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牧野政变 -- 夏商楚歌

嬴秦族奠基人伯益的后裔（见《秦人传说时代的探讨》）为了摆脱夏朝的政治压迫，纷纷背离夏而归顺商汤。伯益的次子若木的玄孙费昌，给商汤御车，在呜条（今河南封丘东）打败夏，成为商朝的开国功臣。

费昌的子孙有的在中原，有的在夷狄，他们和后来的秦国无关，姑且不提。伯益的长子大廉的后代中衍，为第十代商王太戊驾车，商王给他娶了妻子。中衍之后，其子孙扶佐商王，世代有功，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伯益的封地秦（今河南范县东南），商朝很可能被册封为诸侯国。

嬴秦族的人物确有在商都商王左右做大官的。他们的活动在殷墟卜辞中有记录：

①“戊戌卜，宾贞，乎取（祭，何汉文注）秦”。（三七·八）

②“砚秦宗于匕（妣）庚”。（《甲》五七一）

③“砚秦宗于匕（妣）庚古（故）”（《甲》七九七）

④“砚秦宗”。（《伕》九五五）

⑤“砚秦……于小乙”。（《戬》四四八）

⑥“……未卜……有典于匕（妣）庚其奠秦宗”。（《南坊》五五八）

⑦“……其砛曰于且（祖）丁秦右宗”。（《宁》二九二）\r

⑧“……禾于烊秦既”。（《京》三九三七）

从以上八条甲骨卜辞可见：

1．殷商卜辞中的秦，只能是禹封伯益的秦，即今河南范县秦亭，

这绝不是指西周中期周孝王封非子的秦。卜辞中的祖丁是商汤后第十七代商王，小乙是第二十二代商王，证明嬴秦族人确有祖丁、小乙时在商都作官的。

2．卜辞出土于殷墟，应是在商朝都城任职的嬴秦族人，对家乡和祖宗遥祭的遗物。“宾贞”是说由名叫宾的王室卜史主持占卜，这样规格的祭祀只有贯族、大臣才能享用。

3．秦宗，据《甲骨文简明辞典》第127页的解释：“秦地之宗庙”。有“秦右宗”必有秦左宗。可知秦人在东方因宗族繁衍，人丁兴旺，已有右宗、左宗的宗族分枝，且已分别建立了宗庙。

嬴秦族中上升为商朝显贵的，当然可能会离开今河南范县的秦本土，迁往商都或其他封地。他们既臣服于商王，在供职或朝贺时必须按商朝的礼乐制度办事，这就自然的学习和吸收了殷商文化。我们从后来的秦文化中常可看到殷文化的积淀，应和秦人祖先的这一段经历有关。

《秦本纪》云：中衍的“玄孙中潏，在西戎，保西垂”。时间大约在帝乙和帝辛（即纣王）时。

“西垂”，一般泛指西方边地，这里专指商王国的西方边地”，商王国的领土大约也像夏，介於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之间，而朝鲜及辽宁、陕西诸省，则为其宗主权所及的地方。

所谓“保西垂”，指中潏率领一部分族人替商王朝保西方边垂，

即天邑商（河南安阳）之西今太行山至黄河东岸一带。

“西戎”，本为古代西北方戎族的总称，各个时期实指的对象不同。晚殷时代中潏“居西戎”，指居於商都西面晋南一带的戎翟聚居区。这两区和商王国的王都及田猎区以太行山为分界。”自武丁至文丁，殷的主要敌人在此。

这些部族有些一直保持较原始的生活方式，即殷以后称为“北戎”、“北蛮”、“赤狄”的；有的则混和了不同程度的中原文化，或其社会已进步到高一级的形式”。如姜氏之戎、蛮方、鬼方、猃狁等。中潏之“居西戎”，

就是杂居在这些对商王国时叛时服的部族之间，对他们进行监视和控制，其居地就是商王国的“西垂”。中潏的儿子蜚廉和孙子恶来，都是殷纣王的宠臣。

武王伐纣时，恶来率兵守卫商都，兵败被杀。《尸子》云：“武王亲射恶来之口”。这是由于恶来的颃强抵抗而遭到的报复。

当时，蜚廉奉命率兵守御北方，以对付土方（居今山西、河北北部）、鬼方（居今山西西北部和陕西北部）等族的进犯、他从北方归来，闻商朝已亡，不能当面向纣王汇报，便在霍太山（今山西霍县东南）筑起祭坛，向纣王的在天之灵举行报祭。

