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 -- 冉重光

五、通货膨胀的结构危害

　　我们前面一节分析的货币数量的增减与实际产出的变动关系是已经被主流宏观经济学所证明了的。简单来说，就是货币数量的增加，从长期来看，只能改变价格水平，不能改变实际产量。因为它在拉动需求边界上升的同时，会让劳动力、土地等各种生产的投入品价格上升，这样生产成本也会跟着上升。最后的结果就是社会生产成本曲线AC和需求边界的DF的交点只会向上移动，不会向前移动。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社会生产能力不提高，单纯靠多印点钞票，不可能提高这个社会最后真正生产出来的有用的产品数量。

　　但是，这个分析只包含了总量增减的概念，而我们的经济在总量变化的同时，还会有结构变化一同发生。所以，还需要把结构主义的经济学思想也考虑进来。这样，通货膨胀就不仅仅会导致经济总量的增减，还会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我们学习西方的经济理论，也不能只需要它最容易理解的微观宏观思想，也应该把它的结构化的经济发展思想吸收进来。

　　为了把问题简单化，我们用前面那个生产粮食和房子的A国来继续举例。

　　图11-14 A国经济的结构化的经济发展分析框架

　　假设现在A国的生产能力，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的投入，只能满足一年生产10000公斤粮食的需要。超过这个量，土地的承载力就会太大，来年肥力就会下降，生产不了那么多粮食；劳动力就会过于劳累，身体受损，第二年的生产能力也会下降。这个10000公斤粮食，就是现有生产条件下的生产-需求的平衡点。用我们的分析框架来表示，就是AC曲线和需求边界DF相交于点C。

　　现在我们假设，A国有某人突然在深山里面发现了藏在里面的1000公斤黄金。于是，A国的货币数量就翻了一倍。

　　发现这1000公斤黄金的人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拿出来平分，原来有1公斤黄金的，就再发给1公斤黄金。这样大家都知道手里的黄金的数量翻了一倍，于是所有价格一起上涨——粮食、劳动力、土地。相当于生产成本曲线和需求边界同时向上移动，产量还是10000公斤粮食，不过是价格从每公斤粮食0.1公斤黄金变成了0.2公斤而已。

　　这种情况在现实经济中，相当于政府更换货币。比如中国发行第N代人民币，宣布1元钱可以换成2元“新钱”。这样新增的货币就完全按照原来的分配方式增加一倍，所以，不会发生任何经济结构的变化，原来卖1元的东西改成卖2元“新版人民币”就行了。

　　但在现实中，货币数量的变化不可能如此平均分配。总是谁能控制中央银行或金融机构，谁就能从中多获得货币增加的好处。这种具体的分配格局我们后面再仔细分析。总之，它不可能平均分配。

　　回到A国这个例子上，这种谁控制货币发行权利谁就占便宜的事情。就相当于发现1000公斤黄金的那个人，他不把发现的黄金拿出来平均分配，而是自己独吞了——这对他来说是更现实更明智的选择。

　　于是，他拿着这1000公斤黄金，就不会全部拿来买粮食，让粮食上涨一倍。他会追求更高档的消费。他一个人的粮食消费还是跟原来一样，所以粮食价格不会因为他获得了黄金而上涨。

　　他的选择是用来买房子。雇佣劳动力、购买土地来给自己建豪宅。于是，经济结构改变了房屋数量增加了。

　　这些黄金会通过工资、地价的形式支付给A国的其他居民，最后，1000公斤黄金全部流入经济体系，导致了物价的普遍上涨。由于有很多的劳动力和土地被用来盖房子了，社会生产能力没有改变，到了第二年，用来生产粮食的土地和劳动力就不够了。粮食产量不足，就会开始闹饥荒。

　　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修建的房子拆掉，改成土地重新耕作。但这又需要投入劳动力，需要等待一年的时间。

　　所以，这种更符合实际情况的通货膨胀，它的影响就是在改变总量的同时，扭曲经济结构。制造一种短暂的错误的“价格信号”，让经济结构“优化”。但其代价却是经济资源被过多的利用于高档消费。等到问题被发现的时候，仅仅靠压缩总量是不行的，还必须改变结构。而结构的改变，比总量的压缩，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通货膨胀最大的危害，也就在于此。

