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龙狮之舞——唐蕃英雄记【叁】 -- 京华烟云AMIP

前文说过，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三月，吐蕃人大举进攻河西走廊，被河西节度使崔希逸率军击败。与此同时，唐鄯州都督杜希望乘敌人在青海空虚之机发动了进攻，一举攻克吐蕃的新城，后人考证，这个地方就是现在青海的门源县。

在这场战争中，杜希望属下的王忠嗣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不过，还在贬官中的王忠嗣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杜希望的队伍中呢？要知道，王贬官所在的东阳在今天的浙江，离青海的鄯州相隔几千里，根本不可能归杜希望管辖。而我们翻开史书，就会发现此事的过程相当耐人寻味。

《新唐书》写道：“河西节度使杜希望谋拔新城，或言忠嗣之材足以辑事，必欲取胜，非其人不可。希望即奏闻，诏追忠嗣赴河西。”有人向杜希望推荐了王忠嗣，并认为此战如果想要取胜，就必须用王忠嗣不可，杜听了以后立即启奏朝廷要求把王调来，皇帝马上下圣旨要王忠嗣赶赴河西。

这明显是一出预先安排好的双簧啊！前面表演的是鄯州都督杜希望，而藏在后面说话的却是皇帝自己，为的就是找个好借口让自己的干儿子出山。

不过，王忠嗣也确实没有辜负养父的期望，在新城之战中表现相当勇敢。按照史书记载，唐军攻克新城后论功行赏，王忠嗣独得头功，自然被朝廷顺理成章地提升——“忠嗣之功居多，因授左威卫郎将，专知行军兵马”。尽管与他以前曾经担任过的左威卫将军和代州都督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在皇帝看来，王忠嗣毕竟又回到了凭军功上进的正轨。

这一年的秋天，吐蕃为了报新城战败的仇，大举向唐军进攻。由于敌众我寡，唐军上下都相当害怕，颇有畏难情绪，“众不敌，举军皆恐”。好个王忠嗣，与他爹王海宾当年一样生猛，见形势危急，自告奋勇挺身而出，一马当先向敌军杀去。要说他的武艺也确实了得，史载“单马进，左右驰突，独杀数百人”，一举鼓舞了整个唐军的士气。

王忠嗣不仅在敌人包围中如入无人之境，“左右驰突，当者无不辟易”，而且似乎杀得不过瘾于是还玩出了花样——“出而复合”，也就是杀出重围以后突然又杀了回去，颇有常山赵子龙在长坂坡七进七出的遗风。敌人遭此突袭阵脚大乱，挤成一团互相践踏。随着“贼众遂乱”，唐军上下趁势发声喊，壮着胆子纷纷掩杀过来，“三军翼而击之”，吐蕃终于大败。

不用说，王忠嗣这次又立下了无可争议的头功。深感养子给自己长脸的玄宗皇帝大喜，于是官职和荣誉自然滚滚而出，“诏拜左金吾卫将军同正员，寻又兼左羽林军上将军、河东节度副使，兼大同军使”，小王终于成为方面大员。河东节度副使是节度使的副手，这个军区在今天的山西，主要是为了防御北方蒙古高原的突厥人而设立。

到了两年后的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三十四岁的王忠嗣已经是河东节度使兼代州都督，并拥有御史大夫、云麾将军等一堆官衔。一年之后，王忠嗣调任朔方节度使兼灵州都督，按照《旧唐书地理志》所说“朔方节度使，捍御北狄”，王忠嗣开始主持帝国北部边疆防务，辖区相当今天宁夏全境、内蒙古河套南北地区、陕西北部以及甘肃一部。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朝组织了一场针对奚怒皆的讨伐行动。所谓“奚怒皆”，其实是一个人的名字，是奚族内迁唐朝的酋长，此时在桑干河源头附近也就是山西北部朔州作乱。后人考证，此战发生在朔州马邑县、代州雁门关北一带，由于主战场的关系，担任朔方节度使的王忠嗣自然成为了唐军总指挥。

此战进行得极其惨烈，唐代大诗人李白有一首乐府诗《战城南》，道尽了天宝年间唐王朝发动的几场大战的残酷，而起首头一句，说的就是这场“桑干源”之战：

“去年战，桑干源，

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

秦家筑城避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王忠嗣的部队在这场战争中表现相当出色，史载“三遇三克，耀武漠北，高会而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网文看到“奚怒皆”带了个“奚”字，就错误地以为唐军讨伐的是东北的奚人，甚至附会成唐军大破契丹与奚人的联军，这完全是胡乱联想的结果——战场并非在东北而是在山西北部，那里是唐朝与后突厥汗国的边界。

这场战争爆发时，后突厥汗国已经过了它的巅峰期，正逐渐向深渊滑落。公元734年，后突厥最杰出的统治者——毗伽可汗默棘连被大臣毒杀，默棘连在位期间一直与唐朝保持着友好关系，甚至不惜“父事”唐朝皇帝，他的死不仅标识着后突厥汗国繁荣时期的结束，而且也引起了汗国内外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对此，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在其名著《草原帝国》中写道：

默棘连的死引起了一系列动乱，在动乱结束时，突厥帝国崩溃了。不久，默棘连之子伊然可汗也去世，由其弟登利可汗继位，年轻的登利可汗在默棘连遗孀的辅助下进行统治。然而741年登利被其部下左杀处死。人们认为左杀已经宣布自己为乌苏米施可汗。

