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层的未来——统治的奥秘 -- wild007

Programmed Uncertainty

来自PROC -- Programmed Random OCcurrence

秦始皇构思的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企图传至万世，姑且不说秦朝二世而亡，后世各朝也没有不间断地传代三百年的。农民起义这个设计蓝图之外的特征伴随了这个万世体制始终。尽管后世可以大致说明每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的决定因素，但是两千年内无人能够预测哪次起义将具备决定意义的。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农民起义在整个封建史尺度上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而仅在具体时间地点人物方面存在着偶然性，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认为，农民起义所代表的偶然性或不确定性在哲学本质上是封建大一统体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代中国社会尽管早已告别封建时代，但仍然存在着形式上相似的问题，即社会矛盾的规律性爆发，至少我们还不能坚决地说已经将其消灭。

在我看来，目前主要有两个办法。

毛主席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继续革命，主动地将矛盾引爆。而邓公是强调发展生产力这个共同目标，不搞争论，不故意激化矛盾。而我认为两个办法都有致命缺陷。继续革命论实际上否认社会矛盾爆发的不确定，企图通过周期化、合法化而将其确定化，从而达到控制社会矛盾约束矛盾危害性的目的。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继续革命只实现了一个确定结果：社会持续混乱。

邓公的不争论，我认为是打算通过积极发展生产力以及缓和社会矛盾的办法，将主要社会矛盾边缘化无害化或微害化，让社会发展水平超越矛盾激化的条件，使矛盾不必激化、无法激化，从而自然消亡。在我的理解里，这在哲学上更加精致，更具备实践意义，但仍然企图回避社会矛盾激化和爆发的内在不确定性。

所以我提出这样一个假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或许是应该在一定比例或程度上实现制度化的不确定性。宪法规定的两个中心和四项基本原则，是制度化的确定性，在政治上是明确的没有二义性的。要么把它们整个推翻，要么整个接受，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我认为承认社会矛盾存在的必然性的同时，必须承认矛盾激化的不确定性，而且最好能够将这种不确定性制度化，即，虽然我们不能预测什么样的矛盾在什么样的条件和时机激化爆发，却大概地知道什么样的具体后果是可以承受的，甚至是积极的，因而，或许可以制定一些策略，这样矛盾爆发的机会仍然可能是意外的，但不致对整个社会制度造成冲击颠覆而导致生产力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