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分布在中东以及非洲地中海沿岸的大多数基督徒们现在不得不生活在一套全新的现实当中：他们失去了社会中心的地位。这个情况在阿拉伯地区尤其显著，当地的穆斯林遵从了传闻中穆罕默德的病榻遗言，着手在阿拉伯半岛根除基督教。一个世纪以后，当地就只剩下了寥寥几个基督教社区。就好像基督徒曾经强行征用前代神圣建筑的建筑材料一样，建成于八世纪也门的萨那清真寺也富有象征性地采用了几根二百年前由一性论统治者阿布拉哈国王修建，此时已经遭到拆毁的教堂的石柱。或许正是因为伊斯兰教如此彻底的破坏政策，人们才至今未能发现出自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基督教繁荣时期的阿拉伯语圣经，哪怕一丁点残篇断句都没有。从另一方面来说，考虑到此前阿拉伯教会的叙利亚特质，这样一本圣经可能从来都没有存在过。*13*

其他地区并没有这样极端的压制政策。实际上在大多数伊斯兰教新近主导的社会当中，穆斯林在整整二百多年里都没有成为多数群体。不过尽管起初穆斯林征服者们并没有特意用皈依穆斯林来填充城市，但是只要城里最气派的中心建筑是教堂，他们就一定会将其改建成清真寺。自然很多基督徒都会认为来自阿拉伯的征服大军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信号，也留下了许多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的文字。但是正如目前以来的基督教历史所一再证明的那样，世界末日再次爽约，柴米油盐重新成为了常态。*14* 总有人要和统治者们打交道。在世俗权威遭到粉碎无法采取行动的情况下，许多主教纷纷效仿索弗洛尼奥斯投向欧麦尔的先例，与统治者们协商达成了永久性的协议。无论这些协议具体达成于什么时候，习惯上都被人们统称为吉玛（dhimma）。早在萨珊帝国时期就存在着此类保护性的先例。基督徒，犹太人以及其他有经之人（日后出于打马虎眼的逻辑与实际层面的必要性，这一概念还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将许多其他有影响力的少数宗教群体包括了进去）根据各自的宗教被组织成了单独的社区（millet），只要他们主要只在私下进行宗教活动，就能得到保护。不过他们要额外缴税，社会地位也较为低下，因为他们是吉米（dhimmi）（受吉玛保护的非穆斯林）

因此穆斯林征服者们称为了军事与统治精英，高居被征服民族之上，因此必须将分散在庞大新领地当中的军力收缩集中在军营里。他们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兴趣远远赶不上基督徒对于他们的兴趣。为了驳斥伊斯兰教并确立自身的正当性，基督徒们纷纷开始囫囵吞枣地学习伊斯兰教。值得注意地是，他们用来驳斥穆罕默德新先知的术语很类似他们侮辱其他立场相左并被他们贬为异端的基督徒的用语。相比之下，他们并不会用这种方式谈论琐罗亚斯德教或者沦为手下败将的罗马帝国传统崇拜。*15* 基督徒是否会遭到压迫主要取决于穆斯林当权者的个人性格与观点，而这些人曾经不止一次地通过歧视政策特意施压。七八世纪的倭马亚王朝统治期间，许多身为第一批征服者的总督们与坐镇大马士革统治四方的哈里发与总督们都采取了这种做法。基督教的教堂遭到了拆除，基督徒则面临着一整套严格执行的羞辱性与限制性制度。在阿拔斯王朝最后一位堪称伟大的哈里发穆塔瓦基勒统治时期，基督徒被迫身穿区别身份的黄色衣服——这一招完全预演了欧洲基督教社会在接下来几百年里对待犹太少数群体的方式。*16*

