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参观中世纪博物馆，居然有水龙头 -- 莫无非

在西方文化中，所谓皇帝，在近代之前，货真价实的不过三个，兹列举如下：

一个是罗马皇帝（当然后来分裂为东西两个罗马皇帝，后来的东罗马帝国皇帝也称为拜占庭皇帝）；

一个是法兰克帝国皇帝（当然，不久帝国就灭亡了）；

最后一个就是名不副实的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我们追究其渊源，就会追溯到法兰克帝国皇帝，他们都是蛮族建立，都是接受了教皇册封，领土也多有重合。可以说，神罗皇帝就是在法兰克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或者说复制起来的。

自然，近代之后，又起了几个皇帝，比如自称继承了东罗马衣钵的沙皇；自己册封的拿破仑一世；以及所罗门王的直系后裔——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巴西皇帝、墨西哥皇帝马西米连诺一世、中非帝国皇帝博卡萨这种恶心行子就不提了，这些都算不上我们讨论的内容。

在西方语境下，我们探究这些皇帝的共同特点，就会发现一些特质：

第一，都建立在一个强大的帝国之上。

何为帝国？以我的理解，就是实行类似于近代殖民统治的统治模式。

这个帝国，可以划分为两个等级：

（1）一个受到优待的核心区。

这个区域将作为统治的根本基础。所以称其为“核心”，乃是指这个核心区将会为帝国提供主要的支持，尤其是指军事方面的支持。举个例子，便如当日罗马帝国的罗马地区——只有罗马地区的人才能获得所谓“罗马公民”身份，获得这个身份的人，可以从国家获得土地、及其他优待。这个区域对应今天的美帝国，便是所谓的美国本土了。

实际上，罗马帝国早期，其所依靠的横扫周边部落的军事力量，其中坚，就是来自这个核心区。

（2）受到残酷压榨的殖民区——或者叫做边缘区。

这些区域将会在军事征服下被强行掠夺，其丰富的产出，将会源源不断地供应上述所谓“核心区”。其收益的绝大部分，将会在上层分配，一小部分（如部分土地），将会在核心区的普通民众中分配，以此换取核心区民众（如所谓“罗马公民”）对该政权的支持。

一个悖论就是，虽然核心区的所谓“罗马公民”从战争的胜利中获得了土地，但是他们并不能跑去耕作，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服兵役参战、或者以其他相关的工作，来支持帝国的强力机构。这点决定了，其从国家分配的来自“征服周边蛮族部落”所获得的土地等生产资料，需要其他人为他们耕作——这就是罗马帝国奴隶制的微观基础。

第二，帝国必然是不断扩张的。

实际上，我们从第一条的叙述中看到了一个正反馈——核心区的民众为当局提供强大武力，当局发动对周边的战争反馈给核心区民众（公民）以战利品（掠夺到的财富）。

公民的支持换来国家的回馈，而国家的回馈换来民众更大的支持——每个人都从不断的扩张中获得利益。虽然我们知道，不同阶层的人，从扩张中获得的蛋糕份额不同，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每个人都会从中获利，单单是这点，便可弭平系统（帝国）内部无数的纠纷和矛盾。

换言之，当一个系统不断处于上升期的时候，系统中的个体或多或少都能从中获利，这点乃是其内耗极少的一个物质保证。

也正是因为这个正反馈，这个系统，在可能的情况下，必然是连续不断的扩张的。如我们所知，罗马帝国向东扩张到小亚细亚，向西扩张到西班牙、哈德良长城、向北扩张到条顿森林，向南扩张到北非。

帝国扩张的终点，都是在技术支持无法继续的情况下的极限：西班牙再向西就是大海，这个肯定无法扩张；哈德良长城之外是彪悍的蛮族——电影《消失的军团》明确写明了罗马帝国第九军团在蛮族的反击下全军覆灭连军旗都被人拿去了；条顿森林中的蛮族条顿人将入侵的罗马军团引进黑森林砍了个精光。北非的边界便是撒哈拉沙漠。

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扩张极限之外的空间（注意，我没有用“土地”，而是用“空间”这个词），乃是无法给“系统”（帝国）的扩张带来收益的，或者说，收益小于支出，说白了，这就是个赔本买卖。

赔本买卖自然没有战利品，自然也就无法给国内支持战争的“公民”们带来回馈，这意味着正循环、正反馈的断裂。

第三，帝国的扩张停止，意味着帝国进入负循环、负反馈，帝国从此进入螺旋式下降的轨道——直到崩溃。

不再赘述，这个所谓的负循环、负反馈，就是前面那个正循环、正反馈的反转。一切都倒过来了，“公民们”的流血牺牲并未带来胜利和战利品，因而公民们对战争的支持和对系统的效忠，全部便会大打折扣，而这种情况必然导致系统的战争能力下降，而这个下降自然会引发再一次的战争失利，于是负反馈无限循环下去，直到系统崩溃。

更加悲催的是，虽然蛋糕越来越小，但是，一切系统内部的痼疾绝不会因此而缓解，反而会趋于增强——一切管理者、同时也是财富的分配者，总是倾向于向自己的盘子里面多划拉一些份额。毫无疑问，这点反过来，更加会打击系统内部的团结，进而影响到系统的战斗力和竞争力。

按照上面列出的三个标准，秦帝国和下轮台诏之前的汉武帝朝廷，都属于西方意义上的帝国范畴。

而且，我们很容易看明白帝国进入负循环的分水岭——就是帝国扩张进入极限之时。

公元220年的秦帝国、颁下轮台罪己诏的汉武帝朝廷，都在那一刻达到了自己的“拐点”。

然而，令人庆幸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乃是世界上最有大智慧的文明。我们的文化中，早就种下了平安渡过这一拐点，避免文明走向覆灭的善因。

国家的转型，由对外扩张，转为对内政的梳理和对既有资源的整合和开发，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

这一点，在西方从来没有实现过，在秦帝国手中也没有完成，但是在汉武帝手中完美实现了。用我不怎么佩服的历史票友金庸的话来说，我们中华文明有个特点，那就是“弹性反击，有限扩张”，从来不滥用武力，从来是在（技术所能允许的）扩张极限之前，明智地停住自己的脚步。

不管有多少人反感，我还是要说，这个所谓的“善因”，便是提倡内省、提倡反思、提倡反求诸己、提倡体系内部和谐秩序的道家和儒家思想。

西方多位智者，包括汤因比在内，甚至在中国依然深陷半殖民地地位或者中国国势尚未重振之际，便得出结论，照着西方文明的逻辑走下去，人类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提倡和谐内省的中国文明，才能领着人类走出一条生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