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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父亲的坎坷官路──我的父亲系列之一 -- 潇洒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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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父亲的坎坷官路──我的父亲系列之一

我的父亲去世已经四年多了。我总是觉得有必要为他写点什么。但怎么写或应写什么,我比较纠结,因为,直到下笔的时候,我才很内疚地发现自己对父亲的真实经历和人生感悟的了解是比较肤浅的。另一方面,如果只是歌功颂德地抒发父爱无疆之类,倒不如找篇范文换个名字应付了事。想来想去,还是把我对父亲的认识和理解写出来更有价值一些。当然,我的认识和理解未必正确或准确,但说真话还是可以的。于是,就有了这个系列。

我和兄长们对父亲的历史了解,基本上源于他老人家闲暇时的自述。然而,个人亲口描述的事实和观点是不是就是完全真实的呢?从科学的意义上讲,只有能够证实的才是真实的。应当感谢政治运动中哪些对父亲开展内查外调的人,因为他们的“努力”,使我有了确信父亲自述的履历是基本真实的依据,比如他的任职情况等等。

父亲生前,我对他的内心世界自以为比较了解。在父亲过世以后,我有机会看到一些有关他的档案材料,也有时间对他的经历进行了一番研究,使我颇有“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感受。只不过,从父亲写在不同年代的报告文字里,我还是呼吸到了比较苦涩的历史气息,以及伴随而来的沉重叹息……

如果问,对我的人生观影响最大的亲人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父亲。

当然,持有这个看法的并不只有我自己,认识父亲的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不少人还同时认为,我的成长过程中沾了父亲太多的光。对此,我没有公开回应过什么。因为是与否的答案,已客观存在于天地之间,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呢?

父亲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只要是有工作干,他可以不顾一切地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他负责的事务,很少出过差错;交他承办的任务,难得有完不成的记录。关于这一点,至少在他工作单位的同事中,多数人都有相同或相似的说法。在我走上企业高层管理岗位后,听到父亲有关的评价几乎全是正面的,称赞的话可谓“山高水长”。刚听到这些褒誉之词,我是高兴的,但随着我对父亲真实经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后,我对父亲不少昔日同事或下级的“表扬”,只能视为是一种“客气话”。

父亲是在不到55岁时从企业总会计师的岗位上退居二线的,而当他由中层干部提任厂级干部之时,其年龄已经满过50岁了。他在中层干部的岗位上呆了二十年,期间,一些能力不如他的同事,甚至后辈则在职务上早早地超越到其头上去了,父亲的郁闷、苦恼、怨气只能长久地埋藏在心底。这样的境遇,对于一个有追求、有志向的人而言,无疑是非常痛苦的。在他的一些同事眼中,父亲很乐观,常常满面笑容,即使在受到造反派批斗的场合。实际上,这样的乐观只是一种无奈的掩饰。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可以看成是父亲的黄金岁月。他那时只有二十来岁,从部队转业分配到一家大型军工企业当秘书,成天围着领导转。据说,领导们对父亲也比较赏识,父亲也经常对我们讲起领导们当年的趣闻轶事。然而,父亲入党的时间却是1959年。这说明,父亲受到了较长时间的考验。相比之下,哪些出身贫苦的工人或所谓小知识分子的入党经历就顺利多了。入党较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父亲的亲戚中不乏政治历史复杂的长辈,这个事实也是父亲无法选择的,除了承受,他唯有拼命工作,希望以能力和业绩来赢得组织和领导的认可。应当说,我的父亲确实干得不错,获得过一些省部级荣誉,而且,领导们也把他提拔到中干的位置上。尽管父亲对我们说到这段历史时,稍微有些自豪。其实,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组织的对他政治上的信任感也还没有达到牢不可破的地步。这种所谓的政治信任,对于那个时代的干部来说是最重要的。缺乏足够的政治信任,就注定了父亲的仕途艰辛。以我现在的阅历再来看父亲的自述和他填写的干部履历表,还是从中能够读出一些只能意会的东西。父亲晚年闲聊时曾感叹,现在任用干部把政治条件供得挺高,其实虚得很啊。

