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苍狼白鹿：罗布藏丹津之变——黄金家族的最后哀鸣 -- 京华烟云AMIP

微观经济学里有一个著名的问题，叫做Prisoner's Dilemma——“囚徒的困境”。做为博弈论中最经典的议题之一，经济学家们曾出了大量专著和论文来讨论它，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其具体内容，大概今天的任何一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里都有，感兴趣的朋友自己找来看。

“囚徒的困境”并非只存在于理论，现实中也比比皆是。这里仅以罗布藏丹津亲王（简称‘罗’）和雍正皇帝（简称‘雍’）为例，说说最简单的一种模型，并将二者可做的选择，简化为只有两个选项：欺骗（撕毁和平，动起刀兵），或者合作（保持现状，和平共处）。

那么，根据双方不同的选择，将发生以下四种结果：

如果罗、雍都选择合作，则双方维持现状，蒙古人保有自己的领地，而清廷控制青海其他地方；如果罗决定欺骗，而雍选择合作，那么蒙古人不仅占有青海，甚至会再次吞并西藏；如果罗选择合作，而雍决定欺骗，则清廷将占据整个青藏高原，蒙古人会一无所有；如果二者都选择欺骗，那么一番惨战过后，蒙古人可能一无所有，而清廷虽然占据了青藏，但也会损失惨重。

当然这只是最简单的一种模型，不仅参与方只有两个，而且还基于双方只做出单次选择的前提。但在现实中，真正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比如参与方可能会有多个，即使限定只有两个，选择的次数也可能不止一次，因此一方往往会根据另一方的行为，来做出自己下一步选择的依据。

从理论上讲，在多轮选择的情况下，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去惩罚另一个参与者前一回合的欺骗行为，这样的话，本次欺骗的动机很可能被下次受到惩罚的威胁所克服，从而有可能形成一个彼此间相互合作的过程。

但是，到了最后一轮——如果有最后一轮的话——情况就变得完全不同，因为你可以选择在最后的回合背叛，而对方却根本没有机会来惩罚你，而对方的考虑恐怕也会和你一样，因此你们都将在最后的回合背叛。既然最后一轮无论你做什么，你的对手都将选择背叛，那么在倒数第二轮，你肯定也会选择背叛，你的对手自然也会与你一样……依此反推，将会产生一个有趣的结果：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双方每次都会选择背叛。

这就是著名的“纳什均衡”，以其提出者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而命名——您也许感觉这个名字很眼熟吧，没错，此人便是“角斗士”拉塞尔.克劳饰演的奥斯卡获奖影片《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之主人公，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那位饱受精神分裂症困扰的天才数学家。简而言之，纳什均衡就是一种不合作的博弈状态，我们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却往往是损人不利己。

尽管我们的蒙古亲王既不清楚“纳什均衡”，也不知道“博弈论”，更不晓得“囚徒的困境”，但清廷的种种行为，仍然让罗布藏丹津感到极度不安，从他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这位蒙古亲王无疑认为，正是对方首先选择了“欺骗”，才导致自己不得不勾上了“欺骗”的选项。

至于他为何这样想的原因，可谓双方日积月累的宿怨造成，除了“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的西藏汗王宝座之外，期间另外发生的几件事，很可能也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

其一，前面我们说过，幅员辽阔的青海和硕特蒙古，按照地理位置，天然分成了左右两翼，尽管罗布藏丹津属于和硕特右翼，可他一直是左右两翼共戴的盟主。

但做为和硕特蒙古的宗主，康熙皇帝很可能出于“分而治之”的考虑，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下令将青海和硕特蒙古左右翼人为分开，并任命了各自的盟主。其中，右翼盟主自然是势力最强的罗布藏丹津亲王，察罕丹津郡王与其同掌右翼，而左翼盟主则是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贝勒。不仅如此，皇帝还宣布，今后青海和硕特左右两翼都是独立的政治实体，相互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清廷的这个安排，使得本为青海和硕特共主的罗布藏丹津，法定政治地位降低到了仅领右翼，其势力范围更是莫名其妙地便减少了一半。

其二，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鉴于准噶尔人已经占领了西藏，皇帝下了一道对今后中国行政区划影响深远的旨意，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理塘、巴塘等康巴藏族地区划归四川管理，岳钟琪等川军将领随即挥师占领了这些地方。

康熙的本意其实并不是针对蒙古人，因为清军入藏所需粮草大多取之四川，而巴塘、理塘又是从四川进藏的主要通道，为了保障清军后勤，皇帝才做出了此项决定。但是，此前青海和硕特部自固始汗以来便一直享有康区的赋税供养，皇帝的这一决定，使得蒙古人的这一特权从此丧失殆尽。

