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乱七八糟的手法终究让位给了专业主义。假如我们跳过十年并选择另一份周日报纸，新近创刊的《世界新闻报》，我们立刻就能发现更出色的条理组织与对感官主义的更密切关注。维多利亚时代周日的存在是为了让人们去教堂，为了让士绅阶层的家庭获取娱乐。但是对于工人阶级以及中产阶级下层来说这也是休憩的一天。在这一天，人们希望找一点刺激来放松自己。《雷纳德报》与《世界新闻报》抓住了他们的口味，但这两家都是正当的报纸而不是宣扬丑闻的传单。在《世界新闻报》的每个版面上，国外、国内以及犯罪新闻基本占据着相等的版面。头版上总会出现一位慷慨激昂的民众领袖，并列的还有一栏明显剽窃自《笨拙》杂志之类漫画刊物的屎尿屁笑话。外交新闻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国内”新闻则包括康沃尔偷猎者谋杀案，肯特偷羊案，入室盗窃与拦路抢劫等等。某醉汉参加洗礼仪式回来前往酒馆，结果因为不胜酒力而倒在了壁炉前面，挂火叉用的钩子恰好挂住了他的衣领，把他给勒死了。在约克郡的埃蒙斯比，另一位醉汉烧死在了自家“茅棚”里面。爱尔兰方面的新闻还要更加血腥一点。在提伯里某武装暴力团伙对某房东进行了威胁。人们发现了一位活活饿死的“可怜虫”，尸体看上去“枯槁得令人胆寒，犹如一具骷髅。”此外还有一场“某恶名昭彰之人的可怖死亡”，他试图打劫一座磨坊，结果闯入之后不慎失足并被磨盘摘了首级。

这是一份一般性报纸，试图从大面上覆盖政治，海外新闻以及其他关键信息。尽管这份报纸走得是大众路线，但并未因此而自降身价，报纸上的文章篇幅都不短，文笔清晰生动。与谋杀和丑闻争夺版面的政治新闻表明了这个社会正在经历缓慢的民主进程——比方说为了抗议“教皇派入侵”或者窗户税与报纸税而举行的大型抗议集会，。此外还有更多的糟糕笑话，分类在“杂项”下面，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假如你要参加某黑人朋友的葬礼，切记不要当场吃黑莓（没）。”报纸上甚至还有关于天气的报道，这似乎暗示着极端天气的出现不完全是因为全球变暖所导致的。“一般会伴随本季节而出现的霜冻与降雪目前还毫无踪迹。某一天里可能先是天色阴沉，然后就是暴雨如注、雨过天晴、彩虹当空。到了晚上则是电闪雷鸣。第二天可能又会旋风四起……”这份报纸上有诗歌、人生格言、英军当日部署情况，海军舰队调遣情况，无力还债者的名单，治疗花柳病的广告，此外还有新建议会大楼与附近筹建中某街道遭遇火灾的报道，火势很可能掠过“威斯敏斯特附近最低洼且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这条街道将被称为维多利亚大街。

但是《世界新闻报》的真正卖点是轰动效应——恐惧与震撼，性与暴力。当年的暴力远比今天猖獗，而性则要拘谨得多。在印刷品的版面上暴力无处不在。路德盖特的一头狂怒犍牛一角挑穿了一位八岁男孩的眼窝，这孩子死得“惨不堪言”。 朗伯斯的博得咖啡馆里一位青年因为自己的啤酒馆经营不善而服毒自尽。一篇文章警告称有人在贫民区贩卖有毒的糖腌李子与杏仁，已造成数人死亡。另有一篇新闻的大标题是《顽劣少女自杀未遂》。当事人名叫卡洛琳.汤申德，时年十一岁，她试图在摄政运河里投水自尽，幸而被及时救起并送到附近的苏塞克斯公爵酒馆。她说她的奶奶因为她在拖鞋上烧了一个窟窿而“气炸了肺”，把她痛打了一顿，还让她“在水面上砸个坑出来”。当地警方找到了她的奶奶，这位看上去十分正派的女士辩解道卡洛琳是个“生性顽劣”的丫头，报纸似乎也同意这一点。接下来是街头行窃，“穷凶极恶的夜半谋杀”以及另一起自杀事件。

与之相反，性话题则遭到了含糊其辞的处理。在这个时代仆人们还会透过更衣室的钥匙孔偷窥宽衣解带的夫人小姐们。但是所有能上报纸的内容都上了报纸。而且多亏了当时的离婚法，当事双方的私生活细节必须接受颇有些性虐意味的公开质证。联篇累牍的新闻关注着通奸案的法庭审理与强奸企图，这些题材成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最常见的性新闻。随着速记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一版又一版的报纸都填满了质证过程当中抖落出来的最生猛内容。这些故事当中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窥阴癖的意味，因为这些新闻将惊惶失措的妇女拖到了大庭广众之下，让瞪圆双眼的法官与强奸案陪审团看个仔细。

