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要问钱怎么没的 先说钱怎么来的——钱荒随笔 -- 马前卒

6 开银行不能忘本

在理想的央行模型中，资金扩张可以和企业生产能力扩张同步进行。但现实中投机泡沫一个接一个，泡沫后的紧缩又对那些不投机的企业进行全面打击。连续不断的折腾说明，理想模型正常运行的某个前提一定未能得到满足。一定有某个地方出了差错。这个差错是什么呢？

论语里有这么一段：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我要去给卫国打工了，到地方先干啥能镇住场子？】

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老师您太老套了，一个名头有啥好争的】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混小子，你傻不要紧，闭嘴就没人知道的。现在我告诉你，名分决定了讨论的逻辑，逻辑不对啥都得干砸了。正名是第一要务】

孔子不问卫国的情况，不问子路挂职的级别，上来就回答“正名！”。可见孔子认为“正名”是通用的管理逻辑。我是这样理解孔子的对“正名”的重视的：名分是对一个机构（领导）任务的定义，你对任务不满可以重新做定义，但做了定义就必须让机构（人）按照定义做事，否则一切都没规矩，一切都做不成。孔子另一句名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这个意思。

按照孔子的逻辑，要解决经济模型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各个机构真正的“名分”，看看他们是否按照这个“名分”做事。银行的“名分”是什么？

银行——顾名思义是经营银钱的行当，是用钱生钱，追求钱越来越多的行业。从古代直到19世纪金本位时代，这个“钱”的确意味着金银贵金属。银行是真正的“银”行。是为了聚敛货币不择手段的纯企业。在金矿和社会财富都不可能持续增加的世界上，借投机放高利贷是银行做大的重要手段，是银行的“本分”。

不过，现在是信用货币时代。前面已经清楚地定义了这个时代的“钱”——为了顺应工业发展的需要，由中央银行发行的交易工具。即“钱”已经不是“银钱”了，而是新出现的工业经济的润滑油，是用不断增长的工业资产抵押出来的纸片。这意味着银行的“名分”变了，功能和权力都必须随着改变。

当然，今天的银行还是企业，目标还是赚更多的钱。这一点是不变的，但既然“钱”的增长，根源不在金矿，不在投机，而在于工业经济的指数扩张，那么银行的“本分”就不应该是简单地追逐高回报，而是应该把资金投向工业经济，保障工业经济的指数增长。这样央行才有足够的理由制造货币，商业银行才有长久的利润。做人不能忘本，银行在信用货币时代快乐地赚钱，要是忘了“工业”这个“本”，那早晚会被泡沫炸的人仰马翻。

这个问题直观地理解，就是大楼不会生出别墅，黄花梨的桌子不能生出红木板凳，但组成完整体系的工厂和研究所可以制造更多的工厂和研究所——当然还可以制造我们需要的大部分商品。要是房产泡沫把太高比例的钢铁、人力吸纳去搞楼盘，而不是修新的工厂，那经济增长率迟早会下降。所以，既然信用货币不增长就要出问题，银行就不该放纵资金去炒楼盘、炒红木，因为这些业务无助于实际财富的增长，从长期看也无法支持信用货币的增长。信用货币不增长，一切金融操作都是久赌必输的零和游戏。

不过，凡事说来容易做来难。如果央行简单地下一道命令“原则上只给工业经济贷款”就能解决问题。泡沫经济早就被消灭了。“工业经济”是个很宽泛的定义，里面既包括机床厂、重化工业，电子研究所等核心产业，也包括玩具厂、装修队、物业公司等外围配套产业。甚至最近被热炒的普洱茶、大蒜乃至墓地，严格来说也不是完全和工业经济没关系。比如说煤老板有闲钱去炒墓地，声称自己是因为煤矿死亡率高才预购墓地，你能说他完全没道理么？

