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0-1 -- 桥上

研究〈左传〉成书年代，前人也曾用过力量，获得一定的成绩。可惜每每只用一种方法，没有从内及外，更没有搜集正反两方面资料来解决矛盾，导致作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我的这篇考证，对于前人研究成果有所取，也有所不取。但不是由于不合己意而不取，仅仅由于它缺乏科学性和逻辑推理不足而不取。就是符合己意的，也因此而不用。因为用了它，反而不能够取信读者。

论断《左传》成书年代，首先要引崔述《洙泗考信余录》：

战国之文姿横，而《左传》文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于秦？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

崔述这些话，有对有不对，现在不加讨论。但他推定《左传》作书之时，上距定公、哀公不远，下也不会在战国后。虽然此段时间相距很长，但作为第一位认真探讨《左传》成书年代的学者，其结论还是值得重视的。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

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

司马迁上文所谓《春秋》，实指〈左传〉，前人已有定论，现在不再重复。读者参考近人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司马迁所称春秋系指左传考》也足以了如指掌。不然，《春秋》在当时最多不过一万八千字，为什么“为王不能尽观”？《春秋》和《左传》近二十万字，才“为王不能尽观”。孔颖达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中引刘向《别录》也说：

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

《别录》的二种《抄撮》，就是司马迁的，《铎氏微》和《虞氏春秋》。《汉书艺文志》有《铎氏微》三篇，班固自注说：“楚太傅铎椒也。”又有《铎氏微传》二篇，班固自注说：“赵相虞卿。”那么，铎椒、虞卿节录《左传》成书，不但武帝时司马迁看过，刘向、刘歆整理西汉末皇家藏书时，并曾整理过，这是十分可信的。而且，《战国策楚策四》并有下列一段文字：

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

“于安思危”二语，实际就是对《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引意。古人引书，一般不拘泥于文字，只是大意相同便够。

铎椒为楚威王太傅，因作这书。楚威王元年为公元前三三九年，末年为前三二九年，铎椒作《铎氏微》或《抄撮》，不出这十一年间，足见战国时代的上层人物都喜爱《左传》。虞卿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三〇五——前二三五年。从这以后征引《左传》的更多。刘师培《群经大义相通论》中有《左传荀子相通论》，其中虽不免有附会之处，但《荀子》征引《左传》，实无可疑。现在仅举二条为例。《荀子大略篇》：

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

这和隐元年《传》“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基本相同。而且荀卿还怕后人误会尸体为未经入棺之尸，又加以“柩”字表明它，足见这是荀卿引《左传》，不是《左传》用，《荀子》。又《致士篇》说：

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勿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

襄公二十六年《传》也有此文：

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勿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

两者只有几个字的差别，所以卢文弨说《荀子致士篇》“此数语全本《左传》”。

其后《战国策》（如《魏策三》用僖公二年和五年《左传》，称《左传》为《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无不征引《左传》文字。《吕氏春秋》、《韩非子》二书征引尤多。刘师培有详细考证，见《读左劄记》。至于西汉，从汉高祖《赐韩王信书》用《左传》哀十六年语以至《淮南子》、《贾谊新书》，文帝作诏书（见《史记文帝纪》二年），武帝制令（见《史记三王世家》并《索隐》）也曾征引《左传》，司马迁作《史记》，征引更多。其后哀帝封册（见《汉书王嘉传》）以至刘向作《说苑》、《新序》、《列女传》，都用《左传》故事。《左传》从成书一直到今天，流行于世，未曾断绝。

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二七九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国古墓，发现不少竹简古书。其中有一种叫《师春》的，据《晋书束皙传》和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说，完全抄录《左传》的卜筮事，连上下次第及其文义都和《左传》相同。杜预和束皙都认为“师春”是抄集者人名。师春不知何年代人，但汲郡-魏墓很多人说是魏襄王（就是《孟子梁惠王上》的梁襄王）墓。墓中另一种书叫《竹书纪年》，纪载魏史只到今王二十年。今王就是魏襄王，当时还活着，在王位，所以称为“今王”。魏襄王在位二十三年死去，那么，师春的抄集《左传》卜筮事至迟在魏昭王元年以前，即公元前二九五年以前，《左传》在战国的流行更获得实物证明。虽然《师春》其书已不存在，而杜预、束皙二人是亲自看到那批竹简才记述下来的。

以上只是证明《左传》在战国时即已流行，还不能肯定《左传》成书于何年。自然，成书在流行以前。

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有《左氏不必尽信》条，说：

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左氏》但记其信而有征者尔，而亦不尽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至于孝公，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其后始皇遂并天下。季札闻《齐风》以为国未可量，乃不久而篡于陈氏；闻《郑风》以为其先亡乎，而郑至三家分晋之后始灭于韩。浑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灭于宋王偃，在诸姬为最后；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而卫至秦二世元年始废，历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记之言亦不尽信也。

