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漫话打通国际 -- 灵武秋风

记得有个时期，几乎所有公园都闭门谢客停止营业，因为帝王将相封资修。不过也分人。像北京的北海公园，就听说成了江阿姨的跑马场。

一次出差到岳阳，想去如雷贯耳的岳阳楼，可惜也不开放。好容易来一趟，不死心。于是敲开门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人家一看解放军，泪都快下来了。家里存折都敢托付，还有啥不能的？于是，俺成功登上千古名楼，体验了一把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的喜洋洋。

说实在，岳阳楼比想象中矮小得多，挺让人失望。它出名很大程度要感谢范仲淹。设想下，要没崔颢王勃王之涣，黄鹤楼滕王阁鹳雀楼还会天下皆知，让后人花大把银子夸张重建吗？

所以啊，要流芳百世，本身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传世咏叹来包装。文由楼而生，楼是文之托。记住了文，也就记住了楼。要不，怎么爱乌及“屋”呢？

当年去得最多的，是驻地旁的武侯祠。也不对外开放，除了解放军。早上出操只要出营区，一准要转进这里。然后就地解散，方便大家四下施肥。那园子古树参天庙堂败落，却满眼楹联牌匾，久而久之闭目能颂。最大的一副，至今还能牢记：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俗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蜀国在云贵川一带，现在常指四川。之所以难治易乱，恐怕与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四川地处中国西南部，走旱路从汉中南下入川，当头便是峥嵘崔嵬的剑门天下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李白说“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让人听了头皮发麻。走水路从长江逆流西上，刚领教完巫山云雨迎面就见夔门天下雄。夔门在瞿塘峡口，杜甫说“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陡壁夹道一线天，掉块岩石就是锁。难怪刘禹锡哀叹“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

进出不易在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未必是坏事。这一片在汉代叫益州，诸葛亮一句“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从军事经济到政权，把好处都说全了。

按说物质丰富易守难攻容易割据，是建立红色政权的理想所在，可当时中共的三大苏区都不在四川，这里连正规红军番号也见不着。30年7月，山西一支千把人的队伍就扛起了红24军大旗。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不过200来人，也叫响了红26军番号。可后来发展到万把人的川东红色武装，只叫个“游击军”。直到33年11月与红四会师，才给了红33军的正规番号。

其实不奇怪。谁叫四川的农民运动没有湘鄂赣粤来得火爆呢？要是北伐军也打四川路过，本地军阀作鸟兽散，CP随后跟进满世界撒网建农会，中国革命的历史咋写还真不好说。据说斯大林老早就看好四川，30年5月他在莫斯科曾对周恩来说：有四川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就有办法。

老斯看上四川，除了自然经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距离相对离得近。1922年底，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向苏联讨援时就曾提出：“我现在可以调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希望“得到武器、弹药、技术、专家多方面的援助”。当时，国父的对手是直系大佬吴佩孚：“我必须很坦率地说，我的真正敌人肯定将是吴佩孚。”（《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借助外援打败对手夺取政权，肯定是捷径。

老蒋对四川也是情有独钟。这更多是考虑到一旦抗战爆发，能有个踏实的安身之所：“大家要晓得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树立伪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一定可以复兴。日本人无论在东四省或者将来再在华北弄什么伪组织，都不相干都不足致我们以使‘死’命！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了，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蒋介石《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的关键》1935年10月8日）

后来，八年抗战，重庆成了陪都。小鬼子自始至终没能踏上四川半步，只好玩命轰炸以泄愤怒。

最早踏上四川的红军是四方面军。不过，这倒不是什么战略决策，而是走投无路的唯一选择。1932年底，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从鄂豫皖一路西退的红四从陕南进入了四川。据当事人回忆：

眼看严冬就到，冬服不能补充，我们便都要冻死陕南山头，乃决定前往川北…该地由四川军阀盘踞，素不愿外省军队入境。我们一旦进入川北，敌军因对四川军阀有所顾忌，不会追击我们，他们只能停留在汉中…（张国焘《我的回忆》）

我军进驻西乡以南的钟家沟地区，已是十二月中旬…这时，我们从敌人报纸上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成都一带混战，有隙可乘，于是决定进军川北。（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方面军在钟家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和讨论了进军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决定立即翻越巴山，首先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红四方面军战史》）