至于在较为宽和的统治者在位时期，二等地位或许可以意味着特权与活动余地，就像之前萨珊帝国的情况一样。有些哈里发相当着迷于自己征服的文化。巴勒斯坦与希腊语的考古学家们发现，在这些人的统治时期基督教风格造像的繁荣程度令人讶异。甚至在倭马亚王宫中的马赛克地板上都能发现大量森林之神萨堤尔与基督教小天使的造型。而且穆斯林统治者的破坏政策也绝对不是一以贯之的。阿拉伯入侵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教堂兴建的高潮，教堂内还存在大量马赛克造像。649年某二性论牧首在穆斯林征服后不久写道，“这些阿拉伯人作战的理由并非与基督教为敌，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他们尊敬我们的教士与圣徒，还为我们的教堂与修道院带来了礼物。”*18*

但是再怎么说修道院在这个新世界当中的处境也很艰难，尤其是在城里。长期看来地处偏远的修道院最有可能幸存。穆斯林对于修道生活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他们对于中东的苦修圣人们普遍抱有文化层面上的尊敬，因为这些人的行为符合古兰经的教诲；另一方面古兰经又明确地将修士贬损为骗子。*19*修道院保护自身免遭负面观点打击的方法之一就是编故事，故事当中描绘了修士与先知穆罕默德之间融洽温暖的关系。这或许是因为围绕着古兰经文本衍生出了一系列的传统故事或者说圣训（hadith）。圣训的作用是处理古兰经没有明确阐释的问题。根据圣训，有一位名叫巴希拉的一性论修士早在穆罕默德获得任何启示之前许多年就意识到了他的天赋使命。*20* 西奈山下有一座著名的修道院，由朱利安重建，后来敬献给了亚历山德拉的圣凯瑟琳。为了巩固荒凉偏僻的地理位置所提供的天然保护，这座修道院手法娴熟地向伊斯兰传统当中注入了一则圣训故事，称穆罕默德本人为这个修道团体提供了保护——圣凯瑟琳修道院保存着证明这个故事的文件，文件上还留有先知的手印以示正宗。*21* 在奉行宽容态度的埃及法蒂玛伊斯兰王朝时期，圣凯瑟琳修道院为了进一步表示恭敬还在院墙内部修建了一座清真寺，该清真寺一直存世至今，就连宣礼塔也完好无损。不过今天这座清真寺的大门已经被人封住了，此外建筑本身从一开始就没有对准麦加。

700年左右拜占庭东正教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终其一生都是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手下的臣民，根据他的姓氏曼苏尔来看，他本人也是阿拉伯人。世人称他为大马士革的约翰。约翰出身于一个传统的精英阶层，该阶层平稳地完成了从旧政权向新政权的过渡。他的祖父曼苏尔.伊本.萨尔干是一名卡尔西顿派的基督徒，也是拜占庭皇帝为该城市指派的最后一任总督。他的父亲则是倭马亚政府当中的高官。约翰起初是未来哈里发耶齐德一世的童年玩伴，成人之后则继承了家传的首辅之职。不过后来他在政坛失宠，于是转而投身于耶路撒冷附近享誉盛名的圣撒巴修道院。他与新时代精英阶层的密切关系并不能阻止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抨击伊斯兰教，甚至称其为“敌基督的先驱”。*22*

拜占庭军队提供的保护消失之后，约翰所信仰的卡尔西顿东正教显然陷入了长期的不利局势。耶路撒冷以及圣墓成为了麦尔基东正教抵御一性论与二性论群体的大本营。话说得不客气一点，鉴于来自拜占庭帝国乃至更往西地区的朝圣者们源源不断地涌入巴勒斯坦，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人肯定不愿意在伯利恒与耶路撒冷这样的圣地受到他们眼中的异端份子的接待。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西奈修道院，早在人们在西奈山上发现圣凯瑟琳的遗骨之前，这座地处偏僻难以前往的修道院在拜占庭帝国就已经广受欢迎了。修道院的院墙里蓬勃生长着据称当年上帝向摩西显身时所点燃的那一株灌木，使人想到了在卡尔西顿派看来同样为神性提供了栖身之所的圣母玛利亚。这座修道院一直忠诚于卡尔西顿东正教，听命于耶路撒冷的麦尔基宗主教而非西部的一性论科普特教派。

