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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丰乳肥臀》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之争——答易竹贤、陈国恩教授

何国瑞

读到易竹贤、陈国恩两教授对我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上的《歌颂革命、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文艺》（以下简称《歌》）的批评文章：《〈丰乳肥臀〉是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吗？－－评何国瑞先生文学批评的观念与方法》（《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以下简称易文），已经一年了，因脑梗塞等病三次住院，未能及时答辩。现在健康状况也还不是很好，但再不作答，未免不恭了。

《丰乳肥臀》究竟是什么作品

易文对我批评《丰乳肥臀》（以下简称《丰》）是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极为反感，说这是基于“僵化的观念和方法”，“有相当的危害性”。他们赞赏《丰》是“社会主义文学”。究竟谁出了问题？

《歌》论述社会主义文艺在政治上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其中作为反面例证之一，用三百多字，对《丰》近乎反动的情况，只是点到而已。易文指责我“片面截取”材料，现在我就多说几句。

《丰》以地处山东半岛的高密县大栏镇（市）一农村妇女上官鲁氏（母亲）所生八女一儿涉及到的种种人事变化为主要线索，描写了近百年来，主要是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它突出的是以司马库（母亲的二女婿）和鲁（原姓蒋）立人（母亲的五女婿）为代表的两种敌对势力的矛盾冲突。作者的倾向也就体现在对双方的爱憎上。且看书中的描写。

蒋立人是八路军铁路爆炸大队的政委（鲁大队长牺牲后改姓鲁，并兼大队长），作品中却从没见过他这支队伍有过任何一次对日作战。而仅有的一次战斗，是队长和政委从母亲手里骗得沙月亮（母亲的大女婿）的女儿沙枣花作为人质诱逼沙月亮为救女儿自投罗网的。这种只有土匪、黑社会组织才使用的反人道的卑劣手段，作者竟把它强加在革命部队指战员身上！《丰》还暗示鲁大队长乱搞男女关系，并因此找个借口将情敌小号兵马童枪杀了。作者接着先借马童爷爷大骂：“抗日抗日，抗成一片花天酒地。”后又借只有几岁的上官金童的嘴说：“听起来颇似治军有方、执法如铁的马童事件”“告诉我们，战乱年代，人的命如同蝼蚁。”作者还写蒋政委居然任命哑巴为代班长。而“哑巴升任班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当天奸污了上官领弟（三姐）！在作者笔下，八路军不仅成了土匪、流氓、法西斯，而且也成了蠢猪。须知班长相当于军队的刺刀上的刀尖，是在最前线指挥战斗冲锋陷阵的带头人。十哑九聋，既听不到枪炮声和上级的命令，又不能开口下令，怎么能组织战斗？

作者对地主国民党军队，却是用玫瑰色来加以歌颂。家有短枪队的大地主、“福生堂”二掌柜司马库在书中一出场就是一个活菩萨。同村的赤贫孙哑巴兄弟五个公然在大街上追杀了他家一头大骡子，他不但没说一句狠话，反而赏给了五块大洋。司马库再次亮相时就是一个抗日英雄了。为了阻击日寇，他既在蛟龙河拱石桥上大摆火龙阵，又爬上铁桥锯断钢梁，颠覆了鬼子的军列。

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丰》也给予美化。书中日寇一出场不是杀人，而是救人。正当上官鲁氏（母亲）临产几天几夜生不下来，母婴即将双亡的时刻，是日本军医救了她母子女三人的命。

书中还有著意的对比描写。日本投降了，司马库带着美式装备的别动大队进村包围了鲁立人的爆炸队，将其赶出大栏镇。司马要部队只是放空枪，“施行恐吓战术，没打死爆炸大队一个人”。可几年后，当爆炸大队改编为解放军某部杀回来时又是一个什么景象呢？鲁趁司马给他队伍和老百姓放电影之夜，包围了电影场，把手榴弹不停地抛向人群。司马的人顽强抵抗着，司马大叫：“投降吧，弟兄们，别伤了老百姓。”两相对照，司马库是何等宽厚,何等爱民。鲁立人则成了杀人魔鬼。

不只如此，在《丰》中，鲁立人等还有更灭绝人性的罪行。鲁转业当了解放区高东县县长，在大栏镇搞土改，竟在上面派来指导土改的“大人物”的逼使下，下令将司马库仅几岁的双胞胎女儿枪毙了。整个过程中，群众的同情完全在司马一边。如此恶毒的攻击，易、陈反而辩护说，作者真实地写了鲁内心的矛盾，“他展开了人情与已被扭曲的‘阶级觉悟’之间的尖锐冲突。”殊不知作者正是借此以攻击“大人物”，进而从更高层次上、更大范围内攻击共产党、否定和控诉土改运动的。

再看看《丰》中描绘的几件事吧。

之一：解放了，大栏镇在县里指示下搞起了“寡妇改嫁运动”，把所有的寡妇集中起来，“像分配母鸡一样”把寡妇随意地配给了镇上的光棍汉。一个年轻寡妇不愿配给腿生着毒疮的瘸子，一女干部就对她说：“腿流脓怕什么？只要鸡巴不流脓就行啦！”