祭后为商朝殉死，就葬在霍太山。这是《秦本纪》所记，与《孟子》云“驰蜚廉于海隅而戳之”不同。或许蜚廉葬霍太山是制造假象以麻醉周人，实际他跑回东方老家，潜伏起来待机反抗。

蜚廉还有一个儿子叫季胜，仍留在霍太山一带，投降了周朝。季胜的儿子叫孟增，受到周成王的垂青，成王把他安置在皋狼（今山西离石县西北有皋狼故址），人们唤他“宅皋狼”。

孟增的孙子造父是著名驾车能手，曾给周穆王驾车去西方巡视，

又回头去东南平息徐偃王叛乱，每天赶车驰驱一千里。

穆王按功行赏，把赵城（今山西洪洞县北）封给他，造父遂以赵为氏，他的后裔后来建立了赵国。所以人们说“秦赵同祖”。

《秦本纪》中记载了周孝王想把非子作大骆的继承人，引起大骆的嫡子成的外祖申侯的反对，申侯为了维护外孙成对大骆正宗继承人的地位，向周孝王追叙了一段他先人与戎胥轩联姻的历史。

申侯说：“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

还段话颇费解。如果理解成中潏为周人保西垂，显然与《秦本纪》前段记载相抵牾，于事理亦不可通。当时已至商朝末年，商周对立已经十分尖锐。商王文丁杀死周族首领季历。

商王帝乙二年，姬昌（周文王）为报杀父之仇，率“周人伐商”（《太平御览》卷83引《竹书纪年》），虽然失败。

以后姬周对殷纣王表面顺从，实则积极进行翦商，灭掉了亲商的诸侯崇国（今陕西户县东），把都城由周原迁到丰（今陕西长安县西），拢络“殷之叛国”，收留“殷之叛臣”，完全控制了黄河以西的土地。

中潏及其子蜚廉既为商朝大臣，就没有可能为周“保西垂”。且按申侯言，戎胥轩当是中衍的曾孙，中潏的生父，但不见《秦本纪》所述的秦世系。不列入世系说明戎胥轩不是正宗继承人，而是庶出或旁枝，那就不可能是中潏的生父。

这段话如果仅限于戎胥轩率二支族人到周人西边活动，则可以说通。申侯话中只说戎胥轩生中潏，并没有说戎胥轩和中潏一同为周“保西垂”。戎胥轩的西迁与中潏无关，即使他们是父子关系，其父迁其子也可能未去。至于戎胥轩的西迁应属事实。

申侯所云很可能是为了抬高申与大骆通婚的意义而有意编出戎胥轩生中潏林剑鸣同志在《秦史稿》中指出这段话“完全是申侯为了讨好周孝王而故意混淆事实的说法”。即便不到完全混淆事实的程度。借题发挥加盐加醋是肯定存在的。

商朝从武丁以来，多次派遣一些可以信赖的宗族去陕、甘一带“裒田”，即开拓疆土。申侯的祖先申戎，亦称姜氏之戎，起于羌族。

商代“羌氏之戎”有一支曾活动于晋南（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方国地理》），武丁之后西移至郦山，又西至羌水流域的羌氏城（史念海：《西周与春秋时期华族与非华族的杂居及其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期），与周人结成联。

戎胥轩既属亲商的嬴秦族人，又与申侯的祖先有婚姻关系，奉商王命率领一支嬴秦族人去周人的西边活动是完全可能的。这大概就是晚商时西迁到陕、甘一带的一支嬴秦族人。

邹衡先生在《论先周文化》一文中认为：卜辞中的砜氏族和金文中的砝氏族，很可能就是秦的祖先费、蜚之类。他发现有出自陕、甘一带的广折肩罐上亚字框中有鸟下加手的捕鸟形族微，“其所代表的可能是一个善于捕鸟的氏族。

古者以官职为氏，那未，此氏族必定会有一个善于捕鸟的祖先，曾经充任过商朝或其以前的鸟（或鸟兽）官，而他的子孙又住在今陕西、甘肃一带先周文化地域内。说至此，人们不难把这个氏族和秦的祖先联系起来”。（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328页）这一支秦的祖先很可能是戎胥轩所率的嬴秦族人。

