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父母辈的回忆—解放战争点滴 -- 乘波而来

前几天看了马前卒的文章，让我回想起以前父母以及父母的同事、亲戚等说过的关于解放战争的一些零碎故事，我应该把它们写下来，让自己能够长久地记忆这些慢慢飘散的历史片段。

我出生在现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原来那里属于辽宁朝阳地区，再早属于热河省。我妈妈是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姥姥姥爷，都是清末山东闯关东人的后代。我姥姥家在四家子镇，离锦州、朝阳、北票都不远，属于辽西走廊的一部分，算是重要通道。

先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鬼子占领时代说起，那时候我妈妈年纪还很小，对那个时代没有太多印象。有印象的是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当时普遍种植鸦片，不仅有日本鬼子强制要求种植并收购的部分，还有农民自己种植自产自用自销的部分。我曾问过我妈妈：“种那么多大烟，是不是有很多人抽大烟？”我妈妈说：“多了，抽的，扎的，都多了。”当地人不仅吸鸦片，还把鸦片作为特效药和硬通货存起来。使用随便的人有个头疼脑热的就喝一点鸦片，使用谨慎的人只有遇到重病急症，疑难杂症什么的才喝一点。

第二件，是当时四家子镇里住着一户日本人，男的在警察署上班，每天挎着腰刀上班下班。女的就住在离我姥姥家不远的房子里，住的是和当地百姓一样的房子，平时也不穿和服，穿的是中式的家做棉袍。他们的女儿也穿着和中国小孩一样的小棉袍，和中国小孩一起玩。快解放的时候（东北人把45年就叫解放），日本人生活也不好，那日本女人也会出来找邻居借米借面，我姥姥家还借过二斤黄米给她。到日本鬼子投降的时候，他们一家可能是提前得到了消息，在鬼子投降前就突然走了。

第三件，也是我一直没弄明白的一件事，我姥爷的父亲，我叫太姥爷的，是当地一名很有名望的中医，开了一个药铺。除了给人看病卖药外，太姥爷也置办了很多土地，雇几个长工干活。也算是富农家庭，生活还算宽裕。每年年终，快过年的时候，太姥爷就说：“还得去给小蒙古交租子！”于是叫人套上车，把粮食给同住在镇上的一户只有孤儿寡母的蒙古人送去。我一直没想明白，太姥爷又不是佃户，为什么要给蒙古人交租子？哪位河友了解请给说明一下。

45年鬼子投降以后，东北人就称为解放后了。马上就开始各种势力在东北拉锯了。先是苏联红军，可以说东北人最厌恶的就是苏联红军，说最不是玩意儿的就是苏联红军。先说一个我妈妈的亲身经历：那是一天早上，我妈妈起来晚了，醒来一看，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她肚子饿了，就到外屋灶上看，看到刚做好的高粱米水饭没人动，就自己盛了一碗，坐在灶旁边的小板凳上吃饭。正吃着，进来一群穿着呢子大衣的苏联兵，多数是黑头发的。苏联兵进来以后，见只有一个5、6岁的小孩在吃饭，也不理她，自己就进里屋翻箱倒柜。翻了一会没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他们就来到后院。在后院的大榆树底下，他们发现地上的土是新翻的，立刻就开挖，很快从地里挖出来了一口大缸，里面装着首饰，被面等细软。苏联兵把大缸里的细软全部拿走，然后翻过后院的矮墙到下一家去了。等苏联兵走了以后，跑到外面去跑反的大人们都回来了，就互相埋怨怎么没把东西藏好让老毛子都给拿走了。顺便再说一个我父母的同事的故事，也是和苏联红军有关的：我父母工作的中学有个管园田的老张头，在苏联红军来的时候是个放羊的。有一天老张头（当时他还年轻，肯定不是老头，为了称呼方便起见，还是继续称呼他为老张头）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在山上放羊，来了一队苏联兵，连比划带说的，叫他们赶着羊跟他们走。走吧，三个人赶着羊跟着苏联兵走。走着走着，其中一个人对老张头和另一个人说：“我觉着咱们这么跟着他们走没好，到了地方羊给他们吃了都好说，到时候不杀咱们也得让咱们当苦工，要不咱们跑了得了？”老张头和另一个人说要是不跑，说不定没事，要是跑了，让他们一枪打死可就全完了。那人看说不服两人，就决定自己一个人跑。在过一个山梁的时候，他突然一跃，跳下山梁，然后顺着山坡一路滚下去。苏联兵看到有人逃跑了，大呼小叫，连连开枪射击。也算那人命大，加上辽西特有的崎岖地形，沟壑纵横，苏联兵一枪都没打中，那人逃到了干河沟里跑掉了。老张头和另一个人非常害怕，怕苏联兵迁怒于他们。结果苏联兵也没怎么着他们，让他们继续赶着羊跟他们走。到了驻地，苏联兵对她们俩说：“你们，是好人，给你们每人一只羊，回家。那人，不好，自己跑了，羊就不给他了。”于是老张头和另外一个人各带着一只羊回家了。

