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无法感动我的《温故一九四二》 -- 庄汀

腐败不是王朝覆灭的原因，更不是末日王朝的特有现象。

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看看须弥一芥的蓝血与混血

你完全可以用那个贿赂公行、贪赃枉法、腐败肮脏、无法无天，并且也是欣欣向荣的新美国，来对比如今这个相对和谐安宁、廉洁奉公，当然日趋没落的老美国。那个逝去的新美国宛如今日的中国，我很希望一两百年后的中国不会是个和谐安宁但是也毫无希望，最多上个脸书跟朋友叽歪几句寻求点乐趣的国度。但是历史恐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过我们还轮不到替子孙们担忧，先过好自己的日子吧。

纵观中国的电影市场，几乎所有电影人(实际上是所有中国人)骨子里都融化了这样的观念：王朝覆灭必定是由于政权腐败。正是由于这种观念，使得中国大众电影一提起王朝覆灭莫不把鞭挞王朝腐败作为靶子，力图殷鉴后人。《一九四二》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其实不仅王朝覆灭跟政权腐败没有必然联系，甚至都跟领导人无能没有必然联系。有能力而又亡国的皇帝至少有如下几个：商纣王、楚霸王、王莽、汉献帝、苻坚、隋炀帝、唐昭宗、周世宗。也许商纣王、王莽之类不符合儒家仁义君主的定义，但是苻坚、柴荣绝对是儒家的道德典范，能力更是一等一的，可是那又如何呢？

中国电影人之所以入此歧途而不能自拔，追本溯源就是孔夫子的“仁义”思想。“仁义”作为中国人毋庸置疑的精神财富的同时，却也直接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如果用“仁义”解释王朝兴亡，必然走入前朝政府腐败无能，导致民不聊生、揭竿而起的模式。这个解释套路简单，也符合大家多年教育形成的思维定势，自然容易为所有人接受。今日之历史教科书对于朝代兴亡的解释无不是出于这个路数，唐太宗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更是深入人心。可惜的是，这种解释很多时候掩盖了事实，而且最可怕的是阻挡了人们进一步探求问题本质的努力。

其实中国的绝大多数有点水平的当政者心里并不接受孔夫子的这一套，只是公开说的都是这一套。最直白的莫过汉宣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这个才是执政者的真心话，而他的见识绝对比只懂得纯用儒生的儿子(汉元帝)高明太多了。

为什么不能纯用儒生？

让我们看看万历年首辅申时行遇到的问题：

感谢黄仁宇先生的这本《万历十五年》，让我明白很多时候当权者/皇帝和官僚根本不是一体的。完全可以体谅当政者们面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实无耐。有的时候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实在是必要，尽管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体制的问题。

辛亥革命后的共产党曾经比国民党高明的一点就是用支部建在连上的方式建立了一支如臂使指的人民军队(有人说《亮剑》是大毒草，尽管我很爱看它，但是我完全同意这个评价)，在共产党都意想不到的时间里打败了国民党解放了全中国。这套模式放在官僚体制中，尽管曾经取得过辉煌的建设成就，但是时至今日也爆出“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的？”。中国的官僚到了一定位置都绝对不是傻子，说出这样的话或许有口无遮拦的冒失，但是绝对能反映他们真实的心理动机。对于这一点申时行体会的不深吗？不准吗？即使是那支曾经无往而不胜的人民军队还能否保证其人民子弟兵的本色都尚未可知。党委制度跟太监监军也无本质区别，前者已经确定了不可行，后者就能垂之万世而不朽吗？我觉得结论是显然的。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不管什么样的监督制度，最终监督者都是人，一个如何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必将使一切讨论陷入死循环。

黄仁宇指出的官僚体制运作的阴阳论其实跟吴思分析的《潜规则》如出一则，只不过后者更加具体生动。遗憾的是，黄仁宇明确而且正视这样的规律，吴思则顽固地抱着孔夫子的道德试图以潜规则来否定这阴的一面，最后当然只能以“潜规则不潜了”的浩叹，来证明自己的迂腐。

可以想象，1942年的蒋介石或者今日之胡习看了《一九四二》也只能一笑而过。

最后要说，即使解决了官僚体制的问题，仍然不能保证王朝存续。官僚体制的问题可能是王朝覆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有时是也有时不是根本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