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浩然——一位伟大作家和他的作品——《金光大道》 -- 俺老孫

陈永贵这个人：

俺引了好些材料的《历史不再徘徊》那本书的作者写了很多陈永贵的罪过，他的儿子欺男霸女，他本人搞政治斗争夺贾进才的权上位，以大寨为资本换取政治利益，一直到了文革后还抱着大寨作为农业典型不放，等等……

而《共和国粮食报告》的作者的说法却不一样，

陈永贵七岁便开始给地主家放牛。二十八岁那年被推选为大寨村伪维持会代表，同年夏天又被日伪宪兵队以通匪罪逮捕——通匪即通共——这是一段始终没有说清的历史。土改后不久，三十一岁的陈永贵就参加了贾进才在大寨拉起的第一个互助组。1952年，他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这年冬天，他又经老支书贾进才推荐（说法不一样了），接替贾进才，当上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大寨村的农民治山治水，把七沟八梁一面坡改造成了能够抵御一般的自然灾害、能够尽可能多打粮食多种庄稼的耕地；向荒山要良田，把全是乱石头的荒山改造成了梯田，第一次被洪水冲毁，就第二次再修，再被冲毁，就修第三次，这就是著名的“三战狼窝掌”；把落后的农田改造成了七千多为旱涝保收的水浇地，那一年亩产达到了五百多斤。

“农民就是要种地”！这是陈永贵的一贯态度和信念。（这话听上去像不像高大泉说的！）

当某些地方放出亩产千斤、万斤的卫星的时候，陈永贵即不跟着瞎起哄，也没相信。他说：“亩产千斤、万斤，我那地打不下。我也不相信他们的土地能打几万斤。真要打那么多，我就请他们去大寨吃拉面！”有人说，人家打了那么多粮食，谁还用得着到你那里吃拉面。陈永贵又说，那他就连拉面也吃不着！

“……三年自然灾害，以大寨为例，天灾年年都有，1959年大寨村先旱后涝，但粮食还是增产了，亩产搞到了六百多手，缴了公粮，人均口粮达到四百五，大队里的储备粮也比上年增加了；1960年大寨又遇到比上年严重一些的干旱，但大寨有‘海绵田’，一般的干旱没事，亩产量又比头一年提高了不少，搞到了六百五十多斤。……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大寨人也受到了饥饿的连累，人家在挨饿，你大寨村难免就要被‘共一点产’，这让大寨的人均口粮从四百五一下降到了三百五，……除了救济那些饥饿的村寨，在三年大饥荒中最困难的一年，大寨人户均向国家卖余粮三千多斤。”1963年大寨遭遇洪灾，“……大雨一连下了七天七夜，山洪暴发，房倒屋埸，把大寨人这么多年苦苦挣下的一点农业一水冲了。全村一百多间房和一百多孔窑洞，埸得只剩下十二间房和五孔窑洞可以住人，三百多口人无处安身。灾害发生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开人代会，回到村里以后，他很快激励起乡亲们重建的信心，提出了‘五年恢复土地，十年修建房屋’的重建家园计划。”陈永贵提出了“救灾三不要”的著名口号，即“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特效不要。”又提出了“三不少”的口号，即“社员的口粮不少，劳动日的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这觉悟也够高大泉了吧！）。

“……陈永贵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而且能够这样做，就表明，陈永贵和大寨人已经达到了中国农民难以达到的精神高度，我们不能再把陈永贵作为一个通常的农民去看，他的觉悟，他的境界，已经超乎寻常了，既超越了自己，也超越了数千年来的中国农民，走在了历史之前。而他，以及大寨和大寨人，也完全拥有了引领中国农民的价值和意义，当之无愧……”（俺老孫曰：陈永贵像不像高大泉？或者说高大泉像不像陈永贵？浩然未必是以陈永贵为参照来写的高大泉，但一位文化程度不高，但认识程度不低，坚定的信仰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号召，坚信农民应该为国家建设多种粮种好粮的基层农村干部不就应该是陈永贵这样吗！《历史不再徘徊》的作者认为陈永贵搞的那些梯田投入高产出低得不偿失，更好的办法是把那些地方的农民从那种缺少耕地和资源的地方搬迁出来才能摆脱贫困。这在当时行得通吗？再说耕地可不是只种一茬庄稼就废了，耕地是可以传之子孙后代的，《舌尖上的中国》里贵州的农民不是到今天还在种着几百年前开垦出来的梯田吗？）

后来大寨成了搞农业种粮食的典型和榜样，陈永贵被提拔入中央成了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但是也受到一些人的仇视，文革后，有人一直要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邓小平很干脆，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吴敬琏传》里还写过吴敬琏和一班经济学家当年去大寨考察发现大寨不光是搞农业生产，还偷偷的搞运输搞副业赚钱，这被吴敬琏他们当成搞资本主义写进了考察材料向上级汇报大寨弄虚作假，因此令大寨书记陈永贵的儿子很不满……

陈永贵的晚年生活，是他骂过的‘胡乱邦’（胡耀邦）亲自发话，说陈永贵年纪不小了，就不让他回山西老家去了，就留在北京住下来，按行政十三级（当时高级干部的最低一级）发给工资，保留汽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都继续留下来为他服务。而在此前，他当副总理，当政治局委员，也一直是靠在大寨记工分分红过日子，户口还是农村户口，粮食还是自己背了粮食到北京来吃，他的身份还是一个农民。有了胡耀邦的关照，他才正式落户北京，并把他和夫人及未成年的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转来北京。……”（独此一家的农村户口的政府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以现在的口径“农民企业家”、“农民工”和叫法，我们也应该称他为“农民副总理”、“农民政治局委员”）《共和国粮食报告》第183、186页。

大寨人在撒着陈永贵的骨灰的虎头山上为他立了一座碑：“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公道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