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父亲的坎坷官路──我的父亲系列之一 -- 潇洒书生

我在《父亲的政治包袱（上）──我的父亲系列之四》中写过：他的政治审查从1955年到1968年共立案调查搞了三次。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审查父亲是否有私放特务表兄黄仲文的行为；二是,审查父亲在就读贵州省贵阳省立高等工业职业学校期间，是否与特务头子向贤书有过密切关系并参与破坏过学生运动。有关我父亲是否有私放特务表兄黄仲文行为的来龙去脉，已经明明白白了,现在就来说说我父亲与特务头子向贤书的关系。

一

向贤书何许人也？向贤书,赤水县人。1935年1月至1936年10月,任国民党赤水县党部委员；1937年春至1939年秋,任国民党贵阳市党部委员：1940年1月至1946年5月,先后任中统局重庆实验区组织科科长,第一行动支队队长；1946年7月至1947年9月，先后在南京的中统局一处、四处任副处长；1948年2月至1949年1月,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调查室主任。

从向贤书的简历上看,他离开赤水时,我父亲还未年满6周岁，二人不可能会有政治上的联系。向贤书是1948年2月到贵阳任职的,那时,我父亲正好在那里报考贵阳高等工业职业学校。二人确实见过一面。我父亲在五十年代中期所写的材料中说,当时要报考贵阳高等工业职业学校是要找保人的,几位赤水籍同学认为向贤书名气大,找其做保人可以在入学时避免一些麻烦。于是,我父亲和几个老乡便相约去找向贤书，请求他帮忙做保人。

父亲回忆，向贤书对他们比较客气，并在同意做保人的条子上盖了私人印章。向贤书对他们讲了一句“你们要写信叫家乡的青年人出来读书”，然后,就端起茶杯示意送客了。此后,我没有再上门去见过他。

父亲的老乡、同学陈一行则有不尽相同的说法：我们四个人是硬考的,不是保送的，不需要保人。当时我们知道赤水出来的一个叫向贤书的人在国民党省党部，具体干什么我们不清楚。我们进校读书后不久,生活上越来越困难,就相约一起去找向贤书帮忙介绍一份工作以便找点吃饭的补贴,向贤书听了我们的请求后只说了一句“工作不好找”就起身摆出送客的架式。我们见状就只好回去了,此后再也没有单独或约人去见过他。

关于去找向贤书的原因,父亲的说法与陈一行的说法有明显的差别,但也有可以互证的共同之处：他们去见向贤书没有政治目的,而且只见过一面；此后,与向贤书再无任何往来。

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所以,父亲在解放后填写的各种材料中也就没有提及曾经见过向贤书的事情。然而,到了1955年下半年审干时期,组织上决定将查清我父亲与向贤书有无密切关系作为了重要的政审要求。

这事之所以引起组织上的高度重视,源于鲁正良的检举。

二

1949年2月至11月,我父亲经县教育科介绍到乡村小学教书。他所在的这所小学共有五位老师。鲁正良也是这所小学的老师,并与我父亲同住一间寝室。父亲在解放初写的自传中说：鲁正良曾是重庆大学学生,参加过青年军,很讲义气,我们在一起相处是愉快的,我还经常向他请教数学方面的问题,他有问必答。我那时读到的一些进步书籍都是他借给我的。解放军来了后,鲁正良当上了县城关区的副区长,我才晓得他早就是地下党员了。

鲁正良任城关区副区长时,我父亲在段上任农协会主任。鲁正良对我父亲的工作是支持的。当年与我父亲闹别扭的何树生等人曾说过,鲁正良是我父亲的后台,而我父亲之所以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就是仗了鲁正良的势力。1950年底,父亲卸任农协会主任不久,就参军了。鲁正良对此表示支持,他那时在区公所的处境开始变得艰难起来,因为已有人举报他曾经出卖过地下党同志。尽管后来查清鲁正良不是叛徒,但也调查确认他有过政治立场不坚定的言行等等。1952年春,鲁正良被戴上贪污腐败的帽子，开除了党籍并安排在遵义县南白区的供销社工作，同时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在1954年开展打击反革命活动中,鲁正良向遵义县公安局举报我父亲与向贤书有密切关系，并出卖过闹学潮的骨干同学。

