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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与X光

起了个这么有技术含量的标题，其实说的是最近得到诺贝尔奖的莫言。

作家的一个工作是观察那些不为人所见或者被人视而不见的事物然后用艺术的手段表现出来。就观察的角度来说，存在显微镜和X光两种不同的视角：前者是说作家的观察细致入微，像显微镜一样看到生活中看不到的细节然后加以表现；后者是说要能够观察到生活中各种现象背后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然后在作品中进行再现。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者作品来说，两种视角通常缺一不可。但是对莫言来说，我认为他只具有显微镜的视角而缺乏透视生活现象之间关联和相互作用的能力。从这一点上看，莫言的作品实际上不如陈忠实甚至浩然。

相对缺乏透视生活本质的能力给莫言小说带来的一个弱点就是单薄而脆弱的结构。在莫言的小说里我们只看到了一个接一个发生的事件，但事件与事件之间却很少有内在的联系；事件对小说中角色性格的影响也难见踪影。莫言对生活的观察有其独到之处，每个事件的描写手法也非常老道，花样百出。但是一部长篇小说毕竟不是一连串事件的简单堆砌。而在莫言小说里一个故事或者事件常常可以很随便的放在另外一个时间而不会带来任何问题，主人公面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莫言小说里的所有角色的性格特征从头至尾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就像《丰乳肥臀》里主人公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性格——对乳房的迷恋。这在一般水平上不是问题，但是和大师级的作品相比就是一个明显的弱点。典型的例子就是《生死疲劳》——作品在时间上的跨度整整五十年，可是所有的人物性格几乎都是一出场就定型，此后再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缺乏透视生活和人物性格背后规律的能力导致作品中人物性格缺乏变化还导致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作品中的人物之间缺乏深入的相互作用。人们会铭记那些在自己的生活以及性格形成过程中打下烙印的人。这些在人们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并不一定改变了个人所处的环境。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改变的是我们内心对事物的看法。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记忆——师长或者朋友的一席话，一个忠告，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自己，坚定或者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生的看法。从此以后，人还是那个人，所处的环境也没有任何变化。但我们的人生轨迹却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许多一流的作品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人物之间这种深刻的互相联系。但在莫言的小说里，所有的人物都是孤立发展的（如果还有所谓的性格发展变化的话）。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削弱了小说的结构和整体性。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长篇小说最能触动他们心灵的地方莫过于读者能够随着小说中的角色体验成长的过程或者经历社会的变迁（这种变迁也可以看成是社会的成长过程）。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作品就不能是许多事件的简单堆砌而必须展现出事件背后的相互联系或者事件对主人公性格的影响和塑造。否则读者体会到的就只是相对低层次的猎奇而已。无论是《丰乳肥臀》和后来的《蛙》以及《生死疲劳》都没有做到这一点。相对的，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这方面则非常成功。特别是《白鹿原》，小说的第一句：“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一句非常简单直白的话却差不多能够贯穿整部小说。这样的水准我认为可以和杜拉斯的《情人》里经典的开头“我已经老了”相提并论。当有心的读者读完整部作品合上最后一页，白鹿原几十年的变迁可以有历历在目的感觉。对于《平凡的世界》来说读者则可以毫不困难的回忆起孙少平的一生——中学里孤独的贫困生，和郝红梅朦胧而短命的感情，成为矿工，和田晓霞的爱情以及不幸的结局等等。一个认真的读者会毫不困难的回忆起整部小说中的大部分情节而且不会搞混事件的前后顺序。这是因为作者削去了所有不必要的，对故事没有推动力的情节并且将所有的事件紧密联系成了一个整体。但莫言的作品则做不到这一点。

按照一般作者的标准，莫言的小说很有成就。但在同一档次的作家里面他的视角还是比较狭窄。《丰乳肥臀》里面集中体现了性的奔放甚至是放荡。虽然有人对这部作品中比较露骨的性描写表示反对，但我认为对性有关的描写是作家的权力，简单的道德评判是没有意义的，更何况丰乳肥臀实际上代表的是母性。可是这种将注意力集中在一点或者一个狭窄范围内的做法难免会让作品显得单薄，最后降低了作品的代表性。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一流或者以下的作者，这并不是问题。但是对大师级的作品来说，单一集中的主题往往会有过于狭窄的毛病。除非作者使用最直接的手法描写诸如爱情之类最容易惹人注意的感情，否则不容易激起读者的共鸣而只能简单的赢得一点赞赏。