红四从陕南进入川北，占领了通南巴。这本是四川军阀田颂尧的地盘。四川人多，军阀也多，还都想当老大。为了一亩三分地，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窝里斗一锅粥。唯一齐心的，是不让外人染指。国军想入川？不让。如今红四不请自来登堂入室，老田着了急。33年1月下旬，老蒋就手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凑了差不多六万人马对红四三路围攻，以收复失地。

（地图：1933年 通南巴）

战斗打响前几天，共产国际驻上海办事处给红四发来电报，强调通南巴意义重大：

急需预先提醒你们避免犯这样的错误：不要将你们的基地迁到大巴山。你们的基地应在南江通江和巴中地区一带，这几座城市应该作为你们的中心和立脚点。…要记住，现在你们找不到比四川东北部更有利的条件。立即电告你们决定的详细情况。（《共产国际远东局给红四的军事指示》1933年2月13日）

共产国际对红四退入四川格外关注，大概跟斯大林的暗恋已久不无关系。所以，莫斯科不仅没和中共一起斥责鄂豫皖的失败，反倒对红四的选择赞许有加。同时明明白白告诉中共，在川陕－新疆这个方向上发展，意义重大。

我们积极评价第四军主力向四川转移。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有很大意义（《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电》1933年3月22日）

川军的三路围攻在红四眼里只是小儿科。没比划几招，川军便在空山坝惨遭大败。红四得利不饶人乘势全线追击，直到嘉陵江边。这不光粉碎了围攻，还大大扩张了地盘，“使川陕苏区得到巩固并扩大到北起陕西镇巴、西乡南部，南至仪陇、江口，东达万源，西抵广元、苍溪城附近的广大地区，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余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赚了总比赔了让人高兴。上海办事处主任埃韦特对红四的胜利欢欣鼓舞，发现四川值得更大期待。瞧瞧他给莫斯科的报告：

…四川形势较好。我们的第四军团…取得了新的无疑是巨大的胜利…在一年内，我们可以在这个省建立起比江西目前的基地更有意义的基地和地区。（《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6号报告》1933年7月28日于上海）

把四方面军叫“四军团”现如今几乎见不到了，当年这可是常见称谓。不光共产国际，中共上海中央局也是如此。还有，后来从鄂豫皖出来的红25军，也是如此：

…老蒋对红四军团的企图消息非常灵通…敌人时按红军之行动作有计划的布置，这事情严加检查注意。（《吴焕先给国焘昌浩向前的信》1935年5月30日）

为了在一年内超过江西，埃韦特觉得需要加强四川的领导层。他认为“在这个地区党的领导很薄弱”。因此，“我们想往四川派个人去。我们需要给那里的苏区派一位懂政治的好专家。”（《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3年10月1日于上海）

三个月后，老埃再次提到他的担忧：

在四川，政治领导很是很薄弱的。那里有经验的领导同志很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政治方面相当不稳定。（《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1号报告》1934年1月27日）。这是在说谁？

然后，推荐了一位叫米尔顿的：

像米尔顿这样的同志，在那里作为政工人员会很有帮助的。这个地区关系重大，在我看来，有很大发展潜力，从将来的战争角度看具有很大的政治战略意义。（同前）

除了政工干部，军事顾问也很重要：

米尔顿去四川，绝不能消除为四川派军事顾问的必要性。（同前）

这个搞政治的米尔顿何许人也没有查到，不过显然不是那个米尔顿弗里德曼。后者是搞经济的，还得过诺贝尔奖。

中共同样为四川的局面欢欣雀跃，也向国际提议派高人前去操盘。谁堪此任？

致政治委员会，抄送王明和老板。

…为了加强军政工作，中央和上海认为，有必要向那里派最强的同志。我们建议派王明和弗雷德。（《李竹声给国际的电报》1934年2月27日于上海）

“老板”指康生，“中央和上海”应是中共政治局和中共上海局。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弗雷德（弗雷德施特恩）是共产国际驻华的总军事顾问。李竹生嘛，前身“28个半”之一后身改换了门庭，时为中共上海局一把手。

王明和弗雷德要真去了四川，剧情一定很生动。王明PK国焘&徐帅PK弗雷德，让人想起博古VS润之&彭总PK李德。

再说老蒋这边，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田颂尧大败而归后，老蒋又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统领各路川军20来万，于1933年11月向红四发起了六路围攻。十个月后，老刘步了老田后尘，围剿再次以失败告终。

