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抗日军民的壮举不容亵渎 -- 温相

资料是别人整理的，因是讨论发言比较随意，那个讨论在SC，你的一些问题那里也有对应回答，不过我当时存档时只存了开头，后面的想等讨论完再存，可如今SC上不去了，所以有些对应证明没法反。这部分问题，只能等到SC恢复后再提供。

现提供一篇比较系统的文章：

ZT怎样评价胡适其人

――兼评宣传《胡适全集》的一份《广告》

陈守礼

最近，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胡适全集》并为之刊登了一份《广告》。胡适是一个历史人物，出版他的著作，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为研究和分清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提供了一份资料。但是，怎样评价胡适，如何宣传胡适那是另一个问题。

现在，本文从如下四个方面提出看法和意见：一、胡适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只能根据他一生主要的思想行为来评价；二、历史对胡适的定论是什么；三、《广告》对胡适的评价和介绍是否符合事实；四、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一、胡适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只能根据他一生主要的思想行为来评价

胡适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看他一生的立场、观点、思想和行为。对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我们都应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抹杀其贡献，也不隐瞒其过错，功归功，过归过，罪归罪。胡适在历史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作出过贡献，我们不但不抹杀，而且应承认。胡适提倡用通俗的白话文来代替古文，这在当时确实起了反封建主义的巨大革命作用。虽然胡适本人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个巨大的革命作用，甚至否认起过这个作用，他在《今日思想界的一大弊端》的文章中写道：“我搜索我半生的历史，我就不知道我曾有过‘与封建主义作斗争的光荣’。压根儿我不知道这四十年的中国‘封建主义’是个什么样子”（《胡适全集》第22卷第300页），胡适认为中国不存在封建主义，因而不承认自己反对过封建主义。我们认为对于胡适自己意识不到和不承认的这个功，不仅应当承认而且应给予足够的评价；对于后来胡适所作过的其他学术研究，凡是确有价值的贡献，我们都应承认并给予应有的评价。

但是，我们需要全面地看一个历史人物和学者。因为古今中外的任何历史人物、学者也都是人，人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毛泽东说，人，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便等于没有灵魂”。胡适也一再讲过“学术、文化”都是离不开“政治”的。因此，我们应该主要看胡适在这方面（这是胡适的主要方面）的事实表现：

（一）胡适从青年时期开始终生主张对社会只能进行“改良”不能进行革命

胡适在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时，虽然“公学里革命书刊流行甚广，革命空气甚为浓厚，许多人剪掉了作为清朝顺民的标志――发辫。但胡适始终未剪，也未加入革命党。”（《胡适年谱》第13页198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耿云志编著《胡适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把满清政府推翻以后，胡适对腐败的满清封建统治者包括末代皇帝的热爱、崇拜之情始终没有变。

1、胡适肯定清皇朝的“革新”，反对辛亥革命。胡适认为“清朝末年……外交、军事、政治诸方面开始革新”已“为全中国所瞩目” （《胡适全集》第20卷第553页）显然，胡适在赞颂清王朝，对清王朝抱有希望和信心。

因此，对于推翻清王朝的武昌起义，胡适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在《日记》中写道：“回首故国，武汉之间，血战未已……大江南北，人心惶惶不自保：此何时乎！”（《胡适全集》第27卷第192页）在武昌起义一周年时，胡在《日记》中又写他的心境：“天雨朦胧，秋风萧瑟，永怀故国，百感都集”（同上第205页）.同时，胡适经常用英语对留学同学说：“我赞成渐进，不赞成革命。”

在腐败的满清被推翻后的1922年5月30日，胡适入宫见溥仪，并写了《宣统与胡适》一文，虽然清帝已退位十多年了，胡适却仍以“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为荣。胡适还在给宣统皇帝的顾问兼老师庄士敦的信中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地位。”（《胡适全集》第21卷第288页和《年谱》第110页）

1924年5月27日，胡适“第二次进宫见溥仪”。（《年谱》第129页）

1924年11月5日，胡适写信给外交部长王正廷，反对冯玉祥派军队将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并将此信在11月9日的《晨报》上发表。（《胡适全集》第23卷第445页和《年谱》第132页）

1924年11月底，胡适特地到醇王府去看望被逐出宫的溥仪。表示慰问，并劝他出国留学，愿意予以帮助（见《年谱》第133页）。

这样的思想感情和言行，能说不是政治立场、观点和态度的表现吗？

2、胡适在1914年23岁时就萌发社会改良的思想和要求，支持和组织“社会改良会”.