其三，平定西藏后，清廷自然要对立有大功的青海和硕特蒙古人论功行赏。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二月，新皇帝的嘉奖圣旨终于下达：“自西陲用兵，青海王以下、台吉以上各著劳绩。皇考曾降旨俟凯旋日计功，今青海王、台吉等历年效绩，应各酌加封赏。”

但令人诧异的是，蒙古诸王公中最为劳苦功高的罗卜藏丹津，竟然只得到加俸银二百两、缎五匹的微薄赏赐！我说皇帝，尽管您刚刚上台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可也不带这么寒碜人的吧？

不平往往来自于比较，那么，其他蒙古首领是不是也和他一样呢？调查之后，罗布藏丹津不禁气炸了肺，因为他的潜在对手、原本为郡王的察罕丹津不仅被朝廷晋升封为亲王，而且还大加赏赐，其丰厚程度远远超出了自己那可怜的二百两加薪和五匹绸缎。更让罗布藏丹津无法接受的是，清廷还宣布，让这两个蒙古亲王同领和硕特右翼，这就无形中使得罗卜藏丹津的势力范围再次减少了一半，又降低了他在青海和硕特蒙古人中的政治地位。

不仅如此，那位新晋的左翼盟主，爵位原本为多罗贝勒的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竟然被朝廷晋封为郡王！这样的话，青海和硕特蒙古就陆续有了三个王爷，原本罗布藏丹津一王独大的局面再也不复存在。可想而知，所谓有奶便是娘，被罗布藏丹津压制已久的另外两家王爷，自然也不会再看他这位前盟主的脸色行事，而一切都要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

也就是说，在罗布藏丹津看来，起码在这几次事件中，自己都选择了“合作”，而清廷却无一例外地回应以“欺骗”。如果再继续等待下去，恐怕自己的下场就像那只被温水慢慢煮熟的青蛙，与其这样，还不如趁早拼他个鱼死网破！

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则导致情况更为扑朔迷离，甚至让人无从判断谁是谁非。

这一年的农历六月，皇帝收到抚远大将军延信转来的和硕特左翼盟主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郡王的投诉，说罗布藏丹津突然领兵侵入自己的领地，郡王与其四次交战，己方损失惨重，部下大多阵亡，侥幸活下来的也四下逃散。郡王哭诉，由于牲畜都被对方劫掠走了，自己没法生活，不得不率老婆孩子来投靠朝廷，请皇上一定要帮帮我云云。

深谙宫斗倾轧之道的雍正并没有轻信这一面之词，而是将郡王妥善安置后，下令延信去劝他俩和好。皇帝认为，如果确实是罗布藏丹津不听劝阻，借机侵犯他人领地，朝廷才能出兵干涉，而在调查清楚之前，抚远大将军应该或者亲自前往，或者派贤达官员及高僧前去劝和。

当年农历七月，雍正又要抚远大将军延信转告罗布藏丹津和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说自己已派遣侍郎常寿前往调查二人争执事宜，同时发出警告，如果罗布藏丹津能够知罪悔过，朝廷一定明辨是非让他们兄弟和解，照旧保有青海的领地，而如果谁不听圣谕，甚至侵犯帝国边塞，那么皇帝可就要对他不客气了。

七月二十二日，特派调查员常寿侍郎抵达青海，他向皇帝奏报，罗布藏丹津向自己提出了反投诉，宣称是察罕丹津与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首先挑起事端，捏造自己与准噶尔人沟通谋反，青海诸位王公对二人义愤填膺，所以才起兵讨伐他俩。在奏折的最后，常寿对事态的看法相当悲观，他认为两人已经不可能言归于好了。

随后，察罕丹津亲王也向常寿投诉，说罗布藏丹津意图霸占整个青海，因此才对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发难。但是与此同时，察罕丹津请朝廷放心，他认为罗布藏丹津的军队只有一万两三千人，且多是裹胁而来的乌合之众，自己完全有能力对付。

事实上，早在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三月中旬，驻青海的清朝官员便向朝廷发来了罗布藏丹津秘密与准噶尔联系的报告，而到了四月上旬，甚至连云贵总督高其倬、四川巡抚蔡珽这两位和青海不怎么搭边儿的封疆大吏，都向朝廷发来急报，说他们从驻西藏的清军处得到消息，罗布藏丹津不仅秘通准噶尔，而且还打算纠集蒙古各首领会盟，其不轨意图已相当明显。