1934年秋弗雷德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四川的发展前景和需求：

毫无疑问，四川苏区就自己的有利位置、自己的实力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而言，可以在中国苏维埃化的事业中发挥极大的作用。

四川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太软弱。四川红军今后的发展取决于人员和武器弹药飞机的援助－－（《施特恩关于支持四川省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建议》1934年9月16日于莫斯科）

从军事上看，这个判断不无道理。

与此同时，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正在准备大撤离。

打仗拼的是资源。红军只有二亩薄田，每次得胜之后得赶紧收拾家当迎接下次对抗。国军不一样，全国的军队和资财为我所用，打完了再调便是。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围剿，国军打跑了武汉东西两侧，严重威胁京汉铁路和长江水道的红军。再来一次围剿，又把中央红军轰出了江西。开辟了通南巴的红四扛住了三路围攻六路围攻，面对山雨欲来的新一轮川陕会剿，手里头寸明显枯竭。用张国焘的话，“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徐帅也曾回忆：

川陕根据地后期的情况，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民穷财尽。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兵员补充没兵员补充，别说部队打仗，就是生存都成了问题。如果敌人的“川陕会剿”来临，我们缺乏支持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既便咬紧牙关，勉力支撑，但毕竟难以持久。要想再打一场类似反三路围攻或反六路围攻那样的战争，说到底，叫心有余而力不足。（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树挪死人挪活。鄂豫皖待不下去了才来的通南巴，结果红四大发展。如今通南巴也不中了，换个地方，没准又是一次飞跃。1934年11月中旬，红四在巴中清江渡召开军事会议，徐帅提出了川陕甘计划：

会议期间，我们介绍了中央红军转战的情况，并制订了向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基本的指导思想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重点夺取甘南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并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以打破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地图：1933年 甘南 碧口）

此时中央红军已开始长征。留着鄂豫皖的红25军，也循着当年红四足迹一路向西开始了长征。

1935年1月22日，红四向西发起进攻拉开广元昭化战役序幕，以遂行川陕甘计划。同一天，红四接到中央电报，也要求红四“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以接应中央红军：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中共政治局及军委致四方面军电》1935年1月22日）

一周前，中共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从传达提纲看，中央红军渡长江去川西找红四，是会议的“一致决定”：

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

中央红军来四川，除了政治经济地理敌情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红四在此。落魄时投亲靠友借光取暖，是一种无可厚非的本能。

再往前半年，五次反围剿还在进行时，中共就开始为撤离苏区做准备了。国际驻上海代表曾报告说：

中央苏区的危险形势。…秋天敌人会全力从四面猛攻我们已经大大缩小了的中央苏区…（中共）中央说：“否则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1934年6月2日于上海）

去哪儿去呢？要到四川找红四，就得过长江，这不是件容易事。而去湘西找红2军团，则容易的多：

如果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突破，那长江还会长时间成为我们同4军团建立有效联系的很大障碍，而同正在转移的贺龙2军团取得联系，进而建立新的苏区，将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同前）

这个报告发出两天后，国际派到上海另有公干的赖安也给自己的上司写了封信。从内容看，撤离中央苏区的想法，还要往前推半年：

约在6个月以前，他们改变了立场，并至今坚持这样一种看法：…中央红军主力“迟早”将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换句话说，这些同志，特别是从去年12月起，一方面阐发了关于本阶段在中央苏区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决战的失败主义“理论”，而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仍在考虑红军能否“坚持”到春季或夏季，而现在是到秋季的问题…（《赖安给哈迪的信》1934年6月4日于上海）

赖安说的“他们”，指驻上海的埃韦特等人。老赖显然认为“他们”过于悲观。从现看来，这种悲观并非没有道理。

在老蒋地盘上，红军可不是来去自由想去哪就能区哪的。1934年12月18日中共黎平会议，决定放弃去湘西，而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1935年1月1日中共猴场会议，决定在川黔边广大地区转入反攻，建立川黔边新的苏区根据地。再往后的遵义会议，中共又决定来四川的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

就在要求红四“全力向西线进攻”的电报发出一周后，1月28日红一“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只好在赤水河边扭大秧歌迷惑国军。2月16日，中央给红四和2、6军团发电报，告知要在川滇黔创造根据地，三方呼应求生存：

敌…集中主力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长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致国焘徐陈项（英）贺任萧王电》1935年2月16日12时）