1914年8月1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许肇南远道来访，连日倾谈极欢。肇南将归国，作诗送之。”诗中写到：“我闻君言如饮醑，投袂欲起为君舞。君归且先建旗鼓，他日归来隶君部。”胡适自注：“今夜同人有‘社会改良会’之议，君倡之，和之者……杨杏佛、胡明复、胡适之也。” （《胡适全集》第27卷第448、449页和《年谱》第36页）此时已可见胡适对改良主义的向往和狂热。后来，胡适就是一生只相信社会改良而反对社会制度的革命、反对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3、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1919年，胡适28岁，他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写道：“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直到1919年6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才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那时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 （《胡适全集》第2卷第467、468、515页，第4卷第673页和《年谱》第76-77页）胡适的这些错误观点在受到蓝志先《论问题与主义》和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批评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又写了《三论》、《四论》问题与主义。

在十多年之后，胡适在为汤尔和的译作作《序》时又写道：“我在十多年前便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意见，希望引起一班爱谈大道理的人的觉悟。十多年以来，谈主义的人更多了……”胡适说“改良一种棉花或一种蚕子，胜似一万万吨谈主义的文章” （见《年谱》第181页）。可见，他对“主义”（实际上是指的马列主义）“大道理”之憎恶。

4、胡适支持代表旧制度、旧秩序的南方军阀陈炯明，反对革命的孙中山。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胡适写道：“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地），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到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胡适还说“陈炯明这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后来，革命军反击陈炯明，胡适又反对，他写道：“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并说“因为孙氏要报仇，竟至糜烂了广东”。（《胡适全集》第2卷第526、538、559、506页和《年谱》第112、113页）

5、胡适反对中共提出的革命纲领。1922年，中共“二大”提出和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和宣言，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胡适发表《国际的中国》文章公开表示反对，他完全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说什么“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而非“侵略”。他主张现在应“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 （《胡适全集》第2卷第495页和《年谱》第117页）这是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的。

6、胡适支持北洋军阀段祺瑞。1924年,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胡适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对抗”，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不怕人骂的。我此次愿加入善后会议，一为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二为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胡适全集》第30卷第189页和《年谱》第135页）实际上，胡适“在将近十年间……跟北洋政府维持着某种合作关系”，胡适那个“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成员皆由官方委任”（《胡适还是鲁迅》第200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

7、胡适长时期崇拜袁世凯，直到1929年，仍然崇拜窃取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胡适在给张謇《传记》作《序》写中国近代史上有八位“伟大的英雄”人物，在这八条名字中是袁世凯列首位，张謇列第四位，孙中山列末位。张孝若为父亲出版《传记》时，担心如此对孙中山不敬，会引起国民党“找麻烦”，才擅自把孙中山调到首位（《胡适全集》第3卷第782页）。这不只是贬低孙中山的问题，而是把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与窃国大盗袁世凯并列，是严重颠倒是非的问题。

8、胡适反对“种种革命”。1930年4月10日，作为一个顽固的改良主义者的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就明白无误地宣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指反帝、反封、反资等“种种革命”）……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只能“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胡适全集》第4卷第468页）胡适认为“种种革命”都属“扰乱”，都是改良主义者要打倒的“五大敌人”之一。胡适在另一篇文章中明白无误地写道：“抗战以前十年之中，国内有共产党的‘扰乱’……”（《胡适全集》第20卷第627页），胡适就是为了消灭“扰乱”而坚决支持蒋介石“十年剿共”的。

胡适说“共产主义是十足的武断思想”（《胡适全集》第4卷第659页）。他认为讲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就等于“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足见他把他的“改良主义”与马列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矛盾是看作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我们认为革命并不绝对排斥改良，但与“改良”“不同的”胡适的那种“改良主义”是排斥革命的。

在与胡适保持“某种合作关系”的北洋政府垮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叛孙中山的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后，胡适认准蒋介石集团已背叛革命，他也就投靠过去了。

（二）胡适在蒋介石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1、胡适在蒋统治集团中拟任和所任官职情况

（1）1931年10月胡适与丁文江去南京晋见蒋介石，从此投身蒋介石统治集团“与国民党最高统治当局建立了直接联系”。（见《年谱》第194页）

（2）1931年11月胡适任国民党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这是一个有经济实权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蒋介石（《胡适全集》第32卷第156、157页）。

（3）1933年3月31日，汪精卫致信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胡未就而荐王世杰，得汪同意（见《年谱》第210、211页）。

（4）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在致傅斯年信中说：“廿日即得蒋先生电劝……明知非群小所喜，但终不忍推辞，故廿七日决心允任。”（《胡适全集》第24卷第405页和《年谱》第267页）他任大使只是尊蒋的旨意，而不谈国家和抗日的需要。

（5）1942年9月国民党政府聘胡适任行政院高等顾问。辞未就。但致信蒋介石表示：“愿为国家作诤臣，为公作诤友。”（见《年谱》第305页）

（6）1945年4月胡适作为蒋政府代表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亦有中共代表董必武参加。会议期间，胡适与董必武辩论，要求中共“放弃武力”，受到董必武反驳。（《胡适全集》第25卷第160页和《年谱》第320页）

（7）1947年2月6日胡适致信傅斯年说，蒋先生要我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之事，“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年谱》第343页和《胡适全集》第25卷第220页）