之二：镇政府办阶级教育展览，又成了攻击的对象。写展览会上又是图画，又是讲解，说司马库还乡团如何在短短十天内枪杀、活埋了1388人。可是被请来作证和控诉的、说是当年的幸存者郭马氏在会上却说，她的命是全靠司马库救下的，当时司马的手下为凑一百足数，想将她也活埋了，是司马制止说：“别凑数，该杀的杀，不该杀的别杀。”她最后深情地说：“说一千，道一万，司马库还是个讲理的人。”

之三：上官想弟（四姐）解放前自卖当了妓女，60年代把卖身一二十年得来的金银首饰全藏在琵琶里，带着回到了故乡，还没到家就被公社一干部抢去了琵琶。她大骂：“光天化日之下，动了抢了，日本鬼子也没有像你们这样！”而后又把她拉出来斗争，审问她这些金银玉器是怎样剥削来的，公社书记竟把她打成脑震荡，最后在外伤和梅毒的折磨下凄楚地死去。

总之，在《丰》中，从抗日战争时期的30年代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90年代，几乎凡与共产党、与革命、与政府相关的人和事，大都是被用调侃、挖苦的笔调和敌对的情绪来描写的。解放战争的支前连队独臂指导员在支前中随意打民工，还抢掠逃难的剃头匠的车子，恐吓他“不是地主，也是富农”，逼使他最后上吊自杀而死。担架连的女连长在一抬担架的队员患羊痫风倒地不省人事时，她竟拿脚踢他，用手榴弹敲他，还从沟里扯一把枯草塞进他的嘴里，说：“吃吧，吃吧，犯羊痫风，是想吃草了吧？”公社小学的女教师纪琼枝对学生也是拳打脚踢，竟把学生打瘫在地上。区里的杨公安把母亲一家老小都吊在屋梁上，逼问逃亡的司马库的下落。改革开放后，大栏市市长鲁胜利（鲁立人和盼弟的女儿）是大贪污犯。退伍军人高大胆愤而在市政府大门前自焚时高叫：“腐败啊腐败，比慈禧太后还腐败。”“你们这些坐小车的，都是贪污犯，先枪毙后审判，没有一个冤枉案。”书中甚至连火车站候车室的女检票员和女清洁工也不放过，竟借金童之口横扫了一切：“蛮横是公家人的身份证，……公家人不蛮横，还算什么公家人呢？”作者对“公家人”甚至从生理上也加以丑化、攻击。我在《歌》中提到了对盼弟与来弟乳房的对比描写，这不是孤例。书中描写“公家人”，几乎都是“像猎狗”，“像一头暴怒大猩猩”，“宛如一只大蛤蟆”，“眼睛像墓地里的磷火”，“头发像猪鬃一样”，“残忍得像狐狸”，整个人“像一根充了血的驴鸡巴”，等等。真不知作者哪来如此的仇恨！

根据上面还不是完全的引述，读者可以看到，共产党被《丰》描绘得从抗日战争起直到改革开放的90年代就一直是腐化堕落的，给人民（以母亲一家的遭遇为代表）带来不尽的灾难。这种彻底歪曲历史真实的描写，难道说它“近乎反动”，错了么？

我们再看看母亲的态度就更能说明问题了。母亲是作者当做祖国的化身极力歌颂的人物，易文也称赞她有“博大的胸怀”。但究竟怎样？只说两点。来弟与沙月亮生的女儿，司马库与招弟生的双胞胎女儿，甚至司马与第三个老婆生的司马粮，她都可以抚养，却拒绝抚养盼弟与鲁立人生的女儿鲁胜利，盼弟抗争要求“一碗水要端平！”她竟骂道：“我给你养？我把你的私孩子扔到河里喂王八，扔到井里喂蛤蟆，扔到粪里喂苍蝇！”更有甚者，当盼弟“文革”中挨整自杀，按照她的遗书，红卫兵把她的尸体运回大栏镇，交给她母亲时，这位母亲竟说：“她不是我的女儿！”对投奔了革命的女儿竟死也不饶恕！而当司马库快要被人民政府处决时，她却带着一家老小到法场上去给司马送行，说：司马“是条好汉。这样的人，从前的岁月里，隔上十年八年就会出一个，今后，怕要绝种了。”我说《丰》“近乎反动”，过分了么？这样的作品，不消说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就连起码的人民立场都没有，能算是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么？

《丰》不仅政治上近乎反动，而且道德上也近乎反人伦。书中关于男女淫乱关系的描写，不仅触目皆是，而且到了反常的程度。其中有姑姑怂恿自己的丈夫与侄女通奸的；有侄女向姑父“借种”、向姑父说“肥水不落外人田”的；有来弟因汉奸丈夫死后为消除性饥渴而戏弄七岁弟弟金童的；有金童受不住诱惑抓住自己六姐乳房加以搓揉的；有舅舅硬要摸外甥女乳房的；有母亲为女儿偷情发出浪叫而在门外放哨、敲盆加以掩护的；有母亲为儿子拉皮条的；有沙枣花脱下衣裙赤条条仰面朝天躺在地毯上大叫表哥来试试她是不是处女的。还有更糟污的描写：领弟被哑巴强奸后,部队要枪毙哑巴时，她竟然跑去“握住了哑巴双腿间那个造了孽的家伙，对众人哧哧地笑起来”，“厚唇上浮着贪婪的，但极其自然健康的欲望。”这是在宣扬什么？易文在肯定《丰》是“社会主义文学”作品时，指出它的惟一缺点只是“写得粗野一些”。所谓粗野，是否就指上述描写呢？那请读者想想，这是仅一个“粗野”打发得了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