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家们将这些新闻称为“人性的下水道”，但是这种做法的确有利可图。《每日电讯报》的第一任所有人兼主编约瑟夫.莫斯.李维（1）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直主张他所谓的“以人为本”作法，坚持采用诸如《可怖暴行：一男童被猪活活吃掉》之类的大标题，结果报纸销量大幅攀升。读者想看细节，越恶心越好。托马斯.鲍耶专门研究过维多利亚时期的感官流犯罪报道并撰写了一本名为《汉姆斯泰德下水道里的黑猪》的专著，其中他引用了一段伦敦《先导报》的报道，其中描述了1856年一起毒杀案调查当中开棺验尸的情节。当被害人沃尔特.鲍莫的铅质棺材盖被人揭开之后，只见

“（死者）两颊极度膨胀，以致几乎要触及棺木内壁，一眼睁开，嘴微张，似乎正在做鬼脸，表情十分骇人。四肢肿胀得不成比例。此情此景令人几欲作呕。几乎所有在场的陪审团成员都难免呕吐或昏厥……甚至过了一周之后用于剖尸的房间里依旧恶臭熏人……”

一段时间之后同一份报纸又报道了投毒者接受绞刑的情景。“绞刑师抓住了绞索——鲍莫（凶手与被害人同姓，很可能是被害人的亲属——译注）低下了头——绞索套住了他的脖子——他越发面无人色——他的咽喉一阵阵抽搐——他扭动着脖子，好像衣领太紧一样。”记者注意到随着行刑时刻日益临近，犯人的呼吸愈发加快，吹动套住头部的白色头罩脱离了脸颊。接下来的一瞬间行刑就开始了，“（犯人的）身体扭动起来——绞架下方的绞刑师赶紧抱住了他的双腿——有一条腿他没抓住，一阵剧烈的悸动使这条腿蜷了起来——胸部连续剧烈起伏了三次——绞刑师松手了——尸体又扭动了几下，然后就不动了，成了呆板灰暗形状怪异的一团，面对着初升的太阳。”我们习惯于将犯罪行径的可怖描写称为“狄更斯式笔法”，但是这段描写可是比狄更斯还要狄更斯——当时的报纸批评家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创作这篇新闻的记者名叫爱德华.维迪，此人后来还写过一本小说，他死于一条前往澳大利亚的戒酒疗养船上，死因则是酗酒过度。

因此根据当代的标准，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新闻把读者逼得很紧。《泰晤士报》记者威廉.拉塞尔创作的克里米亚战争报道在当时享誉盛名并在国内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影响。但是假如回过头来读一读这些报道，就会发现它们的写实程度令人惊骇。举例来说，以下是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步入一座俄军战地医院之后的记述：

“这个房间长而低矮，两侧以方柱支持，顶部呈拱形。室内光线昏暗，歪斜的窗框上玻璃荡然无存。室内躺满了负伤的俄国人。我说他们负伤了吗？不，他们都死了——不过是一具具正在腐坏溃烂的尸体，在极度痛苦当中等待着彻底咽气的那一刻，无人料理，无人照管，塞得结结实实，有些躺在地板上，躺在桌架或者床架上，还有些躺在草堆上。他们全身浸透了鲜血，血水一点一滴落在地面上，与一滩滩脓液混杂在一起……许多人尚未咽气，身上的伤口就已经爬满了蛆虫。”

在另一份报纸中，依旧仅仅是“本报特约通讯记者”的拉塞尔拾起了害虫的话题，他在描述英军日常生活时写道：

“每一个角落与缝隙当中都栖息着数以百万计的苍蝇，终日终夜营营不止。上周苍蝇几乎成灾……（它们）攀附在面部最不耐瘙痒的部位……将一块食物送入口中期间食物上一般会落上两到三只苍蝇，入口之间必须用力摇摆才能使之飞去。品尝一杯任何液体之前都要用三根手指将苍蝇从液体表面捞走。”