（8）1947年12月1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转达蒋介石意，希望胡适“改行”从政，且有请他参加总统竞选或出任行政院院长的意思。胡适辞而未就。（《年谱》第359页）

（9）1948年3月30日，蒋介石内定胡适为总统，请王世杰劝驾，胡适终于接受了，并高兴地在当天和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我承认这是（蒋公）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我接受了。”（《胡适全集》第33第683、684页和《年谱》第364―365页）

据当时参与其事的《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记者陆铿在其《回忆与忏悔录》中记载：“胡适是个城府很深的人，这时也有些得意忘形，他甚至还对他的秘书说：‘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得意之色，溢于言表。”“最后谈到对共产党的态度，我问他，你当了总统以后，是否重开谈判？想不到他的反共态度比蒋似乎还坚决，用英文说：‘绝不’。”（转引自《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第20页）

台湾出版的胡适年谱所记述与陆铿说的一致，并且更详细说到胡适告诉他的秘书说：“昨天夜里，蒋先生约我到他的官邸谈了很久。……蒋先生的态度如此诚恳，我很感动，于是我说，‘让蒋先生决定吧’。”（《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第2024页）

后因为在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上未得多数元老赞成票胡适才没有当上即将到手的总统。

（10）1948年4月，胡适任蒋政权一手操纵的“国民大会”主席。

（11）1948年11月24日，蒋介石派陶希圣北上邀胡适南下就任行政院院长。胡以心脏病辞。并请陶向蒋介石转达：“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见《年谱》第374页）胡适在《日记》中写到“陶希圣从南京来，奉有使命来看我。可惜我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胡适全集》第33卷第700页）这反映出了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

（12）1949年1月15日，蒋介石聘胡适为“总统府资政”。（见《年谱》第378页）

（13）1954年到台湾，胡适任蒋介石操纵的第二次“国民大会”临时主席，又一次把“总统证书”交到连任“总统”蒋介石手中。（《胡适全集》第34卷第331页和《年谱》第393―394页）随后，胡适又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蒋总统当选连任，我表示百分之一百的赞成，只有蒋先生才能克服一切因难”（转引自《胡适周围》第25页沈卫威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

（14）胡适在1954年7月16日，被蒋介石当局聘为“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年谱》第395页）。

在五十年代，蒋介石一度对“反共复国”丧失信心，有通过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意向。胡适给蒋写了一封四千多字的长信（此信直到1997年台湾的《联合报》才公布），分析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成功之处并劝国民党领导人应“切实研究敌人文献”，研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失败的教训”.胡适说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转引自《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第20页）,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去美国马歇尔将军来华，要国民党政府与中共谈判，组成“联合政府”是“一个本质上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这个“天真的的理想主义政治家” 马歇尔将军也遭到到了“失败”。（《胡适全集》第22卷第730、731页）这是劝蒋介石总结失败的教训，不要搞第三次国共合作，继续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到底。

胡适积极参加了“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活动，（见《胡适全集》第34卷第510、512、613、715页）

在台湾国民党不少上层人士对“反攻大陆”丧失信心时，胡适发表演讲说：“反攻大陆不但是台湾一千多万人的希望和象征，也是海外几千万同胞的希望和象征，还可以说是大陆几万万同胞的希望和象征。”（转引自《名人传记》杂志，1998年第5期第39页，河南文艺出版社主办）

这些都证明胡适被聘为“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够资格的。

（15）1957年9月，受台湾当局委派，胡适出席十二届联合国大会。发表《中国大陆反共抗暴运动》演说，要求联合国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他在9月26日《日记》中写道：“我在联合国为中国代表团作大会辩论的演说，费时43分。用的是英文，总算还成功。” 胡适在美国，在联合国无数次发表演讲和文章，要“西方国家不应贸然承认中共”“反对准许那个政府进入联合国，取得中国的席次。”叫嚣“解放被征服的亚洲”、“解放被征服的东欧、中欧”、“解放苏俄”。（见《胡适全集》第34卷第481页和《年谱》第380、396、407、387、388页）

（16）1958年胡适在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是个学术研究部门，可是，在刚举行过就职典礼的当天院士会议上，在“总统训辞”后胡适致《答辞》说：“谈到我们的任务，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要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从学术上反共、救国……”这个《答辞》在4月11日的《中央日报》、《联合报》上都有报道，在台湾出版的胡适的学生又兼秘书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665、2668页，以及耿云志编著的《胡适年谱》第409页均有记载。《胡适全集》却未收入。编《全集》的先生是否为了把胡适美化成一个单纯搞学术的“学者”而有意隐瞒呢？

从上述所举16例情况来看，国民党政权是信任胡适，借重胡适，封了胡适不少极重要的“官职”。这足以说明胡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了。

2、有道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也有相反的情况，胡适是“为谋其政”而故意“不就其位”，为的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

