马迁说的这个很现实，隋炀帝也很多好评呢，我们现在也认为其实他还不错。我觉得这个不能说明什么。

另一个，便是恶性循环:战败——>损失人口——>国力下降——>战争能力下降——>第二次战败——>恶性循环……

出现这个循环，乃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其原因，乃是在技术上，商军已经挑战历史所允许的物质条件之极限，犯下了数个兵家大忌：劳师袭远、缺乏后勤保障、军事行动保密的可能性极差（参见秦穆公派遣三帅远袭郑国的覆辙）、战争旷日持久。

保障有力——劳师袭远数千里，没有运河（秦始皇可以开凿灵渠作为军事保障路线，商人没有这个条件）、铁路、公路（秦始皇修筑直道、驰道，作为秦的“高速公路”，商人也没有条件）、飞机（不说什么了）、只能用小推车（商人应该有了轮子）和骡马、以及“因粮于敌”（《孙子语录》第一页）四字真言的后勤，竟然也能保障数万人规模之大军连续数月乃至于整年在数千里之外作战，瓜子不能想像是如何作到的。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司马迁评价帝辛的话一点没错，帝辛才能出众，乃是不世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而其政治才能尤其过硬，其排名足以跟千古一帝秦始皇有的一拼。他的悲剧，乃是商政权之致命弱点的悲剧，乃是商政权发展模式的悲剧，跟他本人压根没有一点点关系。

我觉得这部分太主观了，我还是觉得老兄应该多看点出土的实物，最好是考古学简报，研讨下，商代的出土的那些各类作坊周围有没有围墙、附近有没有能够区分出来是奴隶还是非奴隶的信息，比如是否有专门给奴隶住的地方，和用来监视管理奴隶的设备，如兵器什么的。黄河在商代大体泛滥了多少次，改道了多少次，商代运用奴隶到底运用到什么程度，我们所见的商代精美青铜器是否可以运用战争掠夺来的奴隶做出来，商时期各地方国的实力和生产力是否真的大大劣于商。

（事实上现在这一点基本是被否定的，各方国本身也有高度的文化。参看各地考古简报，举例：盘龙城遗址http://baike.baidu.com/link?url=-VC-az_4GZpoPPRwAt-RmPuGMyxQCHIRwRTyQW9INAodoqCdkkGK-9LLg3EvTEdd，还有新干大洋洲，目前解释也是众说纷纭。http://www.douban.com/event/10819884/discussion/17161060/）

事实上目前，针对商的对外掠夺扩张，有另外一个说法是主要为了掠夺战略资源，如铜（中原不产铜，而商所用的铜可以被鉴定产自西南等地区）、玉石（这个也能通过同位素测出来）等。

至于通过商代杀俘虏就判断为商代是奴隶社会，我觉得有点危险。有篇网文不知道老兄看过没有

http://teabbs.zjol.com.cn/viewthread.php?tid=34451&page=1

统计发现，商朝总计1.3万的人殉人牲，75％发生在商朝盛世“武丁时代”。这是因为武丁时代战功最煊赫的原因，所以，可以推论战俘是人牲的主体构成。武丁所捉来的战俘绝大多数都杀了作为人牲，极少量养起来转化为奴隶（用于从事养马、打猎之事，用于农业生产的则绝少）。这一点被卜辞的研究所证实，以典型的羌方战俘为例，转化为奴隶去养马的只有一例，其它全是杀了祭祀上帝，每次三人、五十人、三四百人不等，被杀掉的人身上还带着战场上的箭伤，从头骨分析都是什么"类高加索人种、海洋尼格罗人种、爱斯基摩人种"，来自遥远的五湖四海，更说明是战俘。

专家们于是统计了所有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发现累积人牲总数为13052人。把它平均到250年中去，是每个月四人。对于一个诺大的商王朝来说，每个月杀掉四个人作为人牲，实在不是太多

在古巴比伦王国与北方亚述人的频繁战争中，动辄有十数万人甚至二十万活口做了战俘，而三万、七万、九万战俘的记录更是史不绝书。埃及法老也是频频出征、大有斩获，捉到数万甚至十万俘虏。这些被俘的人口显然不可能全是士兵，当时的军队不可能有这么大规模，而一定是良民居其很大比例。这些被俘的人丁，绝大多数转化为国王和政府直接掌管的奴隶，还有一些发往奴隶市场出售给民间。而我们商朝的武丁先生，一次出征在三千五千人左右（只有一次达到一万多人），战俘又多被杀掉祭祀使用，实在没有因此产生多少奴隶。

　商朝最主体的人口，也不是奴隶，而是守着几千年世代相传的土地，土地上的宗族农户。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就是说，国家向这些宗族农户发授土地，夏朝每人发五十亩地，商朝七十亩，周朝一百亩，然后国家收取其十分之一的收成。这哪是奴隶呢？分明就是正常的农夫，上交的是实物的地租。

事实上，商代的时候的商王和周围的方国的关系，是既有战争又有和平，且存在大量商业活动。

例如，妇好就可能是来自周围的方国。

http://tieba.baidu.com/p/181802219

根据目前甲骨学界的认识，商王诸妇的妇名都是来自于她们的方国部族或者是城邑，就是他们的妇名是在他们的方国部族或城邑的名字上加个“女”旁，因此有人认为妇好是来自于子方，比如曹定云先生就写过一篇文章《妇好是子方之女》〔3〕专门论述这个问题，信而有徵。

妇好墓出土的物品更是来自各个地方：

装饰品为数最多，有420多件、大部分为佩带玉饰，少部分为镶嵌玉饰，另有少数为观赏品。玉石人是研究当时人的发式、头饰、着装等的实物资料。各种动物形玉饰有神话传说的龙、凤，有兽头鸟身的怪鸟兽，而大量的是仿生的各种动物形象，以野兽、家畜和禽鸟类为多，如虎、熊、象、猴、鹿、马、牛、羊、兔、鹅、鹦鹉等，也有鱼、蛙和昆虫类。玉雕艺人善于抓住不同动物的生态特点和习性，雕琢的动物形象富有生活气息，如一件回首状的小鹿，表现出警觉的神情，而头部歪向一侧的螳螂则显得悠闲自在，生动传神。玉器之外还有绿松石、孔雀石、绿晶雕琢的艺术品和玛瑙珠等。3件象牙杯，有两件成对，造型美观，雕琢精致，堪称国之瑰宝。在此还应说一说墓内所出的6800多枚海贝，经鉴定为货贝，1件阿拉伯绶贝（也称阿文绶贝）、2件脉红螺。海贝产生于我国台湾、南海（广东沿海、海南岛、福建厦门东山以南），反映商王朝与我国东海、南海海域有直接间接的联系，是极重要的证据。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NEXXgsIFNQxwZxos-YqycIsz2j0PahWoUqP-m8zpH5LimLBziDuqDWUJcAe-0KxOVVDmXx2C8t3FBNtHeAk63K

妇好墓出土玉器的原料，经专家对其中的 300件进行目验鉴别，认为大部分是新疆玉，只有 3件嘴形器质地近似岫岩玉,1件玉戈有人认为是独山玉，另有少数硅质板岩和大理岩。这说明商王室用玉以新疆和田玉为主体,有别于近畿其他贵族和各方国首领所用的玉器,从而结束了中国古代长达二 三千年用彩石玉器的阶段。

这肯定不全是抢来的~~~余下就不说了。老兄自己想象。

通宝推：jboyin,倚云醉月,朱红明,燕人,石头布,慧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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