戎胥轩一支大约在周季历时移居周的西面，但他们没有得到发展，

似乎不久就从历史上消声匿迹了。文献中不见戎胥轩西迁后的子孙活动的记载。这样的遭遇不难理解，他的同族在商纣摩下那样得宠，他不免要受到西伯昌的猜疑或嫉恨，很可能在文王翦商时把他们的首领翦除了。

其氏族成员“免不了入境隋俗，年代经久，自然也就是逐渐被当地同化，成为当地的居民了，因而在商末，陕西的砝族使用先周文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秦的祖先本来起源于东方，后来为什么又到了西方，在这里似乎已得到了说明。”（同书上329页）蒙文通先生力主秦人来自西戎说，重要根据就是申侯这段话。

他认为“胥轩曰戎，自非华族，此秦之父系为戎也。”(5)首先，

这是对《秦本纪》的断章取义。《秦本纪》对秦世系从女修、大业、伯益、大廉、孟戏中衍、中潏、蜚廉等的记述比较清楚而蒙先生不采用，却从里面挖出申侯之言从而把戎胥轩定为秦人父系始祖，这样的取舍是不严肃的。

按《秦本纪》戎胥轩绝不是秦人的始祖，而且他的名字没有列入秦祖世系，他是秦人的中那一门的人不得而知，也无法证明后来建立秦国的秦襄公是他的后裔，他居西戎绝不能说明嬴秦族是西戎。

其次，戎胥轩有人解作是“由其担负的职务取得的名号，本义盖指以兵戈卫护国君所乘车辆”。（严宾：《秦人发祥地刍论》，《河北学刊》1987年6期）即使“胥轩曰戎”，胥轩是名，戎为周人所加，也不能肯定他必然是“西戎”。

如果真是“胥轩曰戎”，也是周人对戎胥轩敌视的表现。武王灭商后二年而死，成王即位时年幼，其叔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对周公代成王当国不满，遂联合纣王的儿子武庚及东方诸侯，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周叛乱。在东方的秦人显然也是积极参加。

在周公东征过程中，坚决反周的秦人受到沉重的打击。

《孟子·滕文公下》云：“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戳之，灭国五十”。如前所推测的，秦人祖先蜚廉在霍太山殉死可能是有意迷惑周人的假象，实则潜逃回东方老家──秦，在那里组组织反周活动，参加的可能有恶来的后代及原居秦地的秦人。

蜚廉兵败而被赶到山东半岛海滨，终于被杀。《砞方鼎》铭云：“隹（唯）周公征伐东夷，丰白（伯）、专古（薄姑）咸穱。公归，荐于周庙。戊辰，酓（饮）秦酓。……”

这是说，周公征东夷，东夷的丰伯、薄姑等国君都被死。周公凯旋归来，在周都的宗庙里向祖宗献俘。于戊辰这天，用秦地出产的清酒举行饮酒之礼。

这里所谓“秦”无疑指河南范县之秦，秦酒亦东征中的掠获之物。

说明周公东征的兵锋确曾到过秦地。周对东方经过多年的大事挞伐，终于平息了叛乱。战后周朝统治集团对战俘的处理，主要采取迁出原地的办法。

中一部分强迫迁到成周洛邑，见《尚书·周书·多士篇》所述；一部分则被迁到宗周京畿地区，大抵相当今陕西关中，直接受王室的监视和役使，成为周王室的宗族奴隶。

《逸周书作雒解》载：“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三年，又作师旅，殷大震溃。……凡所征熊、盈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

西周时在今陕西关中带毕字的地名很多。最著者有毕国，原是周文王的第十五子毕公高的封国，其地包括今西安市西北和咸阳原的大部分毕陌、毕程、毕郢等是它的异名；

有毕原，司马迁在《周本纪》赞语中说：“毕在镐东南杜中”。据卢连成调查：毕原在今西安市西南，镐京东南长安县祝村、郭杜镇一带，是西周天子陵寝区；（卢连成：《西周丰镐两京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有毕道，毛诗传云：

毕终南之道名(6)。九毕可能是在毕原、毕道、毕国及其附近设九个或许多新邑，以安置俘虏，派官监督管理，使其为王室服役。

九毕的分布已无法一一考知，在今蓝田县地的弭邑应属九毕之一。

先后在蓝田县发现弭氏铜器十多件，其中两器的铭文最为重要。

《师酉簋》铭文：“玉呼（乎）史砡（墙）册命师酉：癬（嗣）乃且（祖）啻官邑人、虎臣：西门夷、砣夷、秦夷、京夷、身夷、新。……”