然后来的是八路军，八路军不抢东西不打人，号了我姥姥家的正屋和东厢房住，自己做饭，对人也很客气。有一个官，过来借点针线，还连连感谢。我妈妈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军官，膝盖以下都没了，直接把鞋套在膝盖上就那么在地上走。

八路军过去了，应该是国民党中央军来，但是开始来的并不是中央军，而是被称为“大团”武装，大团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像是土匪，也像是还乡团之类的武装。他们穿着正规军的军装，但行为与土匪无异。一天大团让我姥姥给他们黑豆喂马，我姥爷的弟弟，我叫六姥爷生气了，“你们这也要，那也要，没有！”大团们大怒，有人竟敢顶撞他们，这还了得。立刻举起枪就要打我六姥爷。我姥姥一看，赶紧拉住大团说：“不就是喂马嘛，没有黑豆，要不给你黄豆？”一边说着，一边示意六姥爷快跑。六姥爷翻墙跑了，姥姥给了大团二十斤黄豆算是把这些土匪打发了。

再后来过的是中央军，我妈妈对中央军没什么印象，只记得他们也是号房子，自己做饭，基本不打扰百姓，就听说卫立煌经过过那里，但哪个是卫立煌没人知道。

那个时候三天两头地打仗，经常是半夜里枪声就响起来了，一家老小赶紧地从炕上起来，都躲到炕沿下，好不让流弹打着。之前回马前卒的帖子说的解放军干部遭大团袭击的事就发生在那时。

到打锦州的时候，四家子就能听到远处不断的炮声。解放军在四家子建了一个兵工厂，其实也就是个不太大的生产地雷和手榴弹的院子。当地老百姓多数都不知道有这个兵工厂存在。一天国民党方面派飞机对四家子进行轰炸，老百姓们又像以往一样跑反。我妈妈后来回忆说当时真能跑，她小小年纪跑了十几里地都没觉得累，我姥姥蹈着小脚也能跑十几里地。国民党的飞机虽然炸过几回，也看得出有比较准确的情报，但是轰炸技术和能力有限，几次都没有炸掉兵工厂。解放军不是傻子，自然不能把兵工厂留在这里，于是没多久兵工厂就搬走了。

打锦州之后就是黑山大虎山战斗，四家子虽然离大虎山很近，但是也不清楚打仗怎么样，就听说打死的人海了去了。再然后就是东北解放，四野开始南下。就在这时候，正在朝阳读书的六姥爷捎信回家，说他参军随部队走了。他这一走，就到55年才回来，他很少说自己的战斗经历，只知道他是无线电报务员，参军后一直跟着司令部，是野司还是纵队司令部就不知道了。从东北一路走到广州，然后在广州驻扎，抗美援朝的时候，他们的部队没有去朝鲜，而是去了广西剿匪。唯一听我妈妈说过的打仗事是50年代六姥爷回老家的时候讲过的剿匪的事。他说当时土匪到处都是，你很难见到他们的人影，经常在暗处打你黑枪。他跟着司令员相对来说危险小一些，也一样随时有被打黑枪的危险。有一次他们追捕打黑枪的土匪，那土匪连跑了几个院子，然后就在一个小院里消失了。几个战士到处找，怎么也找不到，倒是一位排长有经验，站在一个装粪的大缸前等着，突然掀开盖子，从里面把浑身是粪的土匪揪了出来。

