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1君子与圣人 1君子与小人 -- 桥上

四、作为孔子学生的“士”与作为四民之首的“士”

孔老夫子及其学生们在《论语》中也多次提到“士”，例如：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第四》）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第八》）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论语颜渊第十二》）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第十三》）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论语子路第十三》）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第十四》）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论语子张第十九》）

这些言论说的都是对孔门弟子的要求，前面提到过，孔老夫子对学生的要求有两种，一种是“君子”，另一种就是“士”了。那么这些“士”都指的是哪一种“士”呢？这就要从孔子学生的来源说起了。

本来“公学”的学生，自然是都有“君子”的资格，“公学”要培养的当然也都是“君子”。到了孔老夫子办私学，开始大概也想只收“君子”，只培养“君子”。所以在《左传》和《论语》中，有多处反映孔老夫子是以成为“君子”作为对学生的要求的。不过到了后来，可能是出于扩大生源的考虑，孔老夫子降低了录取标准，所谓“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第十五》），所谓“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第七》），都是此意。因此孔子的学生们，就大都没有“君子”的身份了。

由于孔子的学生们大都没有“君子”的身份，这样他们要想在“公家”任职并成为“君子”就很难，即使要当上低级官员“士”——最低级的“君子”——都不容易，更不用谈更高级的官员了。他们既然做不成“君子”，就只好去当“家臣”了，《左传》中所见的孔子弟子大多只是“家臣”。因此，孔老夫子上面所说的“士”不太可能是指最低级官员兼家长那种“士”。

所以我觉得《论语》中提到的这些“士”都是指一般成年男子。也就是说，一开始，孔老夫子在要求学生的时候，还以“君子”为标准，他的学生们也都追求成为“君子”。但现实是残酷的，他的学生大多数只能去当“家臣”，成不了“君子”。所以到后来，孔老夫子在谈到对学生的要求时，只好说做人（“士”，只包括男人）应该如何如何了。

孔老夫子说做人（“士”）应该如何如何，又被后来者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士”才产生出了新的意义，对比《论语》和《孟子》中极为相似的两条，就可以看到这个变化。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第五》）。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盡心下第十四》）。

这两条显然说的是一件事，孔老先生的话也是同一段话。

两条中上面一条孔老先生所称“小子”是指他的门人，到了下面一条孟老先生那里，直接就改成“士”了，可见孔子后学们已经有把求学的门人统称为“士”的趋势。

这也与当时的情势有关，由于礼崩乐坏，在春秋战国之交以降，“士”——最低官职的“士”——的继承者们已经不一定能继承自家的职位，不一定能在本家任职，不一定能在本国的公家任职，甚至不一定能在本国的私家任职，而且最重要的是不一定再以家族为单位，单个人的流动越来越多，就产生出了一个庞大的流动人群。

这些人大多是统治者“部族”的成员，过去往往都有成为“君子”的可能性，寻求的又是最低级的职位，同时一般都是青年男子，在那些各类大师们那里求学的也大都是这一类人，用“士”来称呼这样一个流动的人群也就顺理成章了。

余英时先生也曾就“士阶层在春秋战国时代所发生的变化”指出：“这种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起于当时的社会阶级的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与下层庶民的上升。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民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这就导使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一、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二）“封建”秩序的解体与士阶层的兴起》 （p 013））。

在余先生所指出的这种大变动之下，于是“士”的两个义项会合了：“男子通称”缩小，不再包括“庶人、工、商”之类，至于一般男子的通称则被“匹夫”、“丈夫”、或干脆就是“男子”取代；“最低官职”扩大，不再一定是家长，也不一定还是原来统治“部族”中有资格的人。

但是这两个义项会合后只是擦身而过，互相交换了一些概念，随即很快就各自以新的面貌出现了。“家长兼最低级官员”下滑成了兵头将尾，与“兵”和“卒”连称“士兵”、“士卒”，直到今天还是这种用法，与当初“士”们身列“国人”，立于朝廷之上不可同日而语了；至于“男子通称”的“士”，被孔子后学们赋予新的意义之后，形象越来越高大，逐渐孕育出后来四民之首的“士”。

另外，在《左传》中还有另一个常见的词叫作“民”，我认为是指与统治者同一“部族”（“姓”，一“国”的统治者可能不只一“姓”）的人群，他们住在“国”内，充当战士，也是“庶人”之一种，与余先生描述的“士阶层”有些类似。

至于担任最低级官职同时身为家长的“士”，则与四民之首的“士”有两点重要区别：

第一点，前者是家长、而且是世袭的，一般只出自统治“部族”。因此这种“士”显然不会是一种“民”。但是这个区别随着家族体系的崩坏逐渐消失了，“士”虽然还包含家长，但家族变小，也不再是行政与军事基层单位。而且统治集团逐渐吸收了一些原来统治“部族”之外的人，官职也不再全部世袭。

第二点，后者主要是“文”士，前者则或被称为“武”士，但这种说法不很准确，其实春秋时的“士”是集文武于一身的，这也和当时的家族制度有关。作为家长，同时还是最基层的行政和军事长官，当然无论“文事”还是“武事”都得管，“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既要在战车之上大打出手，也要在朝堂之上揖让进退，更要统领族人，保家安民，不可能有分工的余地。这一点改变得比较慢，其改变也与家族体系的崩坏有关，家族体系的崩坏为社会分工提供了条件，文官和武官逐渐有了分别。

到了后来，尤其在和平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最大量的统治阶级还是要从事“文治”的，所以后来四民之首的“士”——“文”士——才能大行其道。

余英时先生曾指出：““士民”的出现是中国知识阶层兴起的一个最清楚的标志。”（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一、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二）“封建”秩序的解体与士阶层的兴起》 （p 021））。我觉得，可能一直要到后来出现了科举，“士”直接与科举挂钩，“文”的意味加重，进一步限制了“世袭”，“士”这才最终与“世家子弟”区隔，最终形成了某种“知识阶层”。

• 《左传》人物事略01附：重耳在外1/4
• 《左传》人物事略03附：赵简誓师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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