　　所以，通货膨胀不仅对经济发展“没有用”，只能影响价格水平而不能提高实际产量，还对经济发展“有害”，会导致严重的经济资源的配置失衡和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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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结构化的经济发展分析框架对经济泡沫化的解释

　　有了前面的基本概念的铺垫。我们开始用“结构化的经济发展分析框架”来解释一系列现实经济问题。

　　我们前面提到了货币增长可以分为内生增长和外生增长两类。其中，内生增长是指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可以通过利用信贷杠杆、金融创新或加速货币流动的方式来放大货币实际供应量。

　　内生因素所带来的货币供应量的扩大，不仅会改变有效需求边界，还会通过提高资本品价格来推动生产成本曲线向上移动。在此过程中，分配格局将会发生改变，资本所有者获利最大，而持有较少资产的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将会下降。具体分析如下：

　　社会总需求可以分为消费和投资两个部分，而消费和投资的需求弹性并不一样的。为了把二者的需求弹性特点更好的凸显出来，再把消费分为普通消费和奢侈品消费两个种类。

　　普通消费的需求弹性较小，而奢侈品消费的需求弹性较大。相对于普通消费，投资需求的需求弹性也更大：人们的收入只有在满足了基本的衣食住行以后，才能有余力进行投资。

　　所以，可以认为需求边界大致由如图11-15所示的两条曲线组成。Xc代表普通消费品的需求曲线，Xi代表高档消费品的需求曲线（图中的长虚线）。此时，普通消费品的实际产出为价格P1在Xc上对应的产量Xn，投资品和高档消费品的实际产出为Xm。Xn+Xm=X1。

　　图11- 15考虑消费与投资需求弹性差异的结构化经济分析框架

　　（关于这个需求边界的“拆分”的概念，大家可以回头看一看前面用“恩格尔系数”和“三次产业变动的配第-克拉克定理”的例子来温习一下。）

　　一般情况下，这个社会的普通劳动者工资主要用于满足其普通消费需求，或者说其普通消费需求占其总支出的比例较高；而企业家或者资本所有者由于获得了更多的收入，他们的普通消费需求占其总支出的比例相对较低，可以有更多的钱来用于投资、再投资和购买奢侈品。（穷人和富人之间这种消费倾向的差异，来源于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

　　企业家和资本家在其基本消费需求得以满足以后，将进行投资和奢侈品消费。投资意味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则将会导致劳动力工资上升、资本品价格上升、企业家利润上升。

　　但这种扩张并不一定是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的等比例扩张。对单个企业而言，在达到一定规模以后，雇佣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导致的边际成本的上升比资本边际成本的上升要快得多。这种边际成本与工资水平是否上升无关（单个企业扩张不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很大影响），而与雇佣劳动力的数量相关。

　　人是活的、资本是死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人数的扩张必然带来管理成本的提高，多购置一台机器或多增加一间厂房使内部管理成本增加的压力则不会那么大。

　　因此，如果仅考虑工资水平和资本购置的比较，在二者相等的情况下，企业家一般来说更愿意购置资本。

　　这种选择对单个企业而言并无问题，但当所有企业家都按照这个原则来进行再投资的时候，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从最终需求品的生产到中间投入品的生产，就业的扩张速度就会落后于资本的扩张。

　　于是，从动态来看，在新一轮的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需求增加的比例将会超过消费需求的增加比例。由此带动需求边界（DF）外移，与此同时，分配结构也会发生改变。

　　最后的结果就是：

　　①资本所有者的所得相对上升；

　　②企业家利润的变化难以确定，但即使企业家利润减少，劳动者也不可能从中获得收益；

　　③劳动者工资在整个经济产出的利益分配比例必然相对下降。

　　因此，在人力资本没有得到有效提升的情况下，经济扩张中，劳动力成本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会不断下降。而企业家利润和资本利得之和的比例将会不断上升，且资本利得所占GDP的比例增长速度快于企业家利润。

　　对这样结论的简单验证是：我国从1978年到2000年之间，GDP连续20多年基本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而我国的工资增长速度却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劳动者工资在GDP中的比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1978年时为15.61%,1995年时为13.54%,到2000年的时候下降到10.87%。