胡适在1931年3月18日《日记》中写道：“我在政治场外比在政治场内更有用。”（《胡适全集》第32卷第95页）

1933年4月8日胡适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他“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是为了“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胡适全集》第24卷第161页和《年谱》第210页）

1947年2月胡适请傅斯年转告蒋介石也又一次强调：他“不参加政府……是国家和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 （《胡适全集》第25卷第220、226、237页第31卷第67页第33卷第620、625页等均有此类表示）

现在，就来看一看他不进政府做“官”比做“官”所起的更大的作用吧：

（1）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也是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背叛。胡适表示：“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是站得住的。”是“可以得着我的同情的”。（见《年谱》第157页）这绝非偶然，因为胡适本来就把1925年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的中国大革命称作“中国大动乱”。并说在那时“改良主义……成了罪人”。（《胡适全集》第34卷第735页；第20卷第607页）。

（2）1933年11月，陈铭枢、李济琛等发动福建事变，要求反蒋抗日，胡适发表《福建的大变局》的文章，指责说：“无论打出什么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国家的嫌疑。” （《胡适全集》第21卷第682、683页和《年谱》第215页）

（3）1936年6月9日，“两广事变”发动者李、白等要求反蒋抗日时，胡适致电李宗仁、白崇禧、罗文干称：“今日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减轻掀动内战，危害国家之大责任。” 并发表《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评论说：“如果真要掮着抗外的题目来作推翻中央政府的叛乱行为，我们当然应该主张中央明令讨伐。”还说，不能“无条件地反对一切内战”，“我们不反对中央政府用全力戡定叛乱。”（《胡适全集》第24卷第301页、第22卷第507页和《年谱》第247页）

（4）在蒋介石十年“剿共”期间，胡适把“首重统一”作为《独立评论》的办刊方针，不断发表支持“剿共”和为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作辩护的文章。说什么“这几年之中，政府不能用全力注意到疆土的防守……因为‘剿匪’的工作需要很大的注意和很大的兵力……国内不统一……所以不容易有整个的国防计划。”（见《年谱》第199、239页）

（5）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胡适得悉后，即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如遇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胡适并在12月20日的《大公报》上发表《张学良的叛国》一文，攻击张学良逼蒋抗日的行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同时攻击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武装叛乱失败时的策略。”骂中共已是“残破不全的土匪”。（见《年谱》第251页）

胡适在1936年12月13日《日记》中写道：“张学良在西安叛变……他的勾通共产党，政府久已知之……（张学良）围搜党部之举，其原因是党部搜得他勾结共党之证物。”“中央军队宜即进攻叛军，大约不难平。”（《胡适全集》第32卷第595页）显然，胡适若非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是不可能当12日发生西安事变后13日他就已掌握上述绝密情报的。

（6）胡适始终反对抗日爱国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抗日运动爆发后，胡适在《冀察时局的收拾》一文中说：“鼓动罢课的少数人全靠播弄一些无根据的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心理”；他还发表《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说：“荒废学业……岂但与报国救国毫无益处，简直是放弃本身的责任……”胡适不断向蒋介石政府提出瓦解学生爱国运动的方法。（《年谱》第39、143、144、202、241、243页）

（7）胡适支持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侵占陕甘宁边区五个县。实际上边区是国民党承认的，并经1937年10月12日行政院第333次会议通过，但未在报上公布，所以美国记者斯诺报道说边区的存在是合法的，国民党当局也没有否认。胡适对此不满，写了给国民党当局的《意见》说：“究竟边区一词有何法律依据？”不能“凭共产党之外国朋友瞎说”（《胡适全集》第22卷第636页）。

（8）胡适支持蒋介石消灭新四军。1941年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消灭抗日有功的新四军。胡适到纽约作演讲配合蒋介石说：“新四军之解散，为军纪上必要之举动。”（见《年谱》第295页）

陈布雷将以上情况电告驻美大使胡适，胡适在1941年3月7日复电陈称：“阳电奉悉。共党事，委座苦心应付，良深钦佩。”（《胡适全集》第24卷第557页和《年谱》第296页）

（9）胡适配合蒋介石要中共交出军队。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国内和平问题，蒋介石要中共交出军队，胡适致电毛泽东，要中共“痛下决心，放弃武力。” （《胡适全集》第25卷第160页和《年谱》第322页）

（10）1947年，为了挽救蒋介石即将崩溃的统治，加紧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胡适以“国民大会主席”的身份“领衔提出《戡乱条例》”，把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当作“乱党”、“乱民”来戡杀；有了《戡乱条例》后，国民党政府发布“戡乱动员令”，胡适又对记者发表谈话，拥护“戡乱动员令”，并说他的“家乡抗战八年未遭破坏，而共产党占领三日，即洗劫一空”，他要求“国军”到他的家乡“剿匪”。（见《年谱》第352、359页）