作者不一定要对作品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确定的答案。但是一个优秀的作者需要展现出能够与读者进行探讨的能力而不是像台显微镜一样简单的把对生活的观察罗列出来就算完事。我对此的判断是莫言作为一个作者比较缺乏思考的能力。就像得奖作品《蛙》中提到对计划生育的看法一样——整本书通过姑姑先强制流产胎儿后来又通过供养泥娃娃悔罪的过程明确的表达了对计划生育的反对态度，但在蝌蚪的信里又提出了中国非控制人口不行的观点。小说不是论文，出现前后矛盾的意见本身不是问题。但是莫言的这个问题提得水平和普罗大众没有任何区别。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我们总期望他能够比普通人思考得更深刻一点。但莫言除了把现象刻画得更加细致以外没有进一步的思考，更不用说启发别人思考了。赞成或者反对计划生育都只是观点，不能作为评判作品优劣的依据。但只有观察的深度而缺乏思考的深度则会严重影响到作品的价值。这也可以理解为只有显微镜视角却缺少X光视角的结果。

缺乏深度的思考还导致另外一个后果就是作品中所有比较重要的角色的性格发展都难以让人感到合情合理，有种乖张甚至神经质的感觉。有时候可能作者也感觉难以把握人物复杂的性格，索性采取了模糊处理的手法，结果导致作品中主角面目模糊。以得奖作品《蛙》为例，主人公蝌蚪只是一个讲述者，实际的故事是围绕着姑姑展开的。但是姑姑唯一的性格特点就是无条件的服从上级指示。事实上姑姑在小说开始一脚踹飞老娘婆以及后面为了抓超生不惜指挥拖拉机拉树拆房的强悍形象非常鲜明。但是莫言在书中却完全没有用任何手段对姑姑的性格形成过程做任何探讨或者描述，仿佛她一出生就是这样。读者最后只知道姑姑是一个盲目服从上级的人。但是她如何发展出这种盲目服从的性格？这个现实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基本上不得而知。

如果做一个不是很可靠的推测，莫言在写作中很可能带有投机取巧甚至试图两面讨好的想法——他在作品中企图面面俱到的一举囊括所有“有意思”的元素，但不幸的是他对很多元素的真实性以及各个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概念，在创作中没有合适的取舍标准，结果弄成了一个松散诡异的大杂烩。《丰乳肥臀》里主人公上官金童的出生就是一个例子——被进村的日本兵杀掉的上官家的老少两口以及孙大姑的尸体还躺在院子里，日本军医就跑到屋子里给上官氏接生。作品中明确的表明了日本军医的真实目的是宣传而不是救人，所以这段情节政治上并不是很大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作者加入这段情节的目的何在？主人公之后的生活和日本人并没有太深的纠缠，也丝毫没有因为被日本军医接生这件事而受到任何影响。也就是说，这件事对整个故事的发展没有任何推动作用但却以它戏剧化的情节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这个多余的情节本不应当这样出现在故事里，但是莫言竟然就这样写了。考虑到整部作品里到处充满了互相之间缺乏联系的杂乱情节，我认为这体现了莫言只是简单的一股脑把所有“有意思”的情节全塞进了作品而完全没有在剪裁上下功夫。

其实在他的得奖作品《蛙》里面也很难说没有这样的情况。比如作品中姑姑变化极端剧烈的人格，我认为就是莫言把所有最典型的行为，无论是接生还是强抓孕妇都并在了同一个角色身上但又没有能力把这些典型行为联系成一个整体。导致角色的性格没来由的从一个极端突然跳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特别是姑姑最后的转变，前一刻还在船上威风凛凛的抓怀孕的王胆，后一刻突然就回归到了充满慈悲的接生员上。前面缺乏必要的铺垫，后面也没法很好的接应，结果就对作品的结构造成了削弱。相比之下陈忠实和路遥笔下的角色性格变化和发展就显得更加生动而真实。

