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苍狼白鹿：罗布藏丹津之变——黄金家族的最后哀鸣 -- 京华烟云AMIP

对于平定这场事变的人选，雍正所瞩意的，正是其嫡系中的嫡系，他的大舅子年羹尧。

几乎所有人都清楚，当年从西藏驱逐准噶尔之战，在很大程度上，打的其实是一场后勤战。清朝远征军的后方大总管年羹尧总督，战争期间一直待在富饶的天府之国四川，主持进藏大军的后勤工作。尽管他并没有带兵杀敌，但其重要性却从来没有人能够否认，而从前方的反馈来看，年羹尧做的可以说相当完美。

后来，当年羹尧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从陕西入京朝觐时，已经被一奶同胞的皇帝改名为允禵并软禁在已故父皇陵墓的胤祯，曾赠诗给他，其中有“鼎钟名勒山河誓”之语，显然对其评价很高。当年的大将军王对于年总督的才干，无疑是相当赏识的，你说总督巴结王爷也好，王爷拉拢总督也罢，但身为前线总帅与后勤主官的这两人之间，显然颇为惺惺相惜。

其实，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一下当时的清宫档案，就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年羹尧不仅向胤祯颇为示好，而且还主动送礼。在康熙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胤祯给父亲的奏折中，就提到了此事：“四川总督年羹尧，遣千总邓国东，向臣问好，献银一千两、稻米四石。”

毕竟年是与自己一向不睦的四哥的人，胤祯的态度显得相当谨慎，按照他对康熙的说法：“臣对千总邓国东云：总督为圣主之事忠诚办理者甚佳，去年念及入藏之兵，往送火药、弹丸、箭、米、银臣每念及，心喜悦之。今自远方送来银、米、理应接收。惟臣对地方诸物，既然未加取用，如何收总督之物？此物即如同臣已收之。等语。将银、米均却之，赐棉衣一套遣之。”

也就是说，一方面，胤祯充分肯定年羹尧“为圣主之事忠诚办理者甚佳”，并承认对年相当满意，以至“心喜悦之”；但另一方面，他以对“地方诸物”都“未加取用”的理由，拒绝了年羹尧的礼品，末了还安慰对方说，这就相当于我已经统统收下了。

而年羹尧给胤祯送礼显然不止这一回，在康熙六十年十月初八日胤祯给父亲的奏折中，再次提到：“川陕总督年羹尧遣其属下守备王松，向臣问好，献西洋表一个，千里眼一个、磁杯十个、鼻烟二罐。”

也许是感觉老推辞不太好吧，这一回，大将军王收下了礼品，他向父亲汇报说：“总督为图报皇父之恩，为国家事业，甚为效力，他人不可比拟。既然特自远方差人送来，我均受之。嗣后勿再送物。”来而不往非礼也，胤祯便将自己的一套衣帽回赠给年：“总督始终如此一心图报皇父之恩，再，我既在军营，无回赐之物，仅以我之衣帽赐给总督。”

尽管两人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但纵观两人当时的交往，却颇有些“和而不同”的君子味道。平定西藏后，大将军王转驾河西走廊的甘州，全新策划针对准噶尔汗国的军事行动，而年羹尧则仍留在四川，继续着令其苦不堪言的驻藏官兵后勤供应任务，两人的交往自然显著减少。

不久之后，驻守拉萨的皇家驸马阿宝贝勒向朝廷反映：“青海索罗木之西有郭罗克上中下三部，为唐古特种人，屡出肆掠。”所谓“郭罗克”，其实就是现在的青海与四川交界处的果洛州，这里的藏族分为昂欠本、班玛本、阿什姜本三部分，即上、中、下三大部落，他们彪悍强横无法无天，自古以来就以抢劫为生，干着没本儿的买卖，对青海、西川与西藏之间的交通和商贸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

接到康熙“度形势，策进讨”的圣旨后，四川总督年羹尧立即找来自己最得力的部下、因率先攻入拉萨而名声大噪、已被提升为四川提督即省军区司令的岳钟琪，两人商议后认为，果洛之地有三个极其险峻的隘口，骑兵在那里无法施展，只能步兵作战。如果多调集人马的话，消息一传出去，对方必定会做防卫，与其这样，莫不如“以番攻番”。

年总督于是向康熙建议，瓦斯（辖区为今天四川阿坝州汶川一带）土司、杂谷（辖区为今天四川阿坝州理县、黑水、茂县等地）土司等少数民族首领与果洛人关系极差，其领地经常受到果洛强盗骚扰抢劫，彼此间矛盾重重，不如让他们出兵帮忙为好。随后按照皇帝的命令，四川军区司令岳钟琪马上奔赴松潘，指挥着从各家土司那里征集来的人马，大举向青海方向杀去。