这段文字也很有狄更斯的笔力。难怪拉塞尔的报道搞垮了一届政府。

阅读维多利亚时代这一阶段的报纸，人们会得到以下强烈印象：英国中产阶级对周边世界抱有如饥似渴的兴趣且下决心要理解这个世界。医学解剖、化学实验、引擎、战争、外交争论——他们对一切细节全都来者不拒。而在公共领域之外，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报纸依然在以清晰的语言报道着日常生活中的苦痛与两难。好比说1855年7月23日的《泰晤士报》就在报道克里米亚战争的百忙当中令人毛骨悚然地呼应了一下詹姆士.巴尔杰惨案（2）。新闻大标题是《一男童惨遭两名同伴残害》。在利兹与利物浦运河附近的索特尼，同为十岁的约翰.费兹帕特里克与阿尔弗雷德.布林杀死了七岁的詹姆斯.弗里森。

“（费兹帕特里克）拿起一块砖敲击死者的太阳穴并将其踢倒。在弗里森倒地后对其再次击打。弗里森手脚抽搐，但是并未抵抗或呼救。两名人犯随即将死者拖到运河边并抛了进去。这个不幸的孩子挣扎了一会儿就沉底了。”

这条报道仅仅在第十版占据了五英寸篇幅。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直接报道的强新闻的数量至少在大报方面有了显著的下降，而散文则越发占分量、越发抽象且华丽。正如上一章所见到的那样，各家报纸的主编们逐渐改走高富帅路线，报纸的版面尺寸则越变越大。尤其是《泰晤士报》的一大部分版面都被驻外记者的来信占据了，这些来信往往采取说教路线，而且总是长篇大论。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愈发繁荣，广告数量也大为增加，想要用有趣的新闻填充报纸剩余空间也变得越发困难。编辑们对此的回应手段之一就是采用没完没了的议会辩论报告。我在1880年7月1日的《泰晤士报》上发现了总计一万八千单词的议会报告，基本上都是废话。8月4号的《泰晤士报》刊登了总计四万零五百单词的上下院辩论实录，内容寡淡而波澜不惊。剩下的内容基本上全都是冗长而偏见严重的说教性海外报道。这是一个早已逝去的大英帝国自高自大且自认无所不知的呓语。但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常见于流行报纸的生动即时性在大报上全都被消毒清洗掉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不仅是《泰晤士报》。拿1886年6月2日的《曼城卫报》来举例子。姑且先不论这份报纸开头好几版都是广告，商业信息，“基督教智慧”，一起其他无疑很能取悦当年年曼城中产阶级的干涩内容。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好不容易盼到真正新闻的出现时，这些新闻的写作质量却低劣得令人瞠目。有一条位置十分显著的新闻，大标题只写了一句《来自本报驻伦敦记者》，开头就是“今天哈丁顿勋爵及其友人的碰面并未招致多少注意，因为任何人都不会对结果有任何怀疑，目前局势毫无变化……”下文也是如此无趣。另一篇夺人眼球的新闻也有着《化工行业现状》这样一个十分直白的标题。文章开篇写道：“化工行业协会曼城分会系列会议中的最近一场昨晚在欧文学院化工剧院举行，协会副主席伊凡.利文斯通先生宣读了关于大不列颠化工行业现状的文件……”这是全文最有趣的部分。

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新闻大抵如此。战争、沉船或者地震之类的大事倒也都能得到报道，但是业内对待新闻的默认态度十分公事公办，无非是彻头彻尾全无激情的人名。言论、事件与社会信息的罗列。这种新闻今天看来根本无法调动读者的情绪或者使其产生兴趣，当年只怕也是够呛。这些“新闻”的目标受众希望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就好像整个报业不过是一位庞大而执着的社会记录家。之所以要偏离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生动而直接的新闻笔法，原因看起来很清楚。记者至少在伦敦已经成为了社会当中的体面成员，并且对于比他们社会地位更高的人们抱有近乎夸张的敬意。此前几十年间记者们一直在争取尊重，囫囵吞枣一般强行接纳着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动荡、暴力而又危机四伏的城市生活。此时英国有很多社会主义边缘化报纸，但是主流大报却像是维多利亚时代漫画中的淑女一样，一旦看到丑恶刺眼的景象就会转过眼去。这些报纸打算尝试的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用新闻体现上层格调。《每日邮报》的肯尼迪.琼斯认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新闻“毫无生气、失之斧凿”。议会新闻的数量还是很大，但是剩下的不过是些“一点国外新闻，法律资讯，货币市场，一般市场，海运信息，贵族与士绅动向……”另外还“有一点体育。”他还开玩笑说，更加积极主动一点的记者每周还会向报社提供一段邦德街上各店铺出售的时令野味的情况，例如三文鱼、鸭雏、芦笋、草莓以及松鸡等等。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一趋势也的确没有持续下去。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seph_Moses_Levy

（2） http://www.guokr.com/article/12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