后人因此，认为《左传》作者每每借他人之口作预言。预言被证实的，是作者所亲见的；预言不灵验的，是作者所未及闻见的。由此可以测定《左传》成书年代。预言不灵验的，主要有下列诸项。

一、文公六年《传》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史记秦本纪》说：“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这是秦孝公以前的情况，也是《左传》作者所见到的“不复东征”的情况。然而自秦孝公即位，“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二年，天子致胙。”这是《左传》作者所不及见的。这时已是公元前三六〇年。

二、庄公二十二年《传》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末又说：“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陈成子专姜齐之政，正是《左传》筮者之言“此其代陈有国乎”。当时晏婴也私自对晋国-叔向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昭公三年《传》）。然而不能肯定陈成子之曾孙太公-和竟托人向周王请求，立他为齐侯。所以卜辞只说“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不言十世之后，为侯代姜。昭公八年《传》史赵的话也仅说陈之“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就是当时人多看到陈氏有代齐的苗头，是否果真代齐为侯为王，谁都未敢作此预言。田和为齐侯在公元前三八四年，这是《左传》作者所未及知道的。

哀公十五年还有一段纪载：

秋，齐-陈瓘如楚，过卫。仲由见之，曰：“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斵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饗之，亦不可知也。”（下略）

子路对齐国前途的推测，还不及晏婴的肯定。他肯定姜齐的被陈氏斵丧，这时当时人所共见的，却是否终为陈氏所享有，或者另外钻出第三者（他人）攫取果实，都在“不可知”之列。由此表明，《左传》作者未及见到陈氏篡齐。

三、宣公三年《传》：“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这里有个问题：周的世数和年数，应从文王计算起，还是从武王灭纣后算起，还是根据这段文字从成王定鼎算起。我认为，“成王定鼎于郏鄏”，只是说明卜世卜年的时间和背景，而卜世卜年应该包括周王朝所传之世、所得之年，至迟应该从武王计算起。《晋书裴楷传》说：“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数多少。”也是从西晋初开国计算起，正和成王卜世相类。《汉书律历志》说：“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岁。”西周自武王至幽王共十二王，但年数多少则各说不同。《史记匈奴传》说自武王伐纣至犬戎杀幽王凡四百余年。这说得最长。《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通鉴外纪》三引《汲冢纪年》也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这说得最短。介于两者之间的，有《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说自伯禽至春秋凡三百八十六年。刘恕《通鉴外纪》载西周凡三百五十二年。郑玄《诗谱序》说，“夷、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则无怪乎前人对西周年数无定论。东周自平王至赧王，不计哀王和思王，共二十二王。西、东周总共三十四王。《律历志》说“三十六王”，可能是把哀王、思王计算在内。若说“卜世三十”，到安王便已三十王。平王元年为公元前七七〇年，安王末年（二十六年）为公元前三七六年，近四百年。加上西周约三百年，《左传》成书年代很难到周安王时代。

四、闵公元年《传》说：“赐毕万-魏。……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又说：“初，毕万筮仕于晋，……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复其始”就是恢复为公侯。这样，《左传》作者一定看到魏斯为侯。那时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年。但看不到魏文侯后代称王。昭公二十八年《传》说：“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晋国就是魏国，作者行文避免“魏”字重复出现，因改“魏国”为“晋国”。晋国本是魏国又一称号，犹如〈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即魏惠王）自称其国为晋国。他曾对孟轲说：“晋国，天下莫强焉。”由此足见《左传》作者只见到魏文侯为侯，见不到魏后称王，更看不到它的日益衰弱，“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七百里”。

综上所论，足以推测《左传》成书在公元前四〇三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三八九年）以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和崔述的论断相较，相距不远，只是具体得多。（桥注：“著于竹帛”的需求和条件同时具备。）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成书在后，古人早有明文。详玩《史记》及《汉书儒林传》自然知道。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说，《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说：“故曰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这是用《孟子离娄下》语，可见《谷梁传》作于《孟子》流行之后。陈澧还举出一些证据，认为《谷梁》出于《公羊传》之后。章炳麟《春秋左传读叙录后序》说，《公羊》宣十五年《传》“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災”，何休《解诂》曰：“上谓宣公。”六国时尚无直称人君为上者。以“上”之名斥人君，始于秦并天下以后，《公羊》遂用之称宣公。若依陈澧之《汉书艺文志》“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那么，除《左氏传》外，无论《公羊传》、《谷梁传》以及《邹氏传》、《夹氏传》，都只是口耳相传授，原本没有写本。《公羊传注疏》卷首有戴弘《序》，说〈公羊传〉到汉景帝时，公羊寿“乃共弟子胡母子都著于竹帛”，则《公羊传》的写定在西汉了。《谷梁传》更在其后。

• 《系年》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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