机会是创造出来的。几经辗转腾挪之后，4月25日“军委致各军团：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5月上旬，中央红军终于从长江上游过了江，进入四川。

兄弟见面在即，前路光明无比。6月16日，一封落款“朱毛周张及中央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的电报，发给了“张主席徐总指挥陈政委并转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兴奋之情跃然字面：

…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携着手，打大胜仗，消灭蒋介石、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

朱毛周张的张，是张闻天，即洛甫。

这天中央还发了一封电报，为红一四会师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朱毛周张致张徐陈各同志电》1936年6月16日）

咦，川陕甘，35年11月徐帅在清江渡会议上不就提过嘛！其实更早，34年3月，中共陕西党组织就提过：

陕西党建议中央的几点：…令红四方面军分出一部力量进攻陇南胡宗南之第一师…该师近在西北与陕甘各军对立形势日益恶化，我们乘机消灭了它，可将苏区扩大为川陕甘边区…（《吴越关于西北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34年3月12日）

别看都瞄上了川陕甘，各自想法可不同。陕西是指望背靠红四大树底下好乘凉，红四是为眼前生计去开拓新空间，而中央，则是为了背靠国际卷土重来。

中央川陕甘计划的配套措施是“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这一点，莫斯科也想到过，那是在红一长征出发前：

据我们所知陕北的游击运动很发展…将陕西的运动与四川的运动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新局势，就是一方面川陕苏区有了广大的根据地及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所以我们提议中央与四川陕西的党，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康生和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号信》1934年9月16日于莫斯科）

康王是国际的传声筒。不知中共高层是否看到这封信，因为一个月后长征就开始了。

红四发起的广昭战役，既为了自身发展，也应和中央指示。可惜，打得不顺。

嘉陵江是条北向南流的长江支流，红四向西发展必须渡过此江。位于嘉陵江岸边的广元昭化，正好挡住前进通道。此时这两座城池已由胡宗南的丁德隆旅接手了防务。广昭的外围战斗红四占了些便宜，攻城可就一筹莫展了。老丁凭坚固守，想打援吧老胡又不上当。到月底，“方面军鉴于昭、广未下，无法大举西进…乃放弃原定战役企图，主动撤广昭之围”。（《红四方面军战史》）

红军装备太差，没啥重武器，攻打坚固城池确实费劲。当年的国军战报曾如此描述：

…匪连年窜扰，损伤颇多，初级干部能力低劣，子弹尤感缺乏，故攻击动作多在夜间…所用手榴弹概用洋铁罐土药制造，不足伤人…匪善内线作战，常用各个击破之法，故我军前进时，应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为妥…匪常指定精确射手，专击我指挥官…（国军《第1师四川广元昭化战斗详报》1935年1月）

打不下广昭，难不住红四。徐帅一看向西不成，于2月3日迅速向北发起了陕南战役，力图调虎离山。老蒋果然中计，把老胡的丁旅北调阳平关，由川军进驻广昭。3月28日红四再次挥锋西指，一举突破川军的嘉陵江防线，达成西进目的。到4月21日，红四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2、300里的广大地区”（《红四方面军战史》）。而通南巴，则走进了历史。

对于撤离川陕苏区，徐帅后来回忆说：

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它的复杂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长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凑到了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枪，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要好得多。（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6月中旬，红四和远道而来的中央红军在懋功会了师，也就是现在的小金县。

两大红军会师后，下一步，是执行川陕甘计划。这必须向北突破国军封锁线，首当其冲先拿下松潘平武：

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张朱毛周致国焘昌浩向前电》1936年6月18日21时）

此时把守平武的是四川军阀田颂尧，把守松潘的，正是红四的冤家胡宗南。

川军总归比中央军好打。中央的意图是打田颂尧，如果没可能，只好放弃川陕甘，去川西南发展了：

国焘同志：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打田敌方面是否尚有若干可能？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须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因北出草原游牧地，此时极少可能，只有坚决的川西南方针才是出路。…兄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张朱毛周致张国焘电》1936年6月20日4时）

此前一天，在川军猛攻下红四放弃北川西撤。要出兵平武地形不利，唯一出路只有松潘。当天，国焘和徐帅联名给中央回电说：平武地形不利我方进攻…同意打松潘。

6月29日，红军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7月2日，焘徐陈致电军委，建议：打胡主力…最好由四方面军任之。一方面军可占阿坝一带，创造后方，暂休息补充，作四方面军预备队。