说完妈妈这边的经历，再说说我爸爸这边的经历。我爸爸出生在安徽淮北的界首，在他还没出生，我爷爷就外出读大学去了。我爸爸家还算富裕，在那个时候能够供出两个大学生的家庭不是一般家庭，我爷爷是学法律的，他的哥哥是学物理的。到我爸爸出生的时候，家道不算中落也不怎么富裕了，我奶奶带着五个孩子过，家里有几亩地，大伯父外出读书，家里没有壮劳力，就把田租出去给佃户，平时住在界首镇里，很少到乡下去。我爸爸在界首镇里读洋学堂，这是相对私塾来说的。我爸爸对我们讲过一些小时候上学的故事，那时候学校的高年级学生穿童子军制服，还手持半截棍在学校门前站岗，低年级学生就只能穿自家的衣服。学校有两个主任，一个被称为“文主任”，就是现在小学中学都有的教导主任；还有一个被称为“武主任”就是现在没有的训导主任。文主任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说了，武主任的工作就是抓纪律、管学生。比如说每天上午全校出操，学生不先进行集合然后列队，而是唱着“委员长领导……我们多快乐，我们多快乐，我们多快乐！”在唱歌的过程中找自己的队伍和位置，到最后一个“乐”字一停，必须立正站好，如果这时候没找到队伍，没站好位置，武主任就过来了，一人脑后砍一掌，轻则打得头晕目眩，重则打得立马趴下。然后训斥一番，自己回队伍去。

有一次学校运动会，举行篮球赛时，我爸爸他们班的对手班的队员都穿着球鞋，我爸爸他们班的队员都是穿家做的布鞋，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一个同学穿着一双球鞋底的布鞋。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位同学捡到别人穿坏的球鞋一双，他就把破的鞋面剪下来，把鞋底缝在自己的布鞋底上。

那时候学校老师不多，教学质量也不怎么高，经常会有一些算账的帐房，文书之类的人来学校当老师。我爸爸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数学老师，可以肯定这人不是真正的老师出身，能力差，还随便应付学生。我爸爸曾经学着那位老师讲课的样子给我们回忆：老师懒洋洋地坐在讲台后，半睁着眼，用淮北话慢慢地说：“…在地上钉上橛子，三个戈（角）都钉上，不能少了。在橛子上连上铁丝，要拉紧了…”诸位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三角形面积的求法！这样的上课法效果自然很差，进度也很慢，几个星期才讲了一个三角形面积。学生自然很反感这样的老师，有的班的学生就采取当地流行的一个办法来驱逐老师：学生们用粪筐抬着把要驱赶的老师，在全校学生面前，把老师抬到校门外，然后像倒垃圾一样把老师倒到地上，这就表示驱逐了不受欢迎的老师。被驱逐的老师自然也没脸再回来，一般都是晚上在回学校收拾自己的东西，跟校长结算工资，悄悄地溜走。

学校的日常生活和现在差别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每天下午，班长要带领大家背诵“总理遗嘱”。时间一到，班长命令大家起立，然后走到讲台前，面对黑板上方挂的孙中山像，开始飞快地背诵起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班长背的飞快，同学们跟的飞快，最后简直就是跟着嘟嘟，所以我爸爸从来都不知道总理遗嘱的全篇内容。

安徽的淮北地区属于黄泛区，抗战中花园口大堤被凯申公炸开决口，淮北地区就每年黄河泛滥淹一次。不过对于当地人来说渐渐的已经习惯了黄河泛滥，甚至还能从黄河泛滥中得到好处。当地农民在村庄周围修建起高大的围墙，当地称为寨墙，黄河泛滥时抵御洪水，平时抵御土匪。黄河泛滥有周期性，每年泛滥带来大量的淤泥，结果当地人都不需要在地里施肥庄稼就能长得很好。当地人只种一季小麦就可以满足基本吃饭问题。问题是淤泥沉积的地方是得到了好处了，淤泥来源的地方可就比较惨了，每年黄河一冲刷，刚治理好的土地就给冲刷掉一层。所以同样是界首县的区域内，有的村庄就有上淤的好地，有的村庄就是越来越贫瘠的半沙地。