另外一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高行健在这一点上更等而下之。莫言只是不懂剪裁，高行健则是完全没有讲故事的能力——对于小说这是完全无法容忍的缺陷。虽然《灵山》的视角和手法都非常独特而巧妙，但内涵却出乎想象的贫乏。小说里的主人公相当于一部摄影机，而且是掌握在最俗气的旅游者手里的摄影机——事无巨细的把沿途所有的景色，所有的大事小情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原封不动的扔到读者面前。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完整的思想，情节平坦到如同刚抹好的水泥地面。有些人认为《灵山》所体现的就是一无所有的空虚。如果是诗歌，似乎这么说也能成立。但对于小说来说，空虚或者虚无有更好的表现方式。高行健的做法是拿了一个空杯子甚至什么都没有，然后说这是虚无。这是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另外一种是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个万紫千红缤纷绚烂的世界，然后冷酷甚至残忍的证明给读者这都是想象中的肥皂泡而且轻易的将其戳破，给读者留下印象无比深刻的空虚与虚无。一个不见得很合适的对照是杰克伦敦的小说《马丁伊登》——主人公诚实正直而且有写作的天分但却一直在底层苦苦挣扎；即使好友死去，女友离开，自己一贫如洗却仍然没有放弃。终于有一天声名鹊起，坐拥万金，而且出版了好友的遗作，完成了朋友最后的心愿。结果他生命的最高潮却跳到海里自杀了!!!杰克伦敦的作品并不是简单的展现虚无，所以我说这不是一个很合适的对照。但《马丁伊登》却从小说的角度很好的反衬出高行健在小说创作上单薄而虚弱的功力。

对那些缺乏对生活的洞察力，以猎奇心态为主的人而言，像莫言或者高行健这一类的作品可以读得津津有味；但对勤于思考的读者来说这样的作品简直就是不忍卒读。这不仅仅因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观念的冲突，更在于这些作品中没有探讨的氛围，有的只是简单罗列的事实（还是小说中虚构的事实）和同样简单而且粗暴的灌输。对于作者来说，事实好比论据；挖掘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事件对角色性格发展的影响好比论证过程；通过一步一步的推理演绎才能得出作者所想的结论，证实或者支持作者的人生观。论据和论证过程对于最终结论来说同等重要。但莫言和高行健一类的小说恰恰是机械的把所有事件堆成一部作品，几乎没有任何论证和发展的过程。这当然不能令喜欢思考的读者感到满意。

魔幻不魔幻

莫言的授奖词里说他的作品是“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传说、历史与当下”。我的第一反应却是一句被用滥的的改写套话：第一个用魔幻吸引读者的是天才，第二个用魔幻吸引读者的是庸才，第三个就是蠢材了。

当然实际情况没有话里说的那么严重——如果只要是前人用过的手法就不能再用，那不管是谁都没法再写书了。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在于魔幻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在赋予了作者广大的自由度的同时也增加了读者与作品中世界的距离，增加了读者在理解上的困难。所以魔幻的创作手法其实是个利弊兼有的双刃剑。我的看法是作者只要可能，就一定要用最简单最基本的手法把故事讲清楚。作品的目的是讲故事，让读者花费最少的精力理解尽可能复杂的故事。像魔幻这一类的手段仅仅当作者所讲述的世界难以用正常手段表达清楚的时候才可以采用。简单说就是别玩没有必要的花活。

以这个标准来看，莫言的作品特点鲜明但是有点过分花哨。《生死疲劳》里猪十六探望蓝脸那一段和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王小波并没有使用任何魔幻的手法，却同样甚至更加清晰明确的体现了对心灵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当然《生死疲劳》的时间跨度和容量要大大超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因此这样的类比并不十分恰当。更何况王小波去世太早，没人说得清他到底有没有一流作家的实力。不过对比之下，总让人感觉莫言在魔幻手段的运用上还有些过度甚至做作，还没有达到巅峰的程度；让人感觉要叙述清楚莫言作品中的一切情节，其实并不需要魔幻到这样的程度。特别是《生死疲劳》里最后的那只猴子，简直就是拿来凑数的。

个人与整体

说老实话，我虽然不太喜欢莫言和高行健的创作，但平心而论，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还只能是这两位而不是我喜欢的陈忠实和浩然。不是因为这两位的水平确实够高，而是因为他们的风格恰好符合文学奖所代表的老欧洲喜欢的个人主义调调。