（11）1949年4月21日，胡适到旧金山，次日发表谈话，拥护蒋介石集团拒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谈条件。（见《年谱》第379页）

（12）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胡适在美宣称：“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 （《胡适全集》第34卷第690页和《年谱》第379页）

（13）1954年12月3日，胡适在纽约发表谈话，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表示“十分满意”。对蒋介石所谓“远东防线必需的一环现已铸成”的说法，“表示衷心同意”。（见《年谱》第397页）

（14）1960年11月18日，胡适晋见蒋介石。对蒋推心置腹地说：“十一年前我就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胡适全集》第34卷第690页和《年谱》第431页）这既是对蒋表忠心，为蒋鼓气，又说明胡适是与蒋介石相依为命的。胡适所爱之“国”是蒋介石的“政府”，这个“政府”才是他安身立命之基。

以上也只不过又举了十四例，胡适这些言行果然比当“官”起的作用“更大”，都是在重要关头上帮国民党政府的忙。可惜历史无情，这仍然未能挽救一个反动王朝的覆灭。蒋介石和胡适都是在“光复大陆”、“反共复国”的“任务”尚未完成之时离开了人世。

（三）胡适对外迷信和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自轻自贱本民族支持反动统治者

1、胡适始终支持《二十一条》卖国条约。1915年5月9日，日本强迫中国签字接受亡国的《二十一条》时，胡适在5月10日的《日记》中抄录了《二十一条》条约全文，并称赞说：“（一）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二）此次日人以青岛归我……岂亦有所悔悟乎？”因此，他说：“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后又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说他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胡适全集》第28卷第89、129页和《年谱》第39页）几年后，他还反对把日本强迫我国接受《二十一条》的“五九”这一天作为“国耻日”来纪念，他作了《提议废止国耻纪念》的演讲，说什么“这种机械的纪念，毫无意思。”（《胡适全集》第29卷第240页）这是胡适不愿刺激日本，害怕得罪日本。

2、胡适在言、行两方面积极配合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胡适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并说“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胡适全集》第21卷第617、618页和《年谱》第211页）胡适还在当月，就聚集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自觉救国会”，宣言反对“对日作战”，反对“对日绝交”。宣称：“本会以联络各界觉悟爱国分子，组织团体，兴办实业，实行自救、救国为宗旨”。（《胡适全集》第21卷第478页和《年谱》第194页）

3、胡适无理主张中国应对日本的侵略主动让步。1932年6月13日，胡适向政府提议以“承认日本提出的五项原则为基础”进行谈判，他认为如能“恢复东三省主权”，我国“不妨自动地主张东三省解除军备，中、日皆不得在东三省驻兵”。（见《年谱》第200―201页和《胡适全集》第24卷第233页）

4、胡适建议日本停止武力侵略，而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1933年3月19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42号上发表文章，说什么日本的侵略只会使“中华民族”更加“仇日”，他建议“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即就是悬崖勒马，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胡适全集》第21卷第603页和《年谱》第210页）

5、胡适主张等候五十年再来解决东三省问题。胡适在《独立评论》第44号上发表文章《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胡适全集》第21卷第605页和《年谱》第216页）。胡适以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曾签约将两个省割让予德国，经四十八年后才收回为例，主张我国的东三省也可以等五十年后再说。实际上胡适是为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帮忙”，不惜让日本霸占、掠夺东三省五十年。

6、胡适不谴责侵略，反而说抵抗侵略将会“糜烂华北”。1933年5月，蒋介石命黄郛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与日军“停战”。事前，何应钦先邀胡适等人商讨，然后才由蒋下令签订。这《协定》实际上意味着承认日本侵略者对东三省和热河省的占领，不准中国军民对日军抵抗。《协定》签订后，胡适在6月4日《独立评论》上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声称抵抗就会使华北‘糜烂’。”（《年谱》第211、212页）

7、胡适主张国际共管东三省.日本侵占我东三省后，所谓“国联调查团”的《报告》提出了十条“解决的原则及条件”，主张“东三省自治”。实际是置于“国际共管”之下。胡适表示赞成，说这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我看不出有什么反对的理由……我主张由外国教练官协助训练一种特别宪兵”来“管”。（《胡适全集》第21卷第522、523页和《年谱》204页）。

8、胡适主张可以承认伪满洲国。胡适于1935年7月26日，写信给罗隆基说，他曾写信给外交部长王世杰“主张与日本交涉解决一切悬案；中国可以承认满洲国。”（《胡适全集》第24卷第233页）王世杰对胡适的复信说：“如以承认伪国为某种条件之交换条件……日方也不会因此而停止其侵略……”未采纳胡适的建议。（《胡适全集》第24卷第244页和《年谱》第237、235页）

9、胡适是汪精卫、蒋介石对日本妥协投降活动的积极参预者。在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不久，汪精卫等一批汉奸投降日本，当时人们就怀疑胡适参与了投降活动，现在看胡适的多篇《日记》，可以证明胡适确实是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以及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投降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请看下面几篇《日记》：