这一事件标志着突厥帝国的结束，因为乌苏米施可汗立刻就面临着三个主要的臣属突厥部落的反叛，它们分别是居住在今古城周围的拔悉密部，地处科布多和色楞格河之间的回纥部和巴尔喀什湖东端，额敏河附近的葛逻禄部。

身为唐帝国朔方军区最高指挥官的王忠嗣立即敏感地意识到，也许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边境隐患的机会终于到了。他果断地采取了行动，率领大军驻扎在吕梁山中黄河边的碛口，“以威振之”。与此同时，他又派人挑拨上面所说的拔悉密葛逻禄、回纥三部与后突厥的关系，“纵反间于拔悉密与葛逻禄、回纥三部落”，导致三大部族进攻并赶跑了乌苏米施可汗。

到了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在三部族之一的拔悉密部的追杀下，乌苏米施可汗死于非命，可汗的人头随即被献给唐朝，“传首京师”。一年之后，后突厥最后一任可汗——白眉可汗被三部族中的回纥部杀死，困扰了唐帝国半个多世纪的后突厥汗国彻底灭亡，以东、西突厥汗国为代表的突厥正统——阿史那部族也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自此，王忠嗣统辖下的帝国北部边疆再也没有敌手，史载“塞外晏然，虏不敢入”。养子立下如此大功，玄宗皇帝自然大喜过望，他下令将王忠嗣调任，回到更舒服一些的河东节度使岗位，同时加封帝国公爵。“徙河东节度使，进封县公”。

到了天宝五年正月，王忠嗣当年的死对头、玄宗皇帝曾经的宠臣皇甫惟明因与李林甫争权失利而罢官，其河西节度使的官职被玄宗转授给自己的养子，不仅如此，王忠嗣又兼任了陇右节度使，“忠嗣以持节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陇右节度使。其月，又权知朔方、河东节度使事”。

此时，王忠嗣身兼河西、陇右节度使，同时还代理朔方、河东节度，他一人担任了四个节度使的职务，而唐朝当时只有十个节度使，也就是说王一个人就占了其中的40％！那么，他究竟掌握着多少军队呢？

按照《资治通鉴》引用的唐朝史书《唐历》记载，唐朝在742年分布于各军镇的兵力是48.69万：安西节度兵24,000，北庭节度兵20,000，河西节度兵73,000，朔方节度兵64,700，河东节度兵55,000，范阳节度兵91,400，平卢节度兵37,500，陇右节度兵75,000，剑南节度兵30,900人，有岭南五府兵15,400。此外又有长乐经略，福州领之，兵1500人。东莱守捉，莱州领之，东牟守捉，登州领之，兵各1000人。合计镇兵约49万人，马8万余匹。

而王忠嗣一个人统率的兵力，就达到了267,700人，占全国所有镇兵数量的55％！或许有人说了，上面的只是唐朝边防军的兵力，并不代表唐朝军队的总数，因此王忠嗣所占的比例其实没有那么高。此说固然有理，那么我就回过头看看当时的唐军总数吧。

在另一部唐朝史料《旧纪》写道：“是岁天下健儿、团结、彍骑等，总五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三。”研究者认为，“五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三”这个数字是兵部掌握的在籍军队总数，“彍骑等”指中央宿卫军队，而健儿、团结则是边军，可即使以唐军总兵力而言，王忠嗣所指挥的部队比例仍然高达46.6％！

他一个人占据着各大军区司令中40％的位置，他一个人掌握着帝国将近一半的部队，天啊！与王忠嗣相比，后来那个闯出滔天大祸的安胖子的职责（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和兵力（兵183,900，占帝国总兵力的32％）简直就是浮云，他如果要谋反的话……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因此《旧唐书》不无感慨地写道：“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

可这位控制着倾国之兵的王忠嗣却偏偏是个大忠臣，不仅自己一直毫无特殊的想法，而且还时刻警惕着其他人的异动，比如他对那位安胖子就一直——史书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安禄山意图谋反，他以防御契丹和奚人的入侵为借口，在范阳以北修筑雄武城，对外宣称是防御工事，城内却储存了大量军用物资并窝藏亡命之徒，“内贮兵器，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洛河八千余为己子，又蓄单于获真战马数万匹，牛羊五万余头”。

安胖子还打起了王忠嗣属下那些在与突厥人的厮杀中身经百战的劲旅的主意，于是向朝廷申请让王忠嗣来帮忙，其实是想趁机把王的部队给留下。既然皇帝答应了，王忠嗣也不好推辞，但怎么才能避免对方阴谋得逞呢？

也许是想起了当年孔子见阳虎的故智，王忠嗣也照方抓药，故意提前到了约定的地点，然后不出所料地发现对方没有到场。节度使的时间多么宝贵，自然不能浪费，于是王忠嗣就宣称太遗憾了，既然安节度没有来，那我只好先回去处理公务了。从此以后，王忠嗣彻底看穿了安禄山谋反的野心，于是频频向自己的养父提醒，“数上言禄山必反。”

也许在王忠嗣的心中，自己仍是当年那个“入见帝，伏地号泣”的孩子，但是这时候，他的养父还是那个抚着他说“此去病孤也，须壮而将之”的慈祥皇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