说到土匪，当地虽然是平原地区，无险可守，但是土匪却多如牛毛。不过这里的土匪和电影里的占山为王的形象差别很大，首先他们没有固定的地盘，也没有类似梁山聚义厅那样的山寨；其次他们并不脱产，也就是说这些土匪平时就是农民，也有家有地的，到打家劫舍、绑架勒索的时候再聚集起来。最常见的土匪活动是这样的：早上某家人起来一开门，看见大门上钉个纸条，找人给看看，一看原来是土匪的勒索信，往往是限某个时候，交多少斤白面、多少钱，如若不交，几天后（一般是三天）杀你全家。这家人家赶紧的，凑齐了东西，交给一个保人给送去。这里说一下保人，其实当地人都知道谁是干土匪的，谁跟哪家土匪有联系，收到勒索信后先找人打听，是哪家土匪看上你家了，很快就能打听清楚，然后请来跟这家土匪有联系的人，先好吃好喝一顿，然后说好话，求人来作保，如果原来就跟这人有交情，还能讲讲价。保人答应了，就凑齐东西，交保人送去，等回来还要答谢一番。往往一个保人和很多家土匪都有联系，而且对当地各路土匪都很熟悉，所以一般遇到这种事，都去找这个人来作保。比如咱们举个栗子：一天早上啃蹄妞出门一看，见大门上钉个纸条，拿回来给李根一看，上面说：限李根三天内交齐五十斤白面、二十块大洋、二十斤猪肉。到时不交，挖坑埋了李根全家，没有落款。李根一看吓坏了，赶紧出门找人商量。这时忙总出来指点，说遇着这事，得找人作保，指点着李根去找铁手。李根拎着两瓶酒两盒点心来找铁手，铁手看了勒索的纸条，照例要沉吟一番，说：这事儿嘛，我也不清楚，这么着吧，我给你打听打听，有了信儿告诉你。李根千恩万谢留下礼物就回来等消息，等到了晌午没见动静，这急的啊。这时晨枫来了，说：其实这事儿吧，大家伙都知道，肯定是萨苏那伙子干的，你就别等了，拿点跑腿费再去找铁手，还能讲讲价啥的。于是李根再找铁手，先塞几块大洋到铁手手里，说：您就跟萨大爷多美言几句，我这小家小户的没那么多钱。铁手见李根已经知道底细了，就说：您客气了，这乡里乡亲的，哪用的着这个，说完掂掂手里的大洋。就是我跟萨爷那也说不上话，您就看着办，有就多拿点，没有就少拿点，我这儿一定把话给你带到。李根再次塞几块大洋给铁手，讲好了价才千恩万谢地走了。

一般来说这种土匪不大，又是本乡本土的，不会下手太狠，很少杀人，也不会逼得家破人亡。但是对于那些流窜的、规模较大的土匪就不好说了。我在安徽上小学时的老师，是淮北本地人，曾经讲过他小时候邻村的遭遇。他小时的邻村是属于那种拥有上淤的好地的村，建有高大的寨墙，还有护城河（当地人叫寨海子），还有土枪土炮。有一次一股较大规模的流窜土匪经过那里，要钱要粮食。这伙土匪要得太狠，那个村里人不愿意给，于是土匪就发动对村寨的进攻。这个村里人凭借着寨墙和土枪土炮，顽强地顶住了土匪的进攻，还给土匪一定的杀伤。这下把土匪头子惹火了，他连夜纠集了另外几路土匪，发起了对村子的猛攻。当夜村子被攻破了，土匪把全村人全部杀光，两个很大的粪池都被人的尸体堆满了。