（1）1937年7月30日。“到高宗武家吃午饭，在座的有程沧波等，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

一是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

二是时机很迫切，须由肯积极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

（以上《日记》说的“由高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是指打通一条国民党政府与东京之间的联系“路线”。接着国民党政府照办，让高宗武辞掉一切官方职务后去香港，通过日本驻香港领事馆与东京日本统治者秘密谈和。――引者注）

（2）1937年7月31日。“蒋先生约午饭，……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宗武谈甚详。

我们此时要做的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

（3）1937年8月6日。“回寓见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4）1937年9月8日。“十点钟到铁道部官舍，见汪精卫先生……我劝他不要太悲观……十二点钟到高宗武家，我也劝他不要太悲观……我说，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

（5）1937年8月17日。“在汪宅开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到会者陶希圣、傅斯年、胡适……。”

（以上五则《日记》见《胡适全集》第32卷第668、669、670、671、672、673、677、678页）

这段时期，胡适与汪精卫同伙高宗武、陶希圣、周佛海、梅思平、程沧波等所谓“低调同志”以及蒋介石等人为中日“和平”活动频繁。在胡适《日记》中都有记载。但是，他们的努力未被贪心不足的日方接受。胡适想造的“奇迹”未能出现。而汪精卫忍不住了，不久，就与高宗武、陶希圣、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去南京成立了汪伪政权。《毛选》第二卷《反对投降活动》一文及其注释就是揭露他们的投降活动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只要日本同意“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即可结束抗日战争，这实际上是胡适早就提出的主张。胡适虽未与汪、高、陶同去南京，但关系极为密切，在1933年汪就邀胡密谈，把密码本给胡，并约定联系暗号。高宗武到南京当汉奸后与汪发生矛盾出逃到美国，得到胡适大使和使馆的“照拂和维护”。陶希圣则是胡适的得意门生（见《年谱》第212、274、287页）。从胡适以上这些言行活动以及同这些大汉奸的密切关系也就不难看出胡适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10、胡适从形而上学历史唯心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对外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对内支持反动统治者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基本观点、基本态度，是密切关联的，是始终没有改变的。这有大量证据，除了以上的事实之外，再举几个突出的实例：

（1）胡适认为中国一切都不如外国。说中国这个民族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知识……文学……音乐……艺术……连身体都不如人”（《胡适全集》第4卷第666、667页）。所以，他“情愿亡国”，他认为祖国即使被列强“瓜分”，个人仍有出路。他说：“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他说，这叫做：“去无道而就有道”，即：中国的总统袁世凯“无道”他就不选择做中国的公民，美国总统威尔逊“有道”，他就选择做美国的公民（《胡适全集》第28卷第526页）。

（2） 胡适还有个理论，认为中国这个民族永远也不能为反侵略而对日本作战。如果对又富又强、武器精良的日本“作战”，“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 （《胡适全集》第23卷第76页）他还认为如果我方想靠“增兵备”来“救中国之亡”，彼方的“兵备”亦“必继长增高……则吾国之步趋其后亦无有已时。”（《胡适全集》第27卷第585页）这就是说等不到我“国富兵强”，敌国已“更富更强”，我们永远也不能对日本侵略者作战。汪精卫和胡适观点一致。因此，他们都认为降日“有理”，降日是为了避免作“无谓的牺牲”。

（3）胡适始终支持汉奸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胡适全集》第33卷第546页）胡适认为青年汪精卫刺杀满清摄政王时的那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烈士”精神，是贯串汪的“终身”的。这是投降“有理”论。

（4）胡适在事前“委托”周作人降日任伪职，在事后又加以庇护。周作人有一封“长信”说，他出任“伪职”“是受校长（胡适）的委托，为保护北京大学……使北大未遭日寇破坏”（见李霁野：《关于周作人的几件事》载《文艺报》1992年7月4日第3版）。在事后果然胡适让律师为这个汉奸作辩护。说什么北京大学曾委托周氏保管北大校产，胡适证明经历沦陷时期，“北大图书仪器及其它设备有增无减”。（《年谱》第333页）。这是汉奸“有功”论

（5）胡适在对反动军阀杀害革命先烈李大钊的态度上，表明了他的反动立场。胡适自己承认是李大钊的“朋友”，在李大钊被军阀杀害后，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文章中写道：“‘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当日和我讨论的一个朋友（李大钊）被杀死了……”（《胡适全集》第4卷第660、661页）擅长谴词造句的胡适在这里不用“遭杀害”而用“被杀死”这个词语，也不参加送葬，表明了他的立场。在李大钊遭受杀害一年之后，胡适在“游香山”的《日记》中写道：“路过万安公墓时，进去看李守常（大钊）坟。去年他葬时，我不曾去送……也无碑。当嘱梦麟补立一碑。”（《胡适全集》第32卷第261页）梦麟，即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后任国民党中央政府秘书长、教育部长等职。从胡适可以“嘱梦麟补立一碑”来看，胡适的身份和权势非一般人可比。那么，胡适对李大钊被捕、被杀害，是否有过营救的言行呢？没有。竟然说李大钊是因为不顾“谈主义”的“危险”才“被杀死”的，是他早就“预料到”的。