《询簋》铭文：“今余令女（汝）啻官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秦夷、京夷、秦夷、砣夷、师砤侧新、□华夷、由□夷，砥人，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

唐兰先生认为《师酉簋》铸于共王元年《询簋》铸于共王十七年。师酉和师询是父子关系，世袭官职师氏。《周礼》师氏掌教国子，并率所属守卫宫门。

铭文中列举的周王命酉和询所管的虎臣和庸，为王驱使。虎臣是由六个夷族构成的，充当保卫周王宫门的隶役；庸是用降服了的夷族和非夷族做仆役。

作为虎臣的秦夷和作为庸的戌秦人，很可能是周公东征时俘虏的一部分秦人，他们由弭邑的师氏管辖而为王室服役，经过成、康、昭、穆、共五代族名扰存，可见他们是聚族而居的宗族奴隶。

他们和大骆、非子等，当是同族而异枝。后来建立秦国的那支秦人，即恶来的后裔，也是周公东征抓获的俘虏。可能一开始就安置在今甘肃东部一带，与西戎杂居。

这一支秦人由于是恶来的后裔，后又在东方参加反周叛乱，所以受到“坠命亡氏，踣其国家”（《左传·襄公十一年》）的重罚。

取消了他们的嬴姓、秦氏及秦地的封土，从女防、旁皋、太几、大骆四代不仅不能姓嬴，不能祭祀自己的祖先，连氏也只能附於造父族而姓赵氏。他们可能一度避居赵城，不久就被周朝把他们从赵城强迫西迁，可能安置在甘肃东部一带。

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师生，“在天水地区的甘谷县毛家坪和天水县的董家坪，找到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毛家坪遗址共发掘出秦文化墓葬三十一座，其中属于西周中晚期的十二座。

“毛家坪西周时期秦文化除去自身特点外，总的来说与周文化相似，而与甘青地区其他古文化相去甚远”。（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文博》1987年第1期）毛家坪秦文化遗存虽不能肯定是东来，但显然不是甘青地区古文化的西来。

在毛家坪还“发掘居址二百平方米，遗迹有灰坑、残房基地面等、

根据地层堆积共分为四大期，年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晚期”。

“西周时期陶器的基本组合亦为鬲、盆、豆、罐，另有睦、甑等”。（同上）袁仲一先生说：“从居住遗址中发现有灰坑、残房基地面，说明从西周早期开始，秦人起码已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

居址出土的陶器的基本组合，为鬲、盆、豆、罐，另有睦、甑等。

这种组合反映了其饮食生活的内容，当以农作物的粮食为其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这完全不象人们一般传统的说法，认为秦人当时是完全过着游牧、狩猎生活。”（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哀先生的分析十分中肯。

毛家坪、董家坪秦文化遗址很可能是女防、旁皋、太几数代秦人居住过的聚落，后来大骆虽然迁走了，留下的秦人还继续居住在那里。秦人远在伯益封秦时就基本上过着定居生活、秦字在甲骨文中作砦，象双手抱杵舂禾之形，就是一个反映农耕生活的象形字。

秦人经营畜牧固然是其长处，但在这时已经是有固定牧场的畜牧，

与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迁徙是根本不同的。

这支秦人从大骆开始迁居犬丘，并娶申侯女为妻，地位有了显著的改善。见《秦本纪》：“大骆地犬丘”，“申侯之女为大骆妻”。

申侯西周初封“申伯”，曾做过周王的卿士，几代都与周王室通婚，(9)大骆能与申侯攀亲当然可提高他的地位。

到周穆王时期，犬丘在兴平境内的犬丘之西、故又名西犬丘。西犬丘初为犬戎所居，原是周人西面犬戎活动的中心。

按“戎狄荒服”，《国语·周上》）这些民族每年都要用当地的土特产向周王朝贡，但到西周中期西戎特别是其中的犬戎有时不来朝贡，于是周穆王西征犬戎。穆王西征犬戎，把犬戎迁出故地犬丘，迁往太原，当今甘肃庆阳一带，此时大骆乘隙进往犬丘。

这推断有时间依据：周自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五世，秦自恶来、女防、旁皋、太几、大骆也刚好五世，可见穆王把犬戎迁走，大骆占据犬丘，在时间上正好衔接。