鲁正良在检举材料中说,他与我父亲在乡村小学教书时同住一个寝室，经常在一起闲聊。约在1949年4月份,我父亲曾对其讲过自己与赤水的名人向贤书相熟,曾接受过他的指示,并向他反映过学潮骨干分子的情况。

这份检举材料看来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当地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直到一年后才将其发往我父亲所在的工作单位。重庆兵工厂党委审干部门收到检举材料后比较重视,决定在弄清我父亲私放黄仲文问题的同时，交叉调查其与向贤书的关系问题。1956年6月，调查人员找到鲁正良核实情况。鲁正良坦言,他确实听我父亲聊过与向贤书相熟的事儿,但他不能确定这些说法就是真的。他分析认为我父亲的话带有吹牛的成分，事实可能是我父亲曾以赤水老乡的关系会晤过向贤书,而向在赤水又名气很大,所以就把见过向贤书夸耀为受到向的赏识等等。鲁正良向调查人员建议可到省监狱提审向贤书,也可找我父亲的同学了解情况。

曾经在乡村小学任校长的王国炳对调查人员说,我父亲当时很年轻，工作还是肯干的,就是脾气像个武夫,心性比较急躁，也有点爱吹牛。他和鲁正良关系比较密切,偶尔会因为工作分歧争执几句,但绝不是仇人。王国炳说,向贤书是赤水人,在本地很有名望，他在县里作过公开演讲,县城里认识向的人很多。王国炳表示,他没有听我父亲吹过与向贤书往来的事儿,也没有发现我父亲与向贤书有特殊的联系。他说,倒是我们几个老师曾经聚在一起议论过向贤书这人比较会讲话,看问题似乎很有远见。

陈一行在向调查人员作证时,明确地表示，在学校时,没有听说过有特务组织活动；也没有发现我父亲参加过反动党团的活动。学校里有国民党的教官,主要管军训。我们与他没有过私下的接触。我们直到离校返家,也没有发现或听说有老师和同学因是共产党人而被国民党抓捕了。

调查人员又到贵州监狱提审了在此服刑的向贤书，并拿出我父亲和爷爷等人的照片要他辨认。向贤书仔细端详了一会,明确地说：我不认识这些照片上的人。随后,向贤书供述了以下情况：中统在贵阳高工校没有发展过情报关系或派遣过特务去潜伏活动。1948年春,中统在抓捕地下党组织成员孟庆仁、王天行时,从搜查到文件中发现他们与贵阳高工校学生李雄有来往。于是,我们就把李雄控制起来审讯，确认他并非共产党员后就释放了。向贤书说,他在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调查室任职期间,没有保送过任何人去贵阳高工校读书，也不记得有来自家乡的学生曾经上门求助的事情。至于,中统在贵阳学校发展组织的情况,在押特务徐瑞乾、朱桂林更清楚一些,可去找他们确认。

据在调查室负责情报网管理的徐瑞乾供称,当年中统比较重视在大学发展关系，如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等,对贵阳高工校等职业学校不重视也未发展过什么关系。他从来听说过我父亲等人的名字。在调查室负责内勤业务的朱桂林供称：中统没有在贵阳高工校建立关系，也没有发现有共产党人在那里有活动。对于照片上的人,没有任何印象。

1957年1月4日,重庆兵工厂审干部门作出结论,认为我父亲解放前在贵阳与特务向贤书并无政治上的联系。1968年下半年,外调人员再次找到向贤书、徐瑞乾、朱桂林、陈一行、王国炳、鲁正良等人，他们的说法没有任何的改变，于是,工厂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再次确定我父亲与特务向贤书没有政治联系。我父亲由此摘下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在我成年后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稳健、坚忍的人。从他当年的同学、同事的描述中,我又看到了父亲年轻时的冲动、活泼以及不乏虚荣心的表现。这或许就是缺点,而这些并不严重的缺点放在政治挂帅的时代就难免会遭遇诸多的人生波折，并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作为晚辈,后知后觉的意义不是指责,而是汲取教训。对父亲来说,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份启迪后人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