（6）胡适在对蒋介石杀害杨杏佛事件的态度上，又充分表明了他的反动立场。杨杏佛，是人们尊敬的同盟会老盟员，国民党员，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他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秘书长，是宋庆龄会长的重要助手。他又是胡适上海南洋公学和留美哈佛大学的老同学，老朋友。杨杏佛只是因为要求国民党“释放一切政治犯”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然而，胡适在1933年6月18日的《日记》中竟，，写道：

“杏佛一生结怨甚多，然何至于此！凶手至自杀，其非私仇可想。岂民权同盟的工作招摇太甚，未能救人而先招杀身之祸耶？似未必如此。

前日我与杨杏佛同车两次，第二次他送我的车即是今日被枪击的车。人世变幻险恶如此。

我常说杏佛吃亏在他的麻子上，养成一种‘麻子心理’，多疑而好炫，睚眦必报，以摧残别人的快意……必至于无一个朋友而终不自觉悟。我早料到他必至于遭祸……

在新六家打了八圈牌……在上船检点（行旅）后，仍回到新六家，玩到半夜始上船……”（《胡适全集》第32卷第213页）

从以上杨杏佛被杀害这天的胡适《日记》来看：胡适面对老同学“前日”“同车两次”平安无险，而“今日”突遭暗杀的飞来惨祸，不仅毫无惊骇之情，竟然说“我早料到他必至于遭祸”，这说明什么；稍有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杨杏佛被暗杀，显然是蒋介石派特务所干，胡适却指责“杏佛一生结怨甚多”，争“民权”“招摇太甚”，竟然为谋杀者开脱；胡适面对老同学牺牲了生命的悲壮现实，不仅毫无悲痛之情，竟然兴致很浓地白天“打了八圈牌”,晚上又“玩到半夜”，这是什么感情；胡适还讥笑杨杏佛是“麻子”，有“麻子心理”，“多疑”而失了“朋友”。这些既反映出胡适政治立场的反动性，又反映出他在对待朋友的态度上道德品质的低劣。

（7）胡适还主张不能“全靠笔舌”，要“靠”“政府”来对付鲁迅等左翼文化人。十年内战时期，蒋介石在政府在辖区内搞“文化围剿”，杀害左翼作家柔石等五烈士，和派人进租界暗杀杨杏佛。那时女作家苏雪林致信胡适建议应回击鲁迅，夺回“左派控制新文化”的领导权。胡适在回信中提出主张说：“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我们当注重使政府更健全，此釜底抽薪之法，不能全靠笔舌”。在这信中胡适称鲁迅为“狺狺攻击我们”的“敌党”，主张“不能全靠笔舌”而应靠“政府”，实际是靠政府用对付柔石、杨杏佛的办法来收所谓“釜底抽薪”之效。（《胡适全集》第24卷第223、224页）其用心何其狠毒！

可是，有人美化胡适竞抓住这信中有两句肯定鲁迅前期“作品”和说鲁迅的“小说史”并非“抄袭”之作的话（这也是别有用心为了攻击鲁迅后期作品是走上了“变质”之路）就断言：“胡适为人温和持重”，“从未攻击鲁迅”，还说：“胡适是倡导西方文明和民主自由的巨匠”（《炎黄春秋》2003年第11期第43页）还有人宣扬“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人权思想的旗手”（《胡适还是鲁迅》第350页）然而，胡适维护了李大钊、杨杏佛、鲁迅等人的“民主”、“言论自由”和“人权”吗？没有，相反，是指责被害者，同情杀人者。他把“民主”“言论自由”和“人权”只给汪、蒋之流和他们自己，绝不会给正义的人们。

以上（一）（二）（三）三个部分的事实，是胡适在中国近现代史数十年中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是他在各个重要历史关头所扮演的角色，是他带有系统性全局性的政治亮相。历史也必然会形成一个对他的定论。

二、历史对胡适的定论是什么

历史定论是根据历史事实而来的。

对胡适其人的历史定论，人们完全可以从我国的历史教科书、美国政府文件、胡适本人自评以及国民党统治者对胡适的评价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1、我国的历史教科书对胡适的定论

我国高中历史教科书写的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逐渐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从根本上改革腐朽的社会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以胡适等一部分欧美派文化人为代表的人物”，“是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这里说的第二个时期是指1921年中共成立时起。（《毛选》第2卷第700页和711页注解）

后来几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作的全面完整的分析，是科学的和正确的。

2、美国政府的文件中说胡适是一个“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政治人物兼学者。

这就是蒋介石和胡适共同投靠的美国政府在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时作为附件而公布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院的书面汇报材料。司徒雷登写道：