朝廷调查的结果，正变得对罗布藏丹津越来越不利。其实，真相究竟如何，也许对皇帝并不重要，在不损害甚至能促进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身为满汉群臣的君主和蒙古人的博格达汗，他有义务必须对手下小弟们的表态做出反应。现在罗布藏丹津已成为众矢之的，无疑雍正不难做出选择，于是皇帝马上下令，开始调动军队。

那么此时，清廷驻扎在青海的武装力量，究竟实力如何呢？

与孤悬世界屋脊最高处的西藏不同，清帝国本来在青海就驻有大量人马。早在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清廷便在现在的青海省会西宁设置了西宁镇总兵，其全称为“镇守陕西西宁临巩等处地方统辖汉土番回挂印总兵官”，归甘肃提督管辖，并受甘肃巡抚和陕西总督节制。根据史料记载，康熙朝初期，西宁镇总兵统辖马、步、战、守兵共计12,425名，其实力并不弱。

当时的青海驻军编制，一为“镇标五营”，包括马战兵2,400名，步战兵2,100名；一为“协路二十九营”，包括马战兵2,258名，步战兵1,531名，守兵4,136名。到了噶尔丹战争期间，清廷又在西宁镇添火器兵五百名，从而形成了一支由野战部队（包括骑兵、步兵）、驻防部队以及炮兵和火枪手等多兵种合成的强大军团。

前面说过，尽管同根同源，但青海和硕特蒙古与西藏和硕特蒙古屡有冲突，罗布藏丹津和察罕丹津等青海首领曾打算以西藏首领拉藏汗自行废立达赖喇嘛为借口，带兵杀到西藏去抢地盘，只是在清廷驻青海部队的强力威慑下，才不得不悻悻罢手。由此可见，西宁镇总兵统辖的青海驻军，是维系朝廷对当地统治的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

准噶尔侵藏期间，青海境内大军云集，清军总司令大将军王胤祯甚至亲驻西宁，统一指挥协调各路人马的军事行动。等到准噶尔人全部被驱逐，后勤供应困难的清朝各路大军也陆续撤离，西藏只留下了三千人驻防，但由于青海正处在西藏和新疆之间，朝廷为了防范准噶尔的侵扰，反而增加了青海的常备驻军，新调来一千名火器兵以及两千名常规部队。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西藏政局逐渐稳定，清廷与准噶尔基本上实现了短暂的和平，随着主持对准作战的大将军王被捕，皇帝下令从西藏和青海全面撤军，仅仅在青海西宁留下六千绿营兵，西藏昌都留下一千绿营兵。也就是说，清廷驻青海的武装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鉴于众口一词认为青海有可能发生变乱的情况，雍正立即对当地驻军进行了调整，他下令从驻扎在西宁的绿营兵中挑选出五百名火枪手，连同原先驻扎在柴达木的兵丁，调往罗布藏丹津与蒙古王公预定的会盟地——察罕托罗海驻防，同时下令在“北连哈密，西接沙州”的战略要地布隆吉尔建城驻兵，以防止新疆准噶尔人与青海蒙古人遥相呼应。

但是，皇帝的部署还是晚了一步。就在换防的清军正在调动的时候，青海所有的和硕特蒙古王公都收到了一封邀请函，请他们立即动身到察罕托罗海开会，而写信人正是他们之中势力最大的罗布藏丹津亲王。

察罕托罗海，听上去很像是一片湖泊即蒙古人所称的“海”，但它其实却是一座大山的名字。此山位于青海湖南部，具体地点在今天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的倒淌河镇——这条在今天已成为当地旅游名胜的小河相当有意思，因为它竟然是由东向西流的，因而当地传说中，倒淌河便成了文成公主思乡的眼泪，随着公主进藏的脚步，点点滴滴汇成河流，由东向西一路而去……

倒淌河边的察罕托罗海，这座常被人望文生义而误认为“海”的大山，是和硕特蒙古人祭奠真正的大“海”——青海湖的圣地，它在蒙语中又名“察汉托洛亥”，意为“白头山”或“白云山”。对于这座大山，清人曾有云：“察汉托洛亥山，蒙古言察汉为白，托洛亥为头，谓白云覆于山头，故邵阳魏源直译为白云山也。山前为察汉城，圣祖亲征噶尔丹，遣使宣谕青海诸部落集盟于察汉托罗亥。”

也就是说，当年康熙皇帝与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扎西巴图鲁的会盟地点，正是在这座大山脚下，而在那场会盟之后，青海蒙古就算正式归附了清朝。末了，清人还专门指出：“又罗卜藏丹津之乱，诱诸部盟于察汉托罗海，即此。”