按我个人的理解，西方特别是欧洲的思想和文学比较推崇于个人主义的叙事风格而反对整体主义。简单说，西方推崇的创作往往是从个人出发，以个人的角度进行观察和思考；展现的对象也往往是个人的美德和精神力量。在这类作品里，世界或者社会是展现个人的舞台，像是一个宏伟的建筑或者奇观一样静静的伫立在那里，没有性格，更没有人格。只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国家或者社会现象会在人物的心目中或者感慨里被人格化。特别是在俄罗斯作家的庞大叙事作品中经常出现俄罗斯母亲一类的形象。但即使在这样的巨作里表现的战争，和平，社会以及整个世界也往往是许多个人经历的集合或者是一个指代的形象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有生命的像人一样的个体。

相对应的，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的世界或者说天下却经常被认为拥有自己的生命力和行为规律。《三国演义》里开头一句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人强烈的相信这个世界有其内在的规律而且可以被人所了解甚至部分掌控。就算是“天命不可违”，个人也可以在认识所谓“天下大势”的情况下“顺势而动”并且取得个人的成功。所以中国文化里成功的英雄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而悲剧则是英雄人物以一人之力抗击“天命”或者力图突破“天命”的限制而最终失败。这样看来，作品中的角色并不是真正的核心。人物的行为的描写是为了展现另外一个不能被直接接触到的东西。读者可以强烈的感觉到在浩然的作品里最有生命力的实际上是那个“平凡的世界”，正如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读者可以依稀感觉到这个世界，这块土地本身所具有的人一样的性格和生命力。主角只是这种生命最集中的一个代表或者代言。有观察力的读者能够从字里行间感觉到这种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拥有自己的规律或者说意志，而且是任何人力都不能改变的意志。这种对大世界背后的规律甚至是“天道”的执着是中国作家独特的思考方式。

对比之下，欧洲的传统视角则是天道莫测，完全没有规律和预兆，或者说上帝的意志完全不是凡人可以揣测的。即使是不世出的英雄也会在天意一样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悲剧收场。相反，对于中国人来说，天道难测，虽然很难，但顺应天道并非不可能。英雄的成功被视为顺应了天道，而失败则是逆天行事的结果。中国人心目中的上天和西方的上帝相比更人格化，更加接近凡人。中国人眼里上天的意志，世界运行的规律是可以揣测的。虽然这种揣测非常困难，但是正因为其困难，所以特别值得去做，去描写，去歌颂。但在西方人眼里凡人揣测上帝的想法根本就是渎神——想都是罪过，更何况去做！

仅仅如此其实并不足以让西方拒绝整体主义或者说“天道”视角的文学价值。即使这种视角与欧洲的传统格格不入，但欧洲接触中国作品不是一天两天了，不可能毫无感应或者完全无法理解。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从欧洲近代的历史经验看，个人主义是美德的体现而整体主义或者集体主义则是万恶之源。事实上近代欧洲至少有两次整体主义视角的尝试——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前者毫无疑问是社会的灾难而后者由于种种原因，在欧洲也没留下什么正面印象。

因此在西方的传统里个人主义的印象是市场经济下个人为自私的目的奋斗最后为自己，为亲人乃至社会带来巨大利益和财富；而集体主义思想带来的则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毁灭。近代欧洲的一贯视角其实可以说是亚当斯密这段话的滥觞——“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操控下，以满足个人利益为唯一目标的个人奋斗终将有利于整个社会。对于极端自由市场的崇拜者来说，为了个人利益的个人奋斗在市场经济的魔力作用下不仅终将，而且必然有利于整个人类的福祉。在这个前提下，整体视角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邪恶的——因为其必将对自由市场造成破坏，导致集体主义甚至集权主义的兴起并给社会带来灾难。

但是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对个人奋斗的极端推崇在中国传统的视角里不是什么好事。而为了集体牺牲个人则一直得到推崇。这决不是共产主义运动引入的外来思想——“忠义”，“舍生取义”这些名词和概念早就在共产主义运动之前多少年就已经全面覆盖了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

粗心的观察者对此很容易就得出答案——中国的文化落后。对忠诚或者虔诚的强调是欧洲中世纪的事情。骑士们对领主或者信仰无比忠诚以致甘愿作出任何牺牲是中世纪作品里集中歌颂的美德。只是到了近代人本主义的发展这种为集体或者信仰无条件牺牲个人的观点才被扬弃。对比之下，中国文化在这点上只停留在欧洲中世纪状态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

但事情并不见得如上述那样简单。如果仔细对比一下东西方在近代不同的际遇就会发现，在欧洲带来灾难的集体主义对东方来说却是获得民族独立，不再受人欺凌的救星；在西方获得好评的个人主义在东方带来的则是分裂和灾难。