“（1948年）12月17日我曾应约与孙科和胡适分别长谈，但仅能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的不知所从而已。和胡氏的谈话特别使人伤心，因为他力图效忠于蒋政府……胡氏的论点是共产主义是如此不共戴天与不堪忍受，在其主义方面是如此彻头彻尾的凶恶，而在其强行极权统治中国时又是如此无情残忍；使得蒋介石虽有其缺点，还是应该予以支持，因为只有蒋氏看清了这一点，并且不妥协地抵抗共产主义，又因为他几乎是国民党领袖中唯一不沾染中国官场的任何贪婪与其他典型罪恶的人。他相信如果蒋氏被迫退休，则中央政府将行解体，而共产党将实际上按他们自己的条件接受过去。因此，他不知道现在能否说服美国……帮助蒋氏进行战争，而不许共产党统治中国并根据他们自己的目的来改变中国。他泪珠盈眶地请求我顾及长久的友谊而告诉他应该和蒋总统说些什么，和他自己还能够做些什么，因为他已决心放弃学术事业而为国服务……我问胡氏能否出而领导另一个有关自由与民主问题之‘新思想运动’或‘文学革命’，如他30余年前所做出的辉煌成就一样。他说他痛心后悔自日本投降后他便没有把他的才能使用在这方面，而是如他所做的那样，自私地回到他和他性情较为相近的学术方面去。”（转引自徐非光著：《“赶考”、远未终结……：十年来思想文化政论文选》第2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年12月）

这就把胡适和蒋介石的共同本质和相互关系说得再明白透彻不过了。这也有力地证明了郭沫若说得对：“胡适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弟难兄，倒真是有点像‘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3、胡适得到美国官方的上述评价，证明他是美国培养成功的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领袖”。早在20世纪初，美国一个懂得怎样才能“支配中国”的大学校长詹姆士就认为：“哪一个国家做到教育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将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上和商业影响上，收回最大可能的收获”，并向美国总统建议：培养“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转引自《人民日报》1954年12月17日《批判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一文）于是，美国从1909年开始，就用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来“投资”,培养中国的留学生。胡适就是被成功地培养出来企图“支配中国”的知识分子“领袖人物”。胡适毕生的表现，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一文中一针见血地说：“胡适直到生命的了结”始终是“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周恩来选集》下册第358页）毛泽东说，由美国培养、控制的这类知识分子，到后来，美国“只能控制其中的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毛选》第4卷第1374页）

4、胡适评价自己是“公认的反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

1950年英国政府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之后，胡适取消了本来曾答应到英国牛津大学讲学之事。胡适在1952年9月13日复英国牛津大学杜布斯教授的信中说：“我已改变了主意……由于我本人在‘自由中国’中被公认为是反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在这个时候，如果我去英国生活，可能要经受许多心理和感情方面的痛苦……进入这个国家则是我不齿的。而且，我的看法可能与许多在英的老朋友不无偏见的观点相左，这可能使我非常痛苦……”“几经考虑”胡适取消了原来答应去英国讲学的决定。（《胡适全集》第34卷第238--239页）

胡适竟然“当仁不让”地承认自己是“公认的反共领袖”，而且是理智、感情、心理、行动高度一致的“反共领袖”。胡适认为在“反共”问题上没有“中间”立场，他说：“在目前共产与反共大斗争的激流中，不是共产就应该是彻底的反共，中间绝无余地可资徘徊犹豫。”（见《年谱》第387页）

胡适认为学术与文化都离不开政治，在1922年他就说：“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是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胡适全集》第2卷第511页，详见《努力周报》第7期）直到晚年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仍强调要“从学术上反共”。

胡适对于他自己所“写”所“说”的话，是这样自评的，他写道：“我自己现在回看我这十年来做的文章，觉得我总算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力气的文章，总算不曾说过一句我自己不深信的话。”（《胡适全集》第2卷《序》）

胡适只有过一次“忏悔”，他说，我曾说过“社会主义当然是将来必经之路……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那不是“必经之路”而是“奴役之路”。（转引自《胡适还是鲁迅》第219页）

这可以说是胡适写得不错的“自我鉴定”。

5、蒋介石对胡适作的“结论”。1962年，胡适在台湾病死时，蒋介石“总统”和陈诚“副总统”亲往吊唁，并指示将国民党党旗盖在胡适的棺木上，表彰这位始终忠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是国民党员的国民党员（转引自《名人传记》1998年第5期第39页）。也可谓盖棺论定了。

以上五点代表了各方面包括胡适本人对胡适的评价，应该说是个历史定论了。这证明胡适是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人物。作为学者的胡适，在文化、学术上所作出的真正有价值的贡献，我们都应承认并给予应有的评价。但是，不能隐瞒他的政治面目，更不能对他全盘肯定和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