在其他地区，无论是一性论者还是二性论者都没有多少理由因为拜占庭帝国权柄与帝国教会的消失而感到惋惜。750年阿拔斯推翻倭马亚之后将政府中心转移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从762年开始他们设计了一座与之前的拜占庭帝国历史毫无瓜葛的新首都。巴格达取代了大马士革与塞琉西泰西封，成为了中东地区最新的关键城市。权力的东移将不可避免地有利于二性论东方教会而非麦尔基派或者一性论派，阿拔斯还前无先例地向二性论宗主教正式授予了管辖全国境内所有基督徒的权限，此时的王国已经从埃及延展到了中亚地区。

当然凡事有利就有弊。宗主教的政治重要性意味着哈里发们往往会对于新任宗主教的选举抱有个人与官方两方面的浓厚兴趣，而且宗主教必须居住在首都。就好像在萨珊帝国时期一样，一系列二性论基督徒成为了哈里发的宫廷御医，而这一点也未必就一定是好事：因为这些基督徒医师可能更有兴趣借助宗主教的地位为自己牟利，而不是保障教会的整体利益。但是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对于基督教医师提供的医疗服务十分重视，这也是后来巴格达之所以成为新的高等教育机构所在地的重要原因之一。自832年学校建成起就令贡德沙普尔相形见绌。基督徒尤其把持了天文与医药这两大专业。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很乐意汲取一切伊斯兰教出现之前的资源来为己所用，这其中最主要的资源就是东方教会从希腊语翻译成叙利亚语的文学作品。

一场大规模转译运动由此开始，这次是从叙利亚语翻译成阿拉伯语。亚里斯多德的结构分析与科学，柏拉图的对话，盖伦与希波克拉底的医书药典，托勒密的天文与地理专著，这些不过是当年巴格达图书馆书架上最显眼的藏品。众多翻译家中最有名的是一位名叫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的基督徒宫廷御医，他还兼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人送绰号“翻译之王”。几百年后拉丁语欧洲又将这些阿拉伯文本译成了拉丁文，借此将大量业已佚失的古典世界知识重新引进了回来。在大量转化成阿拉伯语的文本当中就有《巴尔拉姆与乔萨发特》，这个原本出自佛教的故事通过巴格达这座翻译工厂流传到了西方。*23* 伊斯兰世界的狂热求知活动如此大张旗鼓，伊斯兰图书馆的规模与基督教西方的藏书数量相比如此巨大，阿拔斯政府的结构如此完备，以至于巨量亟待处理的文本促使伊斯兰世界自八世纪开始采用了一项源自中国并通过东方基督徒所把持的商道流传到此的新兴文本复制技术。他们舍弃了脆弱的莎草纸与昂贵的羊皮纸，开始将碎布转化成耐久且相对容易制造的纸张，这种纸张价格便宜，足以应对大量誊抄的需求。*24*

八世纪末与九世纪初对于东方教会来说是充满希望的时期。尤其有利的是，在八世纪八十年代后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担任宗主教的提摩太一世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哈里发对于教会的态度从来阴晴不定，而他则从来都能应付得体。在提摩太一世在世的时候，据称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基督徒都将他视为精神领袖——此时将遥远西方正在逐渐崩坏的罗马城里的教皇视为追随对象的基督徒恐怕也就是这么多。宗主教的教会越发将目光投向阿拔斯帝国的边境以东。教会生活充满了活力，而且二性论主教们也越发清醒地认识到伊斯兰教国家内部活动空间正在收紧：拉拢穆斯林皈依基督教是遭到严禁的行为，并非有经之人的其他潜在皈依者人数也越来越少。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使得教会开始寻求向其他地区散播自己的信息。提摩太宗主教曾经为一位位于西藏的主教进行过祝圣，当时佛教尚未在西藏地区站稳脚跟。他的目光还投向了更遥远的东方，那里的基督教教会已经繁荣了超过一个世纪。*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