其实，尽管最后由年羹尧总督向皇帝上奏，但这条计策的提出者，却很可能是地位比较低的岳钟琪提督。有证据显示，在在当年南路清军进藏的时候，身为先锋的岳钟琪，就已经能够灵活运用“以番攻番”了——在他的分化瓦解之下，各地藏族首领纷纷俯首，南路清军基本上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可谓兵不血刃便杀进了拉萨。

现在，这条“以番攻番”之计果然又显出奇效，饱受果洛响马侵扰的四川土著士兵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以“打冤家”般一往无前的勇气，朝着果洛人大砍大杀。有了岳钟琪这样的天才指挥官，加之麾下四川土兵极其擅长山地作战，又没有高原反应，于是原本险峻的隘口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天堑顿时便成通途。

就这样，以土著士兵为主的清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攻下了敌人四十多个寨子，果洛首领纷纷被擒，余众要么被杀要么逃散要么投降，这一军事行动取得了相当圆满的成功，指挥官岳钟琪也因功得封喇布勒哈番世职——这是一个满语爵位名，汉语意为“骑都尉”，位居王公侯伯子男爵以及轻车都尉之下，“世职”则是说该爵位允许世袭。

尝到甜头之后，岳钟琪又依样画葫芦，他奉皇帝和年总督之命，率领由各家土司部队组成的杂牌军，讨伐并战胜了不服朝廷的羊峒番（即今天的旅游名胜九寨沟一带），并在那里设立了南坪营——该地在1953年改称为南坪县，1998年又更名为现在众所周知的九寨沟县。

就在这场讨伐九寨沟的军事行动中，一名四川地方武装首领即所谓的“土目”，表现得极其优异。他作战勇猛智计百出，因而深得主将岳钟琪的赏识，两人从此建立了长达二十年的友谊，而这种联系不仅影响了两人的命运，甚至还很可能影响到了帝国的运行轨迹。此人就是日后搅得乾隆朝不得安生，导致大清一名首相和两名总督被杀的牛人——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关于他的事迹，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这里不再赘述。

现在，让我们还是来到雍正二年，胤祯向年羹尧赠诗之时吧。这时候，两人的位置早已天翻地覆,曾经威风凛凛的大将军王虎落平阳，回京后被亲哥哥斥为“无知狂悖，气傲心高”，只能以郡王的身份在家闲住，身边都是皇帝布置的耳目。

而年羹尧则正是春风得意，不仅被妹夫皇帝授予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职（满语‘轻车都尉’之意，在男爵之下骑都尉之上），还加封为三公之一的太保，不久后朝廷“论平西藏功，以羹尧运粮守隘，封三等公，世袭”，可谓位极人臣。

落魄的允禵此时向年羹尧赠诗，恐怕也不无巴结示好之意。前大将军王还告诉年总督，你对帝国和西藏的功劳已经无法用言辞表达，恐怕你还不知道吧，进藏的将士们为表感激，已经给你树立了一块石碑，就附在我父皇亲手撰写的平藏碑的后面，好让后人永远记住你的功绩。

年总督一听此话，顿时冷汗直冒，赶紧派人调查。原来，这块功德碑本是年羹尧的前下属、南路清军统帅定西将军噶尔弼组织部将们所立，内容除了对清军主帅胤祯大加赞扬外，对后勤大总管年羹尧的功劳也是吹捧有加，这就使得年羹尧与胤祯两人的名字无形中联系在了一起。

得知此事后，年羹尧很可能派人对碑文内容进行了修改。由于石碑已经刻好无法篡改，年总督只能暗中去修改档案里对碑文的记载，比如“下仗总督年羹尧经理有方，糗粮充裕”，便改成了“下仗诸臣布置”，总算与允禵撇清了干系，这也导致了实际碑文与史料记载有所差别。（亦说修改是在年羹尧失势后官方所为，目的是为了抹杀年在驱逐准噶尔战争中的功绩，姑且存疑。）