其实西渡嘉陵江后红四就打过松潘，没能得手。徐帅回忆：

我军刚到川西北时，计划占领松潘，但因行进困难，才被胡宗南部抢先一步扼控，打了一下，攻不动，退到镇江关一带。这次调兵上去，准备再打松潘，是硬着头皮干的。

硬着头皮二打松潘，还是没得手：

由于松潘那带地形险要，胡敌兵力众多，凭碉固守，我军火力不行，不论正面突击或迂回攻击，均难凑效。（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8月3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发布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改打松潘西边的阿坝：

我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现特改以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夏洮战役计划》1935年8月）

当年把西南一带的藏族叫番族，番反指的是反动藏人。

8月31日，红四在上下包座歼灭国军49师，打通了北上门户。9月上旬主席等不失时机率一三军团迅速北上，国焘却变了主意，下令红四掉头南下。这期间，发生了那个著名的草地密电。

（图04c：（红一方面军长征，甘特图）

咦，不是“北出草原游牧地，此时极少可能”吗？没错，那是6月份，到了8、9月情况大不同。因为草地“5、6月天气虽好，但雪浅处均化湿，泥泞满地，往往深至3、4尺，人马通行将极不便。8、9月间为最好走路的季节…”（《红四方面军关于松潘一带情形续报》1935年）。恰巧最好走路的季节红四打开了北上门户，天意啊！

反观国焘，北上通道开了，反倒以为“只有坚决的川西南方针才是出路”。川西南真的有出路吗？

国焘后来回忆说，“那时北进是很不利的…同时，我们的南面，敌军有些已经调离，绝未猜测我们会乘机南下…我们的计划是：乘敌不备，南下成都西面的天全芦山一带地区…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做法”。

国焘觉得川军好对付，没想到人家也是可以提高的，而且尾随中央红军入川的中央军，难道会袖手旁观？一旦加入进来，是个啥状况？

红四再次穿越草地。南下之初占了不少县城，10月24日又开始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国军报告记载：迨11月1日至23日，宝兴、芦山、天全、荥经四县又被匪陷。（《重庆行营报告书》）

与此同时，已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于11月12日给朱张徐陈发来电报说：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邓、杨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钳制川敌主力残部，川陕甘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

从战略方向看，中央与红四不谋而合。只是，都有点低估对手，以及中央军的积极介入。

中央电报里的刘邓杨分别是刘湘邓锡侯杨森，都是四川首领。此时川军经过老蒋整肃，淘汰了三分之一的老弱病残，战斗力提升。老蒋的飞机大炮也频频前来助战。“这一带的战斗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威力。我军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防线完全被击破，我军正乘胜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追击，可是到了9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们上空，作地毯式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三百几十名伤亡中，竟有近300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同时，在这次战役中，敌人所建立的碉堡阵地，威力较前也大有进步。”（张国焘《我的回忆》）

11月下旬的百丈一战，红四伤亡了近万人，大伤元气。之后，在国军碉堡封锁线压迫下，红四东出南下都不可能了。

中央军也没闲着。36年2月初，老蒋集中了薛岳6个多师的兵力，在川军配合下发起了天庐战役，向西大举攻击。据国军战报称：

本路军以收复天、芦之目的…决战时之景况：

连日阴雨绵绵，惟我总攻之2月21日，则天气晴朗，阳光微照。陆空炮之协同，甚称圆满。土匪虽高沟深垒，占地形之绝对优势。然以我军攻击精神之旺盛，兼得空炮之有力协助，其活动即大受压制。…11时，我第5师克复老熊岩、八岭寨时，双方激战约一小时，连续肉搏数次，匪伤亡枕藉，纷纷溃窜…我第90师克复三块田、金竹林、香樟树时，空军不断轰击，步兵得在其掩护下勇往迈进，接近匪阵地或山脚，彼此则密掷手榴弹，白刃冲锋。当此时也，烟火弥天，血肉横飞…土匪除一部逃窜外，尸遗遍野，亦云壮烈矣。（国军《剿匪军第二路军薛岳部于四川天芦附近诸战役战斗详报》1936年2月）

飞机大炮加训练有素优势兵力的中央军，力量对比太悬殊，没法防。

2月中旬，红四被迫退入西康告别四川。让“南下没有出路”“南下只能到西康”的懺语成了真。

（图04d：1933年四川，天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