但大骆占犬丘好象未经周王册封，是周王对既事实的默认。西犬丘是西汉陇郡西县的治所，应有故城遗址。周孝王为了奖励他养马的功劳，曾想让非子作大骆的正宗继承人。

但非子不是大骆的正妻所生，申侯的女儿是大骆的正妻，生下儿子叫成，本来是大骆的嫡子。孝王要废嫡立庶，引起申侯的反对，申侯除了追述他祖先与戎胥轩的婚姻关系外，又说：“现在我又把女儿嫁给大骆，生下嫡子成。

申侯与大骆结亲，西方的戎族都归服，这是你王位安稳的原因。你好好考虑吧！”孝王只得不改变成的嫡子地位，使其享有对犬丘的继承权。对非子采取另外一种奖励办法。

孝王说：“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这就是说，完全恢复伯益以来的嬴姓、秦的封邑及宗庙祭祀。“附庸”是西周封土的一个等级，封地不超过五十里。”

《孟子·万章下》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候皆方百里，伯七十里，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非子所封的秦，在今甘肃秦安县郑川。

据《水经·渭水注》载：（清水）“又迳清水城南，又西与秦水合，水出东北大陇山秦谷，二源双导，历三泉合成一水，西历秦川，川有育故亭，秦仲所封也”。

《辞海》秦川条云：“今甘肃清水县境内，后川河谷地，因川内有故秦亭为秦国祖先非子封地而得名”。何双全根据《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木板地图》推定：在今甘肃秦安县郑川，图中有亭形建筑标记，很可能就是秦亭”。

秦安县金析成纪县及清水县一部所置，秦安县之秦亭与《水经注》中秦谷、故亭是一致的。但秦邑、秦亭之名不始于非子，而是恢复伯益原在东方的封地名，即移用今河南范县的秦邑、秦亭之名。

可见到非子手里秦人才真翻身了，有了不足五十里的封邑，恢复了嬴姓以及对嬴姓的祭祀。至此秦人才摆脱了受压抑的地位，而被周王室当作保卫“西垂”的力量加以利用。

据考：西周王畿分为相互连接的西都王畿和东都王畿两部分，西都王畿以宗周为中心，南抵汉水之阳，东与成周王畿相接，西达甘肃天水一带。”（吕文郁《两周王畿考》）所谓周的西垂当指今甘肃天水一带，为周王室直接控制范围的西部边垂。

穆王西征犬戎之后，自是荒服者不至”（《史记·周本纪》），西戎与周王室的对立就公开了。在斗争中得到好处的秦人，自然就受到西戎的敌视，其中以犬戎、猃狁对秦人占据的西犬丘攻击最烈。

秦人在保卫西垂的战斗中，真是不惜牺牲，浴血奋战，周王室对秦人也愈加信赖和支持。非子三传至秦仲，“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即消灭了居住在犬丘的大骆和成的后代，周宣王封秦仲为大夫，授命讨伐西戎，结果秦仲被杀。

秦仲有五个儿子，长子叫庄公。宣王利用他们的复仇情绪，给庄公兄弟五人七千兵，命他们讨伐西戎。经过激战，宣公终于把西戎打败，收复了犬丘。宣王重赏了庄公，把大骆之族的地盘犬丘划归他们所有，并册封庄公为西垂大夫。

周代贵族职官公卿、大夫、士三级，大夫为第二级，按“大夫食邑”（《国语·晋语四·文公》），大夫世袭地享有自己封地的收入，除向王室交纳一定的贡赋和提供一定的军役、劳役外，其余全部归他们享用。

西垂大夫应是以今甘肃省天水市一带为食邑，治所在西犬丘，所以西犬丘又名西垂。不其簋是记载周宣王时秦庄公破西戎的铜器，

其铭文曰：“惟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驭（朔）方严允广伐西俞，王命我羞追于西。余来归献擒，余命妆御追于砩，汝以我车宕伐严允于高陶，汝多斩首执讯。……”

李学勤先生认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秦庄公名其。先秦时不”字常用为无义助词，所以簋铭的不其很可能便是文献里的秦庄公。铭文大意云：严狁侵扰周朝西部，周王命伯氏和不其抗击，进追于西。西即西垂，也就是秦汉陇西郡的西县。