可能有人要问，这么大的事情，难道年羹尧事先不知道吗？其实，这还真不算什么大事儿，因为当年清军在西藏所立功德碑刻和摩崖石刻可远不止这一块，即使拉萨保存至今的，仍起码有六七块之多。来自京城、陕西、甘肃、湖北、四川、江浙等五湖四海的清军汇聚一堂，无论将军、都统、提督、总兵，各位大佬兴之所致就可以找人刻上一块，反正也没人管，想刻哪儿刻哪儿。因此身处四川大后方的年羹尧，还真地未必清楚这事儿，而即使是立碑的当事人自己，可能也很快把这事儿抛在了脑后。

这么一大帮子人闹哄哄地一块儿挤在拉萨，其政出多门自然也就可以想像了。尽管后来大批清军从西藏撤离，但留下的三千兵力仍来自多个山头，整日吵闹不休，因此年羹尧才在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请求皇帝从西藏全面撤军，这除了后勤保障确实难度太大以外，在藏众官员“任意生事，致在藏官兵不睦”，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尽管该提议被康熙驳回，但到了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年羹尧联合延信再次提出，这次终于被新皇帝批准，清廷开始从青藏全面撤军。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传来了罗布藏丹津于青海起事的消息。而其实，无论雍正还是年羹尧，都没有料到这位蒙古王爷如此生猛，竟然这么快就起事了。

此时的年羹尧，已经由四川总督改任川陕总督。前面已经说过，年羹尧本是四川巡抚，康熙为了授予他兵权，才特地改为可节制军队的总督，因此年离任后，四川的最高首长便又改回了巡抚。直到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由于清廷发动了对前面提到的那位莎罗奔土司的大规模战争，为了统一协调，四川总督从此才成为常设之职，并兼管巡抚事。

而年的新职务川陕总督，其管辖范围在各个时期变化很大，具体到这个时候，川陕总督主要管辖陕西、陕西、甘肃三省，并管四川军务。此后该官的名称和职责经常变换不定，一直到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才正式定型为管辖陕西、甘肃两省的陕甘总督。总之，这个川陕总督，是一个专门针对中国大西北的军政要职。

当时的中国西北，地位最高的官员无疑是代理抚远大将军的延信贝子。他的主要职责本来是主持针对准噶尔汗国的军事行动，但雍正登基后，清廷与准噶尔的关系迅速缓和，而策妄阿拉布坦正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国内建设，其军事行动也主要集中在北方哈萨克方向，清准边境突然间变得风平浪静，因此这位抚远大将军事实上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

当罗布藏丹津将要起事的消息传来，对于雍正来说，派熟悉青海而当时又无事可做的延信去主持工作，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尽管延信屡表忠心，但由于此人曾经是八爷“阿其那”的党羽，对于这位被自己强行从病床上拉起来干活的堂兄，皇帝很可能还并不信任。

另一方面，延信与罗布藏丹津以往的关系相当不错，他俩曾是一起面对准噶尔铁骑疯狂冲击的战友，虽然事实证明，这位贝子为保自己，甚至不惜出卖自己曾经的上司兼堂兄弟胤祯，但雍正大概仍对他放心不下。

于是，雍正特地给川陕总督年羹尧发下密旨，打算听一下自己的这位心腹兼大舅哥对于青海局势的看法。很快，皇帝收到了年总督的回复：

“伏思军务关系重大，理应详虑，何敢轻率。”这是官场上通常的表态，没什么可解释的。

“惟有西海西藏情形，臣之所见甚确，罗布藏丹晋不自揣度，希冀藏王已非一日。”随后，年羹尧肯定了罗布藏丹津对于西藏汗位的觊觎，认为这种情况早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然止一藏王，焉得人人而封之，西海各台吉犹能见及于此，断不为素不心服之人所惑，轻举妄动自取灭亡。”年羹尧话锋一转，认为僧多粥少，对西藏汗位没多大指望的青海蒙古诸首领，并不会受到罗布藏丹津的蛊惑，他们也不会跟着他对抗朝廷。对于这点，后来的事实证明，年大人是过于乐观了。

“至其平日好疑而众心不和，多谋而一无所成，又其显焉者也。”根据自己所了解的罗布藏丹津疑心病大、人缘不好、多谋寡断等种种不良性格，年总督颇为自负地做出了判断——即使此人起事，也必将一事无成。不过，这也同时表明，年羹尧并不认为罗布藏丹津会很快造反。

“我兵速撤，则唐古特民人永无怨言，而西海各部落，晓然共知不要西藏，仍为佛地，从此间从言便当寂然矣。”年羹尧仍坚持从青藏全面撤军，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安抚西藏百姓，并消除罗布藏丹津起事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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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以下，就全都因那次误操作而完蛋了，也许以后还有什么机缘更新，也许永远不会更新了。

大家凑合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