工业革命爆发已经两个多世纪，整个人类社会已经被现代工业完全改造过一遍。非要给某个行业安一个“工业”概念，在这个策划公司满街走、咨询企业不如狗的年代简直太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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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具有可操作性，也符合工业经济逻辑的金融操作方案必然是一个量化的复杂规划，根据技术升级路线、产业链配合和资源现状，对各行业、各地区乃至各企业做出具体的融资指导意见，规定银行能自行操作的融资空间。而且还要根据最新的形势随时调整。很显然，银行既不愿意给自己带上这样一幅枷锁，也没有制定这种规划的能力。虽然银行里也有识数的人，他们也会看数字，也会分析企业前景，但如果企业自己都没有全面的产业规划视角，怎么能指望完全不懂工业技术的银行（央行）懂呢？这可不是雇几个化工、电子专业的大学生，请两个咨询公司就能补上的课。

既然没法做细致的规划，央行的手段就只剩下收放钱了，要么全面放，要么全面收，结果往往是在投机繁荣和通缩萧条之间摇摆，屡屡造成巨大损失。最大的摇摆甚至能把美国这样的世界霸主忽悠瘸了。眼看中国也从四万亿走向钱荒，咋办？

7 工业总参谋部

既然金融业乃至央行自己也管不了这事，那正确的思路就是不让他们管，另请高明。产业规划涉及到外交战略、人口迁移、社保配套等许多只有国家才能控制的领域，甚至可以直接被视为国家战略的主体。这样的规划本来也不是一个银行——哪怕是央行能控制的事情，必须由中央政府亲自操盘才可能做好。

当然，眼前的中央政府有发改委、国资委两个部级单位，但实际上一个主要功能是审查企业提出的计划，一个基本只负责基本的行政管理，完全没有全面掌握产业信息（具体到骨干企业），指导整个工业体系升级的能力。更不可能要求总理挂帅的金融工委、政协副主席领衔的央行配合自己。至于地方发改委，已经完全蜕变成为项目补手续的盖章机构，能在项目上马前看看可行性研究已经算有面子了。在这样的体制下，指望不出泡沫和“钱荒”，真的很难。

看到这里，有些读者估计已经明白了——你不就是想要个国家计委么！而且还是高岗主席（当时计委领导不称主任，称主席）以国家副主席身份管经济、把周恩来都挤到一边管外交时期的计委。这是反攻倒算，走历史回头路啊！

扭过头看看历史，1954年之前，高岗时期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还真的有几分相似。当时的中国，完成了土改，顶住了联合国军，挫败了台湾国民党军反攻，算是立国已稳，要开始搞建设了。但是，纵观世界，美国和西欧是敌人，日本是附庸，斯大林的苏联还在战后恢复，犹犹豫豫要不要给中国大投入，几乎所有的工业国暂时都指望不上，甚至和中国没有足够的贸易联系，中国只能靠自己来搞工业，自己设计所有的工业门类。所以，必须由一个绝对集权的计委来统筹，把所有能搞工业的资源、人力乃至政策抓到中央政府手里，设计一条和任何国家不同的路。

高岗自杀后的1955年，赫鲁晓夫的苏联送来了156项工程，中国开始了照搬苏联经验的时代。即便到中苏关系破裂后好多年，中国经济建设的重点依然是消化和复制苏援工业，搞了近20年才吃透。等到了70年代中期，从苏援项目复制出来的工厂也开始正常生产，中国又开始和美国、日本联手对付苏联，开始从西方引进项目，吸纳贷款，复制西方的工业。90年代后苏联解体，学西方的路本来开始难走了，但欧美这时也开始去工业化，需要中国的廉价商品，允许中国“入世”，继续向中国开放市场，转移生产力。

总而言之，从高岗自杀到金融危机这几十年，中国走的是跟进路线，眼前总有一个成型的工业国当榜样（或是教训）。或是苏联，或是日本，或是美国。这样的发展路线，产业政策的确可以相对弱一些——抄就是了。银行也好，政府也罢，都可以照猫画虎地调配资源，虽然免不了波动，但总不至于出致命大错。不会被哪个超级泡沫一家伙炸死。所以计委先是被弱化，权力大幅度地向地方政府分散，然后被拆成计委和经委，又变成发展计划委员会，最后变成了今天的发改委。但这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致命伤害。

