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浩然——一位伟大作家和他的作品——《金光大道》 -- 俺老孫

“……（1955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就认为（推进合作化）这样的进程应当放慢，已有的合作社中难以维持的那部分应予解散。……邓子恢在受到鼓励之后，迅速地开始了他称之为‘收缩’的行动。这时候乡下已经建立起大约六十七万个合作社，每七户农民当中就有一户是在合作社中。但是以强迫、威胁和惩罚的办法逼使农民入社的事情广泛存在。新的集体勉强而成，缺少物力的支援，人心飘摇，已陆续出现退社散伙的风潮。邓深知局面危急，若不加以扭转，则集体化之大政将有流产之虞，甚至共产党在农民中间的信誉也将瓦解。正因为如此，行动也就势如破竹，先由危机最甚的山东、河北、浙江三省最先展开，又以浙江首当其冲。这是因为，根据中央书记处一位副处长的调查认定，浙江迄今为止的五万零九百五十个合作社中，大部分是‘强迫命令’的结果。当地党的最高领导人江华也承认那里迫使农民合作的严重程度为‘全国第一’。是年3月25日，邓子恢电令浙江将合作社收缩。其电文说，农村紧张状况仍在延续，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合作社发展过于猛烈，步子过大过急，乃是促成此种紧张的重要因素。所以应主动地有领导地将合作社分散为互助组，或任由农民单干经营，不要勉强维持。……他刻薄地把蓬蓬勃勃的合作化说成是‘连滚带爬往前进，擦屁股越擦屎越多’，还表现出一副急于擦屁股的样子。他在电文的最后部分指出，只把合作社保留三万个就已经是极大的收获。这等于明显地暗示，应当解散的合作社至少为两万零九百五十个。

“命令既出，也就不能再加回旋。邓派出他的秘书长杜润生前往浙江加以解释和监督。根据杜后来的回忆，他是尽心竭力地执行了邓子恢的指示，批评当地党的领导人一味追求农民的合作，而于‘战术上缺乏准备’，因之‘必须赶快下马’。两个月后，邓子恢对所有的合作社重新加以计算，结果证明他的收缩方针已经促使两万六千个合作社解散，其中杜润生参与的浙江减少了一万五千六百零七个，其余一万一千个大致为山东、河北两省所属。

——引自《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凌志军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第31-32页

邓子恢因为砍社，被毛主席批评为“小脚女人”从此退出农业管理的领导岗位。

无论执行什么政策，执行政策的人如果只是机械的执行政策，顽固的推行政策的执行，完全不顾政策所涉及到的“人”的感受和利益诉求，结果都必然的会损害政策所涉及的“人”的利益，也就避免的会受到政策所涉及的“人”的反感和抵制，无论是过去的“集体化”和“包产到户”，还是今天的“强制拆迁”和“农民上楼”。

所以中国自古就有“贵在得人”、“人亡政息”，任何一种政策和制度都不是简单的制定出来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可以包打天下、包治百病，关键还是要有执行政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