史载，收到罗布藏丹津的邀请后，早已经猜出大概的蒙古王公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纷纷开始站队。其中，清朝对青海新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察罕丹津亲王与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郡王，明确表示拒绝参会；而阿尔布坦温布贝勒与诺尔布彭苏克公爵——与罗布藏丹津一样，他们在西藏战后也仅仅被朝廷加了点儿可怜的薪水了事，因而认为自己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则积极响应，一时间泾渭分明。

罗布藏丹津选择这个地方与蒙古诸王公会盟，显然具有相当强的象征意义。一方面，这里是蒙古人祭奠库库淖尔神湖——蒙语中“青色的海”即青海湖——的圣地，因而在此形成的决议将构成神圣的誓言，对所有笃信宗教的与会者们都具有一定的精神约束；另一方面，自己的父亲就是在这里归附了清廷，而自己却即将从此地拉起反清的大旗，就让一切事情，从哪里开始，也在哪里结束吧。

根据后来的记载，当时到会的共有十七名和硕特蒙古首领即所谓的“台吉”——这个词据说来自汉语中的“太师”，也有说源自于“太子”，本来是蒙古人对黄金家族成员的尊称，但后来也用来称呼所有蒙古首领。进入清朝以后，“台吉”又成为朝廷专门针对蒙古人——有时也包括藏人——的封爵，位列公爵之下，共分四等，但蒙古民间仍按惯例将包括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爵等在内的大小蒙古首领统称为台吉。

根据事后一份满文史料的记载，就在察罕托罗海大会上，在与各位台吉一起回顾了祖先固始汗混一青藏高原的光辉岁月后，罗布藏丹津话锋一转，开始痛陈清廷如何背信弃义。他提醒各位叔伯兄弟们，当初皇帝可是承诺过，要从咱们当中选出西藏汗王，但是西藏平定已经好几年了，大家却连个响儿也没再听到。

放弃幻想吧，我们已经没有指望了！罗布藏丹津最后总结，清廷对我们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与其苟且偷生，不如继承祖先的光荣，拼死一搏！既然不还给我们，那我们就自己动手去拿！

就这样，罗布藏丹津成功地煽动起了大家的情绪，群情激奋之下，或真心拥护或迫于形势，总之与会的和硕特蒙古众台吉纷纷表示赞同。察罕托罗海大会于是形成决议，即日起去除清廷授予众人的爵位封号，大家今后一律恢复蒙古旧称，不再以清廷臣子自居，“俱令呼旧日名号。一概不许称呼王、贝勒、贝子、公封号。”

牵头的罗布藏丹津本人自然要首先给众人做出表率，他宣布，自己今后再也不是清朝的亲王，而将采用一个新的尊号——达赖珲台吉！前面说过，“珲台吉”可能来源于汉语中的“皇太子”，它是蒙古高级贵族的称号，地位仅次于最高首领“汗”，大致相当于副汗。后来它便成为蒙古各部首脑的尊号，比如准噶尔汗王策妄阿拉布坦的正式头衔，就是长长的“额尔德尼硕鲁克图巴图尔珲台吉”。

而“达赖珲台吉”尽管带有“达赖”二字，但也许与达赖喇嘛没多大关系，史料中似乎也没有证据显示该尊号是达赖喇嘛所赠予。事实上，“达赖”这个词并非藏语，而是来自于蒙语，它指的是“大海”的意思，在古代蒙古人的名称中并不罕见，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阿拉善贝勒阿宝的爷爷达赖乌巴什。

公元1578年，蒙古强大的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与西藏黄教领袖索南嘉措会面，前者隆重赠予后者“达赖喇嘛”尊号，意为“大海般的上师”，这就是“达赖喇嘛”称呼的由来，而索南嘉措本人则被尊为三世达赖喇嘛。

至于俺答汗为什么选择用“达赖”而不是其他名称，我个人感觉，可能与索南嘉措这个的法名有关——藏语中的“嘉措”与蒙语中的“达赖”同义，指的都是“大海”，而除了一世达赖根敦珠巴外，历代达赖的法名中都带有“嘉措”二字，比如我们相当熟悉的仓央嘉措，以及现在正流亡海外的那个丹增嘉措等等。

因此，“达赖珲台吉”这个尊号，其实指的并不是“达赖喇嘛委任的珲台吉”，而是“大海一样的珲台吉”，听上去确实相当威风。而且，尽管并不一定有达赖喇嘛的授权，但这场察罕托罗海大会上，参加的人员除了十七位蒙古台吉外，还有为数众多的黄教高级僧侣，史载比较著名的有诺门罕活佛、达克玛活佛等等。