不其随伯氏对严允作战得胜，伯氏回朝献俘，命不其率领兵车继续追击，搏战之中多有斩获。（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文物》1980年第9期）。

从庄公起秦邑移居西犬丘。庄公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世父。世父说：“西戎杀死了我祖父秦仲，我不杀死戎王就不敢进城安居。”

于是带兵攻打西戎，把继承权让给其弟襄公。襄公二年，西戎围攻犬丘，世父进击西戎，被西戎俘虏。过了一年多，西戎才送回世父。

襄公七年春天，即公元前七七○年，周幽王因宠褒姒戏诸侯招来大乱，西戎中的犬戎与申侯攻打周朝，杀幽王于骊山下。

襄公率兵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平王感激他，封襄公为诸侯。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土地，并说：“只要你能把西戎赶跑，岐山以东直至丰水就统统赐给你。”到这时，秦才成为一个受封的诸侯国。

关于秦人的族源问题，历史学界、考古学界长期分为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东来说，一种主张西来说。我申述秦人自东向西迁徙的过程，当然对东来说笃信不疑，而对西来说持否定态度。

希望这个讨论能够继续下去，以期最终取得符合历史真象的结论。

为了使讨论更加深入，我认为在研究方法上有两点不可忽视：

首先，研究秦的族源不可忽视《史记·秦本纪》的记载。这是司马迁根据秦人官方的史书《秦记》参之以《左传》、《国语》、《世本》等写成的，其所排秦人建国以前的世系及史迹，在甲骨文、金文中已能找出一部分佐证，

有学者认为秦在非子以前的祖宗世系是伪造的，到非子居犬丘”以后才是信史，秦人可靠的活动都在西方，由此得出结论“秦人本来是西方戎族的一支。这说法是不正确的。

周孝王封非子时就提到非子的远祖伯益，以上八条卜辞说明秦人在商代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蜚廉、恶来保商反周有大量文献记载，

难道这都是伪造吗？

我认为还是用王国维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好，用考古资料印证和补充文献记载，用文献记载鉴定和解释考古资料，在没有充足证据时，不要轻率地把《秦本纪》中的记载定为伪造或伪托。

再者，应该把秦族的渊源与秦文化的渊源区分开来，这是两个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秦族的渊源是指以秦国君主为代表的秦国统治民族的族源，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嬴秦族的初祖、族体的形成、繁衍、荣枯、世系、迁徙，与其他族的关系、文化特征等。

秦文化则指春秋战国的秦国及秦王朝时期境内的文化，包括其统治民族和许许多多被征服民族的文化，还包括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

应研究各种文化因素的异同及接触过程中的互相吸收、融合、同化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特征。

秦人在非子时有人估计有二、三万之众（林剑鸣《秦史稿》第34页），庄公时宣王给了七千周兵，秦襄公立国后依靠周余民及周俘后裔的支持发展起来，以秦国君主为代表的秦族在秦国始终只占少数，而秦国统治的区域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地区，

直到秦孝公时还有“戎狄九十二国”（《后汉书·西羌传》），

举其砪砪大者至少有八族，即砧诸、绲戎、翟、砨、大荔、义渠、砫衍、乌氏，这八族盛时都比秦族人多，

秦国把这些民族征服后，一直采取“从其俗而长之”（《汉书·西南夷传》），即不改变他们的风俗，文化以至社会组织。

所以“秦杂戎狄之俗”（《史记·六国年表序》），商鞅变法时致力于改变“戎狄之教”（《史记·商君列传》）是毫不奇怪的，

这些都是研究秦文化内涵的宝贵资料，然而，这些材料与秦族起源无关。考古学家叶小燕撰《秦墓初探》（《考古》1982年第1期）是对数百座秦墓进行综合研究的好论文，

但概括全文的观点是“秦之先起于西北”，文中的论据就是死者“头向西为主，可能寓意他们来自我国西部”。

但作者没有确定这些头向西的墓主的族属，墓主尚不是秦族而是西戎某族，其头向西与秦的族源有什么关系？

此文若是论秦文化则可，尚旨在论证“秦之先起于西北”，则有结论与论证脱节之嫌。对于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判断其价值的主要根据是看论者阐明观点的论据是否确凿，是否能用不可动摇的论据去证实其观点。

光有观点而无论证，或观点与论证脱节，或证明观点的论据不足为据，那种观点也就成了空话。

何清谷《嬴秦族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