　　由此，可以把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分为三种：企业家、劳动者和资本家（资本家这个词容易引起误解，本文所称的资本家指的是不直接从事市场经营活动的单纯食利者）。如同一个企业家可以同时也是劳动者一样，企业家和劳动者都有会拥有一定的资本，包括存款、住宅等并从中获得收益。但总的来说，大部分人的个人的身份依然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点基本确定的，即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被雇佣劳动、经营企业，还是获得资本利得。

　　相对而言，企业家要向资本家转换比较容易。因为他们的企业家才能可以使自己获得超过平均收入的收入，这可以用于投资以不断增加个人收入中资本利得的比例。而普通劳动者要向资本家转换是很难的，因为他们的消费占收入的比例高于企业家和资本家阶层。

　　此时，就会存在两个概念的转换：

　　一是企业家向资本家转变。企业的经营者不再热衷于经营企业，而是投资与房地产等不需要雇佣劳动力从事生产的行业，也即向食利者阶层转变；

　　二是投资活动向投机活动转变。投资活动是对购买不同的生产要素以进行生产经营产生盈利的预期而进行的。而投机活动则不需要对生产性活动进行预期，仅根据以往的资本品价格变动趋势来进行买进卖出。

　　投机活动之所以能够盛行，乃是因为投机行为本身能够推动投机品价格的变化。企业家将自己的利润投入到纯粹的资本品当中去，当有很多人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购买行为不需要将通过“生产-营销”的环节即可直接给投资人带来利润。

　　于是，在整个社会的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不断下降，消费品和投资品都在不断上涨，而投资品和奢侈消费品的上涨幅度大于普通消费品。劳动者的收入本来就低，大部分收入用于普通消费，其收入弹性很小，很多吃穿用度难以因为物价上涨而同比例压缩。他们能用于积蓄投资的收入将会更少。

　　而对资本家和不断向着资本家转变的企业家而言，其收入增长水平快于通货膨胀，会有更多的钱用于投资或投机，且这种行为本身就会推动其资产价格不断上涨，带来更多财富。则整个趋势的持续，就是资本家与普通劳动者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实业萎缩或者停滞不前，投机现象严重，经济体系的产业结构走向泡沫化。这种情况如图11-16所示。

　　图11- 16经济泡沫化的过程与分配结构变化示意图

　　在图11-16中，因投机活动利用金融杠杆或加快流通速度导致货币内生扩张，需求边界从DF向上移动到DF*，由此带动资产价格上涨，资本所有者在收益大幅度增加。

　　此时，产量不变，而价格P1上升，经济体系的名义总产值增加。劳动者的名义收入跟不上价格上涨，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普通消费的需求曲线Xc保持不动，而投资与高档消费品的需求曲线Xi向上移动。普通消费萎缩，而投资与高档消费品增加。

　　此时，消费虽会受到抑制，但总量上未必会大幅度缩小。这种变化是结构性的：一部分人的消费剩余消失，转移到另一部分头上。

　　假设在经济扩张的初期，劳动者的收入是1000元，其中有600元用于消费，400元用于储蓄或投资，而资本家或企业家的收入是2000元，其中900元用于消费，1100元用于储蓄或投资。则此时整个社会的消费比例为：（600+900）/（1000+2000）=50%。

　　当价格水平翻了一倍，但是收入结构变了，工资没有上涨，劳动者的收入还是1000元，但他必须将1000元全部用于消费，因为消费品上涨了，他的消费比例上升，而实际消费水平下降了，生活质量也下降了；而资本家或企业家的收入则增加到了5000元，其原有消费900元增加到了2000元，生活水平反而提高了，剩下的3000元用于投资。则此时观察到的消费比例为：（1000+2000）：6000=50%。

　　则从单纯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消费和投资的比例没有发生变化，都是50:50。但由于结构发生了变化，收入差距拉大，劳动者消费收入比增加，从60%增加到100%，生活水平降低，资本家和企业家消费收入比降低，从45%下降到40%，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它还会造成“产业升级”的假象：低端生活必需品开支在GDP中比例减少了，而奢侈品等高端消费品的开支在GDP中的比例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