今天的情况不同了，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基本工业品产量、工业人口数量、工业地区覆盖面积都达到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水平。在具体的工业门类上，中国需要学习，需要跟进的地方还很多，但整个工业布局，未来几十年的规划，任何国家都没资格当中国的老师，中国必须自己设计未来。

这既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再也没有任何试错的经验可供参考。虽然工业规模差了上千倍，但中国仿佛又回到了1955年之前，美苏两大阵营的工业均靠不住的年代。必须有一个机构全面掌握工业信息，制定产业政策。在贯彻产业政策的时候，这个机构还必须拥有直接干预企业人事、财务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审批和事后监管。换句话说，未来的中国经济需要一个工业总参谋部，只有空头司令部和顾问团是远远不够的。更不能允许金融企业另起山头，建设一个以“赚钱”为单一目标的经济权力中心。

不用说，无论是央行还是商业银行，对这个方案都不会有什么兴趣。事实上，眼下的事实是中国金融业调配资源的能力前所未有，金融企业的“自由度”也越来越大。在一个全面产业政策成为发展必需品乃至生存必需品的年代，要是放手让银行去行使作为企业的自主权，允许它们“一切向钱看”，由金融决策反推产业政策。下一次“钱荒”恐怕就不会像这次这么温柔了。

8 非他不可？

反对“工业总参谋部”的理由也不难找。比如说，从全世界普遍推行信用货币制度到最近几年，美国一直是无可争议的工业霸主，美国前面同样没有可借鉴的别国发展经验，美国也没有这么一个“工业总参谋部”，不也一样过日子吗？

不错，美国的确没有计委，但美国眼前就有金融危机，还有动摇国本的去工业化。2003年，美国制造业规模还是中国的两三倍，此消彼长10年后，现在已经只有中国的八成了。要是中国走美国的这条路，仅每年400万理工科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就能把社会拆了。

不过，在二战之后，金融危机之前，美国还是神气了好多年，不仅是军事上压倒世界，不仅是能强迫别国接受美元当硬通货，就说纯粹的工业经济干货，美国也没耽误了。二战结束时美国工业占世界一多半不说，就算在苏联鼎盛的1975年，制造业规模也只有美国的7成。美国赢得冷战，把联合国设在自家，这本事可不是吹出来的。这时的美国有计委吗？谁为美国设计一条引领世界发展的道路？

冷战时期的美国的确没有计委，但美国有个好哥们叫苏联。苏联和美国互相看不顺眼，都想造几万颗导弹灭了对方。就算没有主动动手的心思，依然会造成千上万的导弹，用反击能力来避免对方先发制人。在双方的导弹原子弹数量达成恐怖平衡后。美苏又在常规武器上展开比拼，从飞机到坦克，从航母到核潜艇，哪个型号不砸个几百亿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武器造多了，就得质量取胜。于是冷战几十年间，飞机坦克换了一代又一代，每一代的复杂性都上一个数量级。最后，美苏对抗从大气圈打到外太空，从地球打到火星。巨大的空间站、一次几十亿美元的登月活动，再到最后的星球大战计划。既是潜在的军事威慑，也是炫耀国力，震慑盟国的手段。

如此简而不明地回顾冷战史，就是想说明一件事——如果你有一个实力接近的敌人，就不用担心没目标——敌人会给你指定一个目标。而且这个目标还不是一两个简单的指标，而是全方位的发展，因为敌人从来不会预先声明以什么方式进攻，从海陆空到地球轨道再到电脑网络都有可能。你要么全方位设防，要么做好全方位主动出击的准备。方方面面都要准备好。这是个非常充足的升级工业的理由——工业停滞不仅是不能印钱的问题，更是直接导致灭亡的因素。所以美国兢兢业业，料敌从宽，在工业上丝毫不敢放松，在国防部订单和NASA的引领下，全方位地升级工业。来自苏联的每一个传言都会让研发经费翻番。

