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三国决战、军事后勤等话题的一些思考 -- 一剑南来

兄台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这段话实际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一个很著名哲学原理在历史学上的投影——事物变化发展，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但这个原理在历史学上，往往显得大而化之，甚或体现为简单的历史因果律，严格来说，对历史探讨作用并不大。

秦、隋立国数十年，滥用民力，二世而亡；汉武时，立国也不过数十年，对外穷兵黩武，丧师境外数十万，对内滥用民力，人口减少大半，为何未亡？唐朝立国百余年，突遭安史之乱，鏖战八年，名义还是统一全国；为何宋朝立国百余年，遭遇靖康之变，整个北中国都沦为少数民族统治区域，赵构只能割据秦岭、淮河以南领土？等等

如果用系统论、控制论等理论方法来探讨分析古代历史，相信会更准确和更合理。

历史研究困难在两点：1、人类社会是个非常特殊的复杂巨系统，要研究透彻，需要观测分析比较多种子系统、要素，需要积累天文数字的观察材料，而年度越久就保存越少，失真度越大。2、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是个不可逆的演变过程，不同于科学实验，可以反复试错、观察。

人类历史从时间维度而言，是单向度的线性发展过程。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特殊的复杂巨系统，其中的演变过程又是非线性发展过程。

人类社会巨系统，从某种角度看，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可以划分为经济生产、军事政治、科技文化、气候地理等子系统，各子系统又包含着各种各种要素，如军事政治子系统，按制度分，按时代分，按区域分，又可分多种要素，包括政权组织方式、官吏制度、赋税制度、军事制度、军队组织等等；从另外角度出发，古代社会，一个大区域，如欧亚大陆，按生产方式，又可以划分为农耕社会、游牧社会、前农业社会等子系统。等等。

这些子系统（要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或者，相互补台又相互拆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也就体现为，永恒的不平衡状态和相对的平衡状态，渐变是常态，突变是非常态。一个王朝、国家、政权的建立和灭亡，实际可以视为一个系统建立和崩溃。系统崩溃，并非单纯的内因决定论。而是系统的控制系统出现问题，无力调控系统的不平衡状态，无组织力量的大量涌现，彻底摧毁了系统的稳定性。外部的强大干扰源也会摧毁一个系统。

特别在一个系统从崩溃的旧系统基础上重建时，其中结构演变是非常漫长的。体现在一个王朝或政权建立过程，经常性地体现为不稳定。尤其是作为君主集权制度，原有的超凡魅力领袖去世，或主弱臣强，继承者乃至政权的合法性容易被质疑，这就是大家熟知的“二代危机”。如曹魏建国，曹操死亡、曹丕篡汉是一大关键时期，青州兵击鼓散去、高层人员发服悲哭就是外在表现之一；曹丕死亡、曹睿继位又是一个关键时期，如曹睿在长安，洛阳讹言其亡拟接曹植接位等就是外在表现。如果蜀吴出兵，取得巨大胜果，尤其是大量歼灭成建制魏军，夺取大片领土，魏国局面可能崩溃。领土关系人口、生产，是国力基础；大部队被成建制歼灭，大量基层军官、老兵的损失，对国家战力的打击才是致命性的。

所以，赵云在曹丕篡汉时，建议刘备改变东征孙吴战略，改取直出关中讨伐曹魏的战略，在今天我们看来，是唯一可行和合理的战略。但这一点，就连诸葛亮当时都没深刻认识到。

三国鼎立，曹魏九分天下有其七，时间越长，政权越稳固，人口经济恢复得就越好，国力差距就会拉得越大。

孙资就曾对曹睿说过：“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五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摄强寇，镇静疆埸，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

这些很简单的道理，蜀吴洞察力强的人一样清楚。

如吴国零陵太守殷札在曹睿死后也曾建议孙权：“今天弃曹氏，丧诛累见，虎争之际而幼童莅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乱侮亡，宜涤荆、扬之地，举强羸之数，使强者执戟，羸者转运。西命益州，军于陇右，授诸葛瑾、朱然大众，直指襄阳，陆逊、朱桓别征寿春，大驾入淮阳，历青、徐。襄阳、寿春，困于受敌，长安以西，务御蜀军，许、洛之众，势必分离，掎角并进，民必内应。将帅对向，或失便宜，一军败绩，则三军离心；便当秣马脂车，陵蹈城邑，乘胜逐北，以定华夏。若不悉军动众，循前轻举，则不足大用，易于屡退，民疲威消，时往力竭，非上策也。”