“诺门罕”是清朝给予藏传佛教高级僧侣的封号，也写做“诺门汗”或“诺扪罕”等，算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下第三等级的活佛，地位略低于第二等级的“呼图克图”，其数量并不算太多。至于这位诺门罕活佛，身份很有意思，清朝史料说他是罗布藏丹津的死敌——察罕丹津的侄子，因此有人也称其为“察罕诺门罕”。

但问题是，此时青海还有另外一位察罕诺门罕，他就是三世夏茸尕布活佛，又称拉莫活佛。这尊佛爷是德庆寺（位于今天的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又写做‘德钦寺’、‘徳千寺’等）的寺主，在达赖喇嘛驻锡青海期间，他成为这位黄教教主的经师，因而与黄教教廷关系相当密切，并于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获得皇帝赐予的“察罕诺门罕”封号。

该活佛系统在青海拥有极其庞大的势力，第一世夏茸尕布活佛就是三世达赖喇嘛的侍从，当年俺答汗与索南嘉措会面时他也在，从而成为那场蒙藏政教势力联合的见证人。夏茸尕布活佛所驻锡的德庆寺在历史上规模宏大，僧人众多，光属寺便有四十多座，而转世活佛竟然有五十多个。

尽管天涯历史版的班布尔汗前版主认为，支持罗布藏丹津的察罕诺门罕就是这位德庆寺的主人，但笔者却对此有不同看法。因为按照清朝史料记载，在罗布藏丹津战争期间，这位活佛与清廷合作得相当愉快。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便是，当这场战争结束以后，夏茸尕布活佛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得到清廷大力褒奖，皇帝甚至让他单独领有一旗，该活佛从此成为察罕诺门罕旗的政教双重统治者。尤其是，他一直活到战后数年的公元1728年才圆寂，显然并非那位因积极反清而被清军斩首的诺门罕活佛。

对比有关史料，笔者认为，这个支持罗布藏丹津的诺门罕活佛应该是青海黄教主寺塔尔寺——清朝史料通常写做“塔儿寺”——的一名大活佛，此人已经做到了“堪布”也就是僧院首脑的位置，其影响力并不比前一位察罕诺门罕小。身为察罕丹津侄子的他，为什么反而支持起叔叔的死对头，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也许他决定大义灭亲，也许因为家族内部矛盾，也许老油条察罕丹津想要两边押宝，都说不准，这里不过多讨论了。

至于参加会盟的另一位黄教高级僧侣——达克玛活佛，其脉络则相当明确，他是湟水北岸最大的寺院郭隆寺（位于今天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堪布。根据史料记载，康熙朝的郭隆寺共有两千多个院落，在寺僧侣超过七千七百人，号称“湟北诸寺之母”，属寺近五十个。据说那时候，郭隆寺的地位甚至超过了赫赫有名的塔尔寺，寺内有章嘉、土观、松布等众多著名的活佛系统。

清朝史料记载，当时郭隆寺里最尊贵的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还是个六七岁的娃娃，因此暂由堪布达克玛活佛主持工作，此人甚至拥有“呼图克图”的名号，其地位可能比察罕诺门罕还要高。该寺僧侣们一向与罗布藏丹津关系很好，因此对方一发出会盟的召唤，达克玛活佛便热烈响应。

有了这些大活佛的支持，罗布藏丹津在察罕托罗海大会上振臂高呼，真可谓一呼天下应，很快几乎整个青海都动了起来，史载“远近风靡，游牧番人、喇嘛等二十余万人同时骚动。”也就是说，响应这位达赖珲台吉号召揭竿而起的，已经远远不止察罕丹津亲王此前所谓的那一万多裹胁而来的乌合之众了。

不仅如此，就连清朝驻军的核心区域——西宁附近，也已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当地所有的蒙古人和藏族人，无论其身份是放羊的牧民还是种地的佃户，纷纷跟着浑身上下披挂整齐、誓要超度敌人上西天的喇嘛们，以自己全部的热情和精力，疯狂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打砸抢烧运动：

“西宁周围数百里之内，一切有名寺院喇嘛皆被甲执械，率其佃户僧俗人等，攻城打仗，抢掳焚烧无所不至。”

如果照此情况发展下去，本来兵力并不算太少的六千多驻防清军，很快就会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海洋之中。这些可怜的士兵们，此时迫切需要一位能谋善断的军事领袖挺身而出，带领他们克服泥潭……

请继续期待下篇《五、跋扈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