再后来开始过各式各样的军队，穿的军服都差不多，都是灰军装，打绑腿，穿布鞋。有人说看左胸口袋上的布条，只见上面写的有“新四军”、“新五军”……，有的更是写了“生龙活虎”之类的，还是分不清。有人说看有没有青天白日帽徽，有的是国民党，没有的是共产党。但有的戴有的不戴，还是分不清。军队从这里过，也要号房子住，住就住吧，对百姓也没太大影响。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基本上都不扰民。要说区别，老百姓也能分出一点了，共产党的兵称呼老妇人是“老大娘”；国民党的兵称呼老妇人是“老太太”。我爸爸印象最深的一支部队叫“骑三师”，当地淮北话读出来是“起三师”，我爸爸一直搞不懂这“起三师”是什么意思。当兵的对房东家的小孩也都还行，小孩们对各式武器感兴趣，士兵们擦枪时就围在旁边看，士兵们就摸着小孩的头叫“小鬼”。有一次，一支有帽徽的部队住在我奶奶家，他们自己煮饭，当天他们刚煮好面条，刚开吃，外面“滴滴嗒嗒”号声响了，士兵们“丁呤咣当”一阵忙乱，碗也摔了几个，收拾好东西就跑外面去了。没一会儿，他们的队伍就集合走了。我奶奶带着几个孩子等了一会见他们也不回来，就到东屋去看，一看一大锅白面条还放在那里，这好东西扔了可惜，于是一家人就吃了。我爸爸说，那面条宽的像带子，厚的像铜钱。

解放战争中，著名的淮海战役爆发，安徽淮北的广大地区都处在战场中。因为界首以及其所在的阜阳地区既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重要城市，因此战争的影响并不大，作为城市的阜阳还算打了一仗，界首这个小县城根本就没有发生战斗。虽然没有打仗，但并不表示没有危险。在淮海战役之前的夏天里，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当地人没见过轰炸，也不知道怎么躲避轰炸，一来飞机，就往桌子底下钻。要说这不是一个好办法，不过还真就从来没人被炸死过。也有一个例外，多次轰炸，还是炸死一个人的，是一个打渔的老头，别人在来飞机轰炸的时候都往屋里跑，或躲在树底下，他倒是一点不怕，该干嘛干嘛。有一次来飞机轰炸，他正在河里撑船打渔，见飞机来了，就跳河里躲避，结果一颗炸弹掉河里爆炸了，炸点离老头还很远，但是水是不能被压缩的，河水传递的冲击波比空气要远得多，结果老头就被冲击波挤死了。

有一天飞机又来轰炸，这次我奶奶家房顶上挨了一家伙，一个东西砸穿了屋顶掉在堂屋的地上。几个胆子大的凑近了一看，是个海碗大小的圆球。大家伙说了：这家伙是啥谁也不知道，万一响了可就坏了，赶紧的，去叫八路军来。过了一会来了个八路军小战士，这小战士看了一会，又在地上把圆球“滴溜溜”转了几下，然后就拿走了。时隔多年，我爸还是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

战争爆发了，小学都放假了，爸爸和他的小伙伴们开心地过了一个多学期不上学的日子。中学就没这么好了，在解放军占领界首县城之前，中学的老师把全体学生集中起来，宣布大家集体加入了三青团，然后带领全体学生往南跑。我的三大爷和五大爷（实际上我爸爸只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因为参加整个家族的排行，所以我得叫二伯父为三大爷，叫三伯父为五大爷）正在上中学，五大爷身体不好，在出发前跑回家了，三大爷属于没事也要惹事的人，有这种好机会出远门玩自然高高兴兴地跟着老师同学们出发了。学生们跟着老师到了南京，老师们就丢下学生跑了，这些学生就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了。当时中学生都穿着统一的制服，和当兵的没啥区别，于是他们也和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一样，满街强行乞讨，偷鸡摸狗。走到路上，看见有汽车或大车过来，往路中间一站，让车停下来，就一窝蜂爬上去，也不管是去哪。就这样三大爷和一群同学一路上要饭和偷抢跑到了杭州。这时候解放军也到了杭州，对于这样一群兵不是兵，民不是民的学生，解放军给了两个出路：要回家的，发一块大洋的路费回家；要当兵的，换身军装就跟着大军走。三大爷玩够了，说要回家，于是领了一块大洋就回家了。这时候当时正在读大学的大大爷已经参加了解放军，应该是在中野，正在到处找自己的弟弟，要劝说他参加解放军。就这样三大爷错过了当兵和更大的人生发展机会。

大大爷跟随着部队一路向南向西，最后走到了云南，最终在大理停下来。解放后，大大爷转业到了水利局做了一名水利工程师，就一直定居在云南大理。我只见过大大爷一次，他也从没有讲过他当年战斗的故事，1992年大大爷去世，他的解放战争经历已经永远地随他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