不过，战斗机和核潜艇虽然代表高科技，却不能拿到银行抵押贷款。因为它们对普通的消费者、劳动者来说都不代表财富，不代表可以吃穿享受的消费品。除了卖废铁，这些武器也没法直接促进民用工业的发展，反而会占用大量的优质劳动力。在这一点上，造武器和造高价楼盘倒没有本质区别。为何造楼盘会产生泡沫，搞军备竞赛反而会促进工业发展呢？

这是因为工业社会的另一个特性——军事产业和民用产业的内核相通，依托的是同一套基础工业体系。商品要造得好，短期看是需要乔布斯这种创意大师来设计、要史玉柱这种高手来营销；长期看，创意高手和营销高手是最过剩，也最容易被人仿效的货色，基础工业的进步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农业时代的人想了几千年神仙楼阁，抗拉材料只能用木头，再有创意的建筑师也只能修个大教堂、祈年殿什么的；最后还是因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足够的钢铁，在建筑中大量使用钢筋，让建筑材料既能抗压也能抗拉，这才有了当代的高楼大厦，才有了几十层的住宅楼和央视大裤衩。古埃及就有人知道用鱼鳔、肠衣当避孕套，但直到现代橡胶工业提供了足够的弹性材料，杜蕾斯才成为平民消费品，廉价避孕术才解放了育龄妇女。

只要基础工业提供了足够的材料、足够的加工手段，哪国也不缺有创意的人去排列组合、创造新的消费品，再向银行抵押这些消费品生产能力，为社会制造更多的“钱”。所以，经济的增长从长期来看依赖于基础工业的研发和规模扩张，要想“钱”越来越多，就得搞基础工业，对未知的技术甚至科学投入巨资研发。

9 以迂为直 以患为利

既然基础工业这么重要，直接向基础工业投资，拉动经济不就行了么？为何非要耗资巨大地搞军备，绕个大圈子来搞基础工业？

这是因为在金融业的视角看来，基础工业有重要的“先天不足”。

基础工业的进步和一般工业企业不同。一般的工业企业，尤其是轻工业的进步往往是基于现有的各种工业技术，重新排列组合，改进修补，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或是新的消费品。这样的进步虽然是渐变积累，虽然没有本质上的突破，但好处是很直观。只要技术改造真的有效果，发明者（机构）就可以申请个专利，带着样品或图纸去找投资者，展示新产品，或者说明如何压低成本。投资者就算自己看不明白，请个技术顾问也可以分析一下。有效就可以投资，就可以开工。要是企业自己做出的技术改造，也可以请银行来评估一下资产，融资开工。总之，基于现有技术基础，重新组合出来的技术进步很容易预估利润，因此能够被金融企业理解，可以获得信用货币支持。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最著名的一个创意班子带头人，爱迪生就是这样和摩根财团勾搭上的。

基础工业就不太一样。尽管基础工业也存在许多渐进式的进步。但归根结底，在现有的各种方案中排列组合，技术储备总有吃光的那一天，而且指望不上别人来提供新方案。只有不断地向未知领域探索，制造此前从未尝试过的机器，才能持续地提高效率，向整个工业体系提供新技术。为了建造新一代的机器，大型的重工业企业甚至要深入到科学的前沿，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把最新的科学成果转化为工程成果。比如这意味着经常性地承受失败，以及利润前景的不明朗——这正是金融资本最厌恶的东西：风险和未知的风险。

简单地说，就是金融资本的判断，最终必然体现为银行工作人员的判断。作为外行的工作人员，对于基于现有技术的开发可以预估盈利能力，对于向未知领域的技术探索很难估算盈利能力和风险，所以本性上厌恶向基础工业进步投资。如果让金融行业自主地决定投资方向，这个趋势显然会拖慢基础工业的进步，最终导致经济停滞。