也就是说，不能再老是三心二意只派些部队抱着抢掠的目的跟魏国打，要孤注一掷决战，否则，“易于屡退，民疲威消，时往力竭”，言下之意，一统华夏越来越难。

在这一点上，孙权、诸葛亮还是没殷札看的透彻。

自然，不是说在这些关键点上，蜀吴全力出兵就100%成功，而是比起逡巡犹豫，不敢或不能全力决战，成功率和可能性会更高和更大。

军队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古今中外，作用都非常大，尤其在古代社会。古代农耕社会，主要靠土地税，也就是余粮收集，来豢养脱产官吏和军队，每一个政权、国家，在一定量的的人口和产出的基础上，供应是有上限的。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CCP为何要精兵简政。这实际也是红军时期，CCP开始并没认识到这点，盲目扩军，最后各大根据地都弄得民力枯竭而主要因此失败，但一直没醒悟过来。

尤其在古代，缺乏近现代以来国民军事训练制度以及军官培养制度，基层军官（含久战老兵）作为古代军队的骨干核心，很难短期培养出来，所以一两次决战，如能歼灭大量军队，往往就能决定一个集团、一个政权的兴亡。这个要素的缺失，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系统不平衡状态的加剧，即加剧整个社会系统的崩溃。古今中外，特别多这样的例子。

项羽破釜沉舟，歼灭二十万秦军，秦亡不可逆转；韩信背水一战，遂灭赵代；龙且、曹咎、垓下三战皆败，项羽精锐丧尽，已经无力回天，所谓“卷土重来未可知”，不过是诗人借古讽今而已。绿林军昆阳一战灭王莽数十万军，王莽覆灭即小儿也知；曹操一战杀袁绍七万众，河北平定也就不远了；肥水一战，前秦分崩离析，可惜东晋缺乏刘裕这般统帅，遂使中国统一推迟200年；李世民一战平郑夏，陈友谅鄱阳湖之败，李自成山海关之败，等等，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决战重要，但更要慎重。兵出境外，夫役转运，粮食消耗数倍乃至十几倍于平时。因此，兵不可轻动，动必有功。司马懿曾经预测诸葛亮靠蜀地三载收获才能支持一次大规模出兵。这也是古代兵家常识，不值怎么吹嘘。即，在古代很多人都懂得计算部队行军后勤量，并以此计算敌我态势等。

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如何计算乃至算计敌我后勤，无疑就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据《后汉书·南蛮传》，东汉永和二年，交趾、九真、日南等郡（今越南北部）反叛，朝廷开始“皆议遣大将，发荆、杨、兗、豫四万人赴之”，李固提出不同意见，其中一大理由就是“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类似这样的定量分析非常有说服力。朝廷最后接受建议，派出两名熟悉边事的官吏进行安抚，很快平息了叛乱。

据《后汉书·段颎传》，为讨平东羌先零，段颎建议“今若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两，三冬二夏，足以破定，无虑用费为钱五十四亿。”这是经过精密计算得出的规划，实际也如他所言，顺利平定。在出兵时，粮食尤其是重中之重，建宁元年春，段颎将兵万余人，从彭阳直指高平，大破先零诸种。据《读史方舆纪要》，彭阳至高平不过八十余里，车行不过三日，但段颎带足十五日粮食。有备无患才是名将之风。

再如北魏军队行军后勤，骑兵多为1骑2马、3马，往往可赉十五日粮远袭千里，就如崔浩所云：“夫以南人追之，则患其轻疾，于国兵则不然。何者？彼能远走，我亦能远逐，与之进退，非难制也”；如北魏第一次伐柔然表现——“诸军至漠南，舍辎重，轻骑赍十五日粮，绝漠讨之，大檀部落骇惊北走。”轻骑远袭，表现不错，可惜往返只能限制10多日，没能获得较大战果，归根结底，还是被后勤制约。

而初唐郑仁泰帅一万四千轻骑追逐铁勒，因无辎重，几乎全军饿毙，只剩八百余人入塞。还有，明永乐最后一次北伐，朱棣非常沉痛“说与清逺侯王友、广恩伯刘才：朕以全师付尔等领回，尔等舍近趋逺，避有粮之地而蹈无粮之处，致使官军饿死有大半。”这就是不计算后勤，盲图侥幸造成的后勤灾难。

随着鲜卑农耕化严重，到最后一次北伐，已经严重依赖后勤——“太安四年，车驾北征，骑十万，车十五万两，旌旗千里，遂渡大漠。吐贺真远遁”。

六镇大起义后，北方胡化严重，东西魏骑兵又强悍起来。高欢在冬季帅一万轻骑，自河东至夏州不过四百里，人有副马，日行百里很正常，但奇袭成功后只是迁徙了五千户人口回来，夏州很快被宇文泰夺回，还是后勤制约，无力坚守。

以孔明这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两出祁山、两赴关中，竟然都有两次是粮尽而反，那也难怪曹真两父子两次大发兵都因后勤大灾难半途而废了。

注：这是前段时间在琅琊论坛跟网友讨论的两个帖子，转到河里，看有没同好再一起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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