我认为造成这种区别的根源有两个：一是东西方在近代不同的社会现实；二是两方在忠诚的传统上存在深刻的区别。

对比欧美和中国在近代的发展历程，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欧美始终拥有一个开放的边界而中国的发展边界则是大体封闭的。这里的开放和封闭纯粹是社会自然条件的限制而不是代表先进或者落后，甚至不是任何主观意志能够改变的现实结果。众所周知，欧洲的发展和殖民地的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面积有限的欧洲来说，广大的未开发地区为殖民地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扩张空间。对美国来说，扩张的空间来自于广袤的西部。不管空间的来源如何，当个人的野心超过他现有生存空间的限度时，他总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外部，从外部扩展新的空间。他在外部获得的财富会有相当一部分被他带回自己的本国或者故乡从而为本地的经济带来好处。这种过程是如此简单以至于任何一个没有信义，不讲道德的流氓都有机会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而在家乡赢得一个绅士的名头。同样的，本土的失败者也可以选择背井离乡去面对那些无论从文化还是技术上都不在同一水平的未开发地区的土著。无论结果如何，这些人都不再会把自己的悲惨反复展现在同胞面前。在这个前提下，从欧美的角度看，个人奋斗简直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相对应的，中国在近代以前就已经扩展到了当时技术水平所能允许的最大范围。东方和南方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西方和北方是高山大漠。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近代以前就已经发展成了拥有上亿人口的巨无霸帝国。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特别是有限的航海技术），有限的国际贸易以及可能的殖民空间相对于庞大的国土和人口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完全不足以容纳所有的野心家和失败者。对于近代中国来说，由于自然和技术原因，外部扩张的边界基本上是封闭的，所有的野心和失败都只能在内部消化。这种状况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无限制的个人奋斗对社会来说常常只有坏处而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土地已经饱和。一个人拥有更多的田地只能意味着另外一些人无地可耕。对社会来说，这样的结果不增加财富的总量却使得许多人生活无着成为不稳定因素。如果拥有无限的外部边界，要么成功者去新殖民地开疆拓土，要么失败者去地广人稀的海外继续讨生活，总归不会把矛盾积攒在本地。但是对近代中国来说，如果不对个人奋斗加以必要的限制和疏导，一定会大大加速土地兼并的速度，最后一定导致社会系统崩溃，人人流离失所。对于中国来说，以积攒财富为唯一目的的个人奋斗一定要加以谴责。作为疏导，个人可以把政治和文化上的成就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家徒四壁的时候努力挣钱是可以理解的，但富甲一方以后还一门心思赚钱就要被当作为富不仁而遭到谴责了。这个现实清楚地说明了个人奋斗在近代欧美和中国所获得的不同待遇的原因所在。

至于集体主义，除了近代中国必须团结一致救亡图存的需求以外，中国和欧洲在文化传统上的不同也有重要的作用。虽然中世纪的欧洲和中国都推崇忠诚和信义以及个人牺牲精神，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西方的忠诚和牺牲背后的宗教情怀以及中国人一贯的现实主义精神。这里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欧洲人的信仰常常是抽象的理念而中国人的信仰往往非常现实。对于西方来说，个人牺牲往往出于宗教理由或者带有相当的宗教情怀。牺牲的目的经常十分抽象。令无数人前赴后继，哪怕被放逐甚至被烧死也在所不惜的甚至可以是宗教仪式里划十字应该用两个手指还是三个手指这样中国人看起来完全无厘头的东西。对于个人主义主导的情形来说，最坏不过是一个人在那里发疯，不会对社会带来实质的伤害。但是这种宗教情怀一旦和集体主义结合起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一个典型的，基于信仰的事件起因常常是有人做了一个梦或者干脆是发癔症，认为自己得到了天启。纯粹的个人主义环境下无非是这个人把自己变成一个喋喋不休的苦行僧——虽然总有人追随，但他并不能对别人发号施令，所以问题总不会太严重。但在集体主义的环境下，作为首领他不仅有权力支使他人，甚至可以要求甚至强迫信徒为所谓的“信仰”作出牺牲。成功了，这人就是英雄或者圣徒；失败了就是一场闹剧。但是最恐怖的是时不时的有人成功了一半——他们成功的煽动起一大批人最后却因为搞不清楚自己该干点什么而演变成典型的邪教发疯运动。近代欧洲的清教徒运动在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整个村镇疯狂的投入到血腥狂热的献祭，屠杀和虐待中去还以为自己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