实际上，这正是欧美200年来的现实，而且随着技术开发成本不断增加而越来越严重。能扭转这个现实的因素只有军备竞赛。

军事投资有个很大的特性——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敌人。军队虽然不喜欢浪费钱，但更不希望看到敌人拿到比自己先进的武器。所以，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军队愿意承担一部分失败风险，乐于向基础研究投资，拉动基础工业的进步，在武器订单内开销巨大的研发费用。而且现代军队作为一个国家机构，本身也拥有足够的技术专家，拥有自己的理工科大学、研究院。他们能够对某些风险研发做出比金融界更正确的判断。

所以，虽然军备耗资巨大，虽然坦克飞机不能吃不能穿，但往往越是增加军费（航天拨款），制造武器，基础科技进步和基础工业发展就越快。从军事角度说，这些研发或成功或失败，但这些技术进步“溢出”到民用工业，会迅速地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让所有人更有钱。微波炉的发明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雷达研究中一个工程师发现磁控管融化了他口袋里的巧克力，他说服军方基于这种热现象研发一种新武器，新武器没出来，但微波炉上市了。冷战中这种故事千千万万。看似浪费的军事订单成了美国经济实际上的发动机，看似政绩工程的阿波罗计划换回了百倍的收益，美国（以及享受美国技术溢出的盟友）因此保持了几十年的世界老大地位。这正是孙子兵法上说的“以迂为直 以患为利”。

冷战不止美国一方，苏联也在搞军备竞赛，也因此占住了世界一级的地位，70年代前增长速度还远高于美国，从不到美国3成的实力逐步上升到美国7成的水平。但80年代后的苏联并没有因此欣欣向荣，反而逐渐停滞，最终解体。这除了文化上的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苏联并没有正确理解自己的优势所在，没有理解强大军工——重工业本身就意味着无限的财富。

80年代的苏联和美国一样，大部分精华人力投入到以军事为中心的高科技工业，剩余人力已经不足以去转化军工业的技术进步，生产足够的消费品。面对这个问题，美国把工业向海外转移，通过金融优势回收产品解决问题。苏联却反过来开始怀疑自己的优势所在，转向市场化路线，放弃工业规划、减少军费、降低军重工投资以解决暂时的经济困难。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结果自然是越改问题越大，最后一跨了之。

不过，既然军备竞赛成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冷战结束对于金融集团本来就异常强大的美国来说不是个好消息。随着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美国的基础研究也越来越少，实体经济进步越来越依赖于冷战期间的技术储备。等到互联网-集成电路代表的这一轮经济高潮过去，美国最大的依仗已经是通过金融向全世界吸血，制造投资泡沫。军费中用来养人、维持运转的费用越来越高，用来搞研发的比例越来越低。等到吸血也填不满美国金融泡沫的时候，2008金融海啸就来了——距苏联解体不过17年。

吸取美苏经验教训并不等于重演历史。既然军备竞赛拉动经济只是一个间接路线，中国不一定非得发起一场新冷战才能拉动经济，毕竟冷战是世界随时距毁灭只有半个钟头的时代。中国并不缺把新科技成果转化成消费品的人力，只要中国能避免被眼前的经济波动牵着鼻子走，坚持落实产业升级规划。中国不需要像美国那样消耗世界一半的军费，也能保障经济的稳步发展，也能让“钱”越来越多。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最终中国必然需要一个“工业总参谋部”。从短期来看，中国至少要避免让银行主导产业政策，让银行在工业经济方面更专业化，更“懂行”。像精细化工等短板领域需要专门的融资机构和融资政策。眼下建交农工、国开行、农发行的业务高度同质化，在房地产热潮中一拥而上的局面必须被扭转。

对于银行来说，一块钱和另一块钱之间可能没有什么区别，但对于全社会来说，投向基础工业升级和研发的一块钱，和投向一般消费品领域的一块钱、投向房产泡沫的一块钱大不相同，区别就像给孩子交学费和买玩具那样大。把决定投资的权力交给银行，就像把家庭财政交给小学生来管一样，后果不堪设想。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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