“文革”时期,父亲从心灵到肉体都遭受了严重的创伤。我们了解最多的是他被批斗、被殴打的故事。现在想来,这个时期形成的两派冲突以及延续后来的派性斗争,使父亲遭遇到了更大的困境。他的老友在一篇文章中对当年的情形有过比较独到的见解:“走资派”最忌讳的是从组织上、观点上、行动上介入某一造反派,搞好了,功劳薄上不会有你的位置;搞得不好,最后只会落得个“替罪羊”的结局。他说:当年个别“走资派”在这个问题上有过沉痛教训的。

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已被戴上“走资派”帽子的父亲在“文革”初期,选择支持所谓的保守组织“军工井冈山”。但这个组织中一些头面人物对父亲的接近缺乏应有的诚意,利用的成份居多,其中自视甚高之辈常有蔑视呵斥之举,并在其组织受到打击之时就把“罪责”推到父亲头上。父亲的被“出卖”与他对小人心性的认识不足是密切关联的。当他明白过来以后,已经失去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另一派的骨干和支持者看来,父亲是“军工井冈山”制造麻辣的“黑高参”。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提拔父亲任厂级领导的呈文送到上级部门后,由于另一派人以及支持者的强烈反对,这份呈文被追回并换上了其他人的名字。不仅如此,当时的掌权者还在党内发起了一次对父亲的批判活动,声称要清理其派性思想。这次打击对父亲是沉重的。这次打击对父亲的一些观念的改变起到了催化作用。有老人告诉我说:这次事件后,你父亲变得更低调了,对所有人都笑咪咪的。

父亲有无怀才不遇之感,他没有明说过。我认为他是有这种感受的。他内心深处对自己人生际遇的真实看法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他并不认为造成仕途艰难的原因中有自身的什么不足或责任,当然,他也没有太强烈的抱怨过他人。总体上看,我的父亲比他的多数同事和同一代人更好学一些,主意也要多一点,所以,骨子里还是有些傲气的。这样的性格,不够合群,易招惹猜忌。这是他不愿看到的,却又不能不经常为之付出代价。

父亲在我参加工作前,一再宣称不希望我偏爱文科,希望我吃“技术饭”。我参加工作后,他想方设法地为我找技术水平高超的老师傅。我没有沿着父亲设计的“成长路线图”行事,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打拼事业。对此,父亲再也没有多说什么,更没有阻挠之举。看得出来,他对我仕途上的进步是高兴的,同样,也为我成长过程遇到的挫折而默默的担心。两父子交流的时候,极少提及如何“往上爬”之类话题。也就是说,老人家没有给我下过什么“指导棋”。他知道,我虽然很少顶撞长辈,但骨子里极不情愿谁对我指手画脚,况且,我所面对的已不是他所熟悉的人际关系环境了。

随着阅历增长和职务变化,我对父亲心境变迁有了越来越多的“感同身受”。如同登山,不到一定的高度,很难有相近或相似的体会。这不是随便想象或读书思考可以真切得到的。李鸿章曾说,中国人最容易做的行当乃是做官。许多老百姓都信以为真。其实,看看李鸿章的仕途兴衰就可知道,这官很难做,尤其做有志向、有作为的官更是非常的不易。父亲常说,做人要凭真本事吃饭。也许,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有真本事的,所以,很难发自内心地亲近或认同哪些少了点本事甚至没啥本事的人。现在看来,有些孤傲品质的人实在是很不适合在名利场上发展自如的,因为,骨子里有了孤傲的品质就很容易“脱离群众”甚至“疏离领导”。说句实话,世界上真正从心眼里欣赏身边德才兼备的能人的人并不太多,换句话说,一般人从来不认为别人比自己能力强。像父亲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其自身的素质和能力都总会让其顶头上司和周边同事感觉到了一种威胁、危险,尽管父亲并没有想过或做过伤害他人的事。然而,别人岂会没有想过或做过!以前,父亲常告诫我们兄弟仨人须防“功高震主”,不可“木秀于林”。但他一有建功立业的机会是很难放手的。看来,道理易懂,但要压抑自己以委曲求全,实在不易做到。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何必非要以职务高低来评价人生价值大小呢?快意恩仇,率性而为,何尝不是好事。像父亲那样的人,事实上是不可能放下自己的事业追求和背弃自己根深蒂固的人生观的。然而,不同的人生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人生的悲欢离合。

在艰难处境下,尚能做出贡献,尚能有专业建树,这是我非常佩服父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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