这种宗教情怀祸害的最高潮莫过于法西斯主义。这是当年墨索里尼演讲的一部分：“。。。。。。法西斯主义与当今流行的政治理念大不相同。它更多地考虑和考察人类的未来和发展，它既不相信永久和平的存在，也不相信永久和平的功用。因此它否定和平主义，认为这一主义生来就否认斗争，害怕牺牲。战争本身就能将所有人的精力发挥到极致，并为有勇气运用它的人烙上崇高的印记。。。。。。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帝国的成长，即国家的扩张，是一个民族活力的基本体现。它表明这个国家尚未腐朽。那些正处在上升途中的人们，或是那些经历了腐朽阶段正在复兴的人们，都是帝国主义者。”

在中国传统里找不到这样单纯的对战争全面的赞美和鼓吹。相反的，有一个专门的贬义词来形容这样的行为——穷兵黩武。对于中国人来说，能被公众推崇的信仰一般都要有一个现实的目的，不像欧洲那样可以是一个简单抽象的概念或者宗教信条。通常情况下，能够被中国人全面推崇的信仰最终目的往往是非常现实的“造福天下苍生”。在此基础上，效忠的对象也不是单纯是集权的皇帝。在中国人的传统理想中，“忠君”和“爱民”具有同等的地位甚至根本就是同一的。孟子早在几千年以前就提出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虽然这种理想化的观点不见得能在现实中不折不扣的得以实现，但在这种现实主义的指导下，即使是极端的集体主义也很难发展成大的灾祸。近似于邪教的活动在中国不是没有出现过。但是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单纯的教义如果不和类似“为生民立命”的“天下大义”从理论和行动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话其市场就非常有限。对中国人来说，教义往往只是为了实现另外的更加现实的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人往往把这理解成中国人缺乏信仰。但事实是中国人缺乏的不是信仰，而是不太能接受抽象的，完全形而上的信条。中国人的信仰对象可以很理想化，但一定带有现实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例如中国人可以为了人类和平或者人民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去牺牲去战斗，但不太能为了很难有一个对错标准的宗教仪式或者信条（比如说划十字用几个指头之类）而纠缠不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苏联和中国在近代不同的命运——苏联太执着于推广共产主义以及发扬俄罗斯荣光这样抽象的信条以至于忽视了改善人民生活这个现实目的，最终反倒解体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之前。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共产主义运动一直服从于更现实的，保证国家安全以及改善人民生活这样的主题。在基辛格眼里，中国即使是在最积极支持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其真实的目的也是为了分散美国的注意力，减轻自己在安全方面的压力，是完全防卫性的。这成了美中后来关系改善的基础。不是说中国人不会狂热，不会犯错。但对于一个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的国家目标来说，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判断对错的标准。所以和苏联相比，中国政府对于更正路线错误方面显得及时而且不太会像苏联那样在“左”与“右”之间剧烈跳动。这个解释不能涵盖苏联解体的所有方面，但至少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于中国来说，集体主义和整体视角因为要服务于现实的目的所以可以找到相对可行的对错判断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集体主义不太容易造成像二战那样严重的后果。所以从历史经验而言，中国人对集体主义不会产生全面的反感。即使在欧美强烈的自由主义鼓吹之下，集体主义的价值在中国仍然不会被全面否定。中国人心里仍然认为真正个人价值的实现需要通过集体或者整体体现出来。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成为对整体视角，世界运行规律持续的探索和思考。其核心目的还是期望通过对世界运行规律的探索和把握来找出最有效的让个人价值为整体带来最大的好处从而达到对个人价值最高实现的通路。

对于欧美来说，宗教情怀和个人主义结合在一起可以创造出很多感人的事迹和伟大的行为，但和集体主义弄在一起往往就是巨大的灾难。对这种灾难的反省以及近代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动造成了欧洲对集体主义乃至整体主义视角偏执的反对。因此近代欧美个人价值的最高点只能是对个人极限的突破。对整体视角的探索在近代欧洲看来即使不邪恶也差不多是危险而且反动的。在此前提下，显然是更加个人主义的莫言和高行健比倾向于整体视角的陈忠实和浩然更加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审美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