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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前言(二)《春秋》和孔丘

据《史记》、《汉书》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书,《春秋》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是三种讲解本。三种传授本,第一种是《左氏春秋》,它是用秦以前的文字写的,所以《汉书艺文志》(以后简称《汉志》)《春秋》类列它于第一,名之曰“《春秋古经》十二篇”,其他二种是《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据《汉志》说,这两种本子是口耳相传,到汉代才用当时文字写出来,《汉志》称之曰“《经》十一卷”,班固又自注说:“《公羊》、《谷梁》二家。”详细请况,可参看王先谦《汉书补注》和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本)。古代《经》自《经》,《传》自《传》,各自单行。《传》是对《经》加以讲解的,所以有三种传授本,也就有三种讲解本。《汉志》列有“《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一卷”。其余还有《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邹氏传》没有老师传授,《夹氏传》只见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的著录,班固不曾见到书。梁-阮孝绪《七录》说:“建武(后汉-光武帝年号,公元二五——五六)中邹、夹氏皆绝。”那么,更不必谈它了。

因为《公羊》和《谷梁》《经》、《传》是用汉代当时文字隶书写的,所以称为“今文”,并且“立于学官”,即在国立大学中有“博士”讲授。《左氏传》是用先秦文字写的,所以称为“古文”,却不得立于学官。《左氏传》当西汉时,虽然未能在国立大学开课传授,却从战国直到后代,相当盛行。即在西汉,传授注解的很多,如《汉书儒林传》说:“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皆修《春秋左氏传》。”

三种经文,大体相同。自然也有差异很大的。而最重要的差异,一是《公羊经》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写道: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谷梁经》也写道:

庚子,孔子生。

而《左氏经》却没有这一条。二是《公羊》和《谷梁》《经》、〈传〉写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经〉却继续写到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传》不但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出走至越国,而且还大略叙述了赵襄子和韩、魏二家共同灭亡智伯,这是春秋以后几年的事了。由于三种《春秋》传授本,二种纪载“孔子生”,一种纪载“孔丘卒”,《左传》还记载了鲁哀公吊唁孔丘之辞,又加上孔丘学生子贡的评论。就从这个现象看,不能说《春秋》和孔丘没有关系。

首先提出《春秋》是孔丘所修的,是《左传》作者。僖公二十八年说: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根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所引《竹书纪年》,《纪年》作“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没有以臣召君的文字,不知鲁史原先怎样叙述的。从《史记晋世家》“孔子读《史记》(当即鲁《春秋》或者晋〈乘〉)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那么,今本“天王狩于河阳”,司马迁便以为孔子所读原文如此。《纪年》记载和《春秋》不同,《纪年》是以晋和魏为主的史书,自然可能和鲁史不一样。但《左传》强调《春秋》为孔丘所修,不止一次。又如成公十四年《传》说:

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脩之?”

这君子之口的圣人,即是孔丘,犹如《公羊》的“君子”。《公羊》庄公七年《传》说:

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

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所发生的流星雨现象,并且是世界上最古的天琴流星雨纪事。那么“星霣(亦作“陨”)如雨”是纪实。流星雨也有不曾达到地面而消灭的现象,那是西汉成帝-永始二年,即公元前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天琴流星雨,即《公羊传》所谓不脩《春秋》“雨星不及地尺而复”,而不是公元前六八七年的流星雨。《公羊传》作者认为有所谓不脩《春秋》,大概就是鲁国史官所纪载的原本《春秋》。孔丘曾经脩改它,便是今日的《春秋》。《公羊》所谓“君子修之”,王充《论衡》《艺增篇》和《说日篇》都说:“君子者,孔子。”真是一语破的。《孟子滕文公下》更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左传》和《公羊传》只说孔丘“脩”《春秋》,孟子竟说孔丘“作”《春秋》,越说越远。孔丘自己说过“述而不作”( 《论语述而》),孟轲硬说他“作《春秋》”,岂不和孔圣人自己的话矛盾吗?

我认为《庄子齐物论》是庄周自己的笔墨。他也说: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庄周这里所谓“圣人”指的是孔丘。《天下篇》也是庄周自己写的,他又说:“《春秋》以道名分。”细玩庄周的文字,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识,即有孔丘的笔墨。不过只“议”而不“辩”,目的在“经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

那么,孔丘在什么时代脩或者作《春秋》呢?《史记孔子世家》列之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以后,而且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如果这话可信,孔丘作《春秋》,动机起于获麟。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以古代简策的繁重,笔写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过了七十岁的老翁,仅用两年的时间(据第一节所引《春秋说》,仅用半年的时间),未必能完成这艰巨任务罢。同样是司马迁作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却说: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这一段话又和《孔子世家》相矛盾。《世家》记孔丘到周王朝,在孔丘三十岁以前,其后未载再去周室。孔丘三十岁以前去周室,在鲁昭公之世,如何能作《春秋》至哀公之世?《论语》是专记孔丘和他门下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说孔丘修或作过《春秋》。《论语》中记载孔丘读过《易》,而且引用过《诗》和《书》,并且自己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那么,他确实整理过《诗经》的《雅》和《颂》的篇章。他若写了或者修了《春秋》,这比整理《雅》、《颂》篇章贡献还大,为什么他和他学生都一字不提呢?

《春秋》经文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在鲁国经历十二个君主,尤其是当时形势经过很大的变化。《春秋》为鲁国史书,又不晓得经过若干人的手笔。这些史官(当时叫太史)一方面不得不适应当时的形势,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观点和文风,这在《春秋》经文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下文将举例证明。如果孔丘果真修或作了《春秋》,为什么不把文风统一,尤其不把体例统一呢?

以形势论,春秋初期,黄河下流诸国比较富强,而郑国以为王卿士之故,称强称霸,甚至和周桓王相战而获胜。不久,齐桓称霸,楚也日见强盛,宋襄争霸未成。秦穆霸西戎而晋文、晋襄久霸中原。这是一变。晋国政出多门,吴国突起,越又灭吴。这是后期形势。因之,鲁史纪事便有不同体例,在《注》中都曾注出。现在我略举出几条:

一、隐、桓二公时,若不是鲁国之卿大夫,无论盟会、征伐都不写卿大夫之名。庄公二十二年《春秋》“及齐-高傒盟于防”,这是和外国卿结盟写出他姓名的开始。文公八年《春秋经》“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这是盟会鲁国和鲁以外之国卿都写上姓名的开始。

二、征伐,非鲁大夫书名(写出姓名),详隐公二九《注》。

三、诸侯书某人,详隐公一〇二《注》。

四、书“帅师”见文公三七《注》。

五、楚国君,《春秋》在文公九年以前都称“楚人”,文公九年一则书“楚人(实是楚穆王)伐郑”,一则书“楚子使椒来聘”,书“楚人”“楚子”同在一年。宣公五年以后就都书“楚子”。而且楚大夫书名,也从“使椒来聘”开始,椒是鬭椒,却不写他的姓氏。

孔颖达《疏》说:“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诸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亦足以明时史之异同,非仲尼所皆贬也。”(见隐四年《经》、庄十二年《经》、文九年《经》孔《疏》。文九年《疏》“亦”下衍“不”字,应依《校勘记》删正。)孔颖达说“时史有同异,非仲尼所皆贬”,这是确有心得的话。

不但孔颖达有这论点,其他人也有相类似或者更进一步的看法。前文曾征引赵汸的看法,“王”字并不是孔丘的特笔,陆粲也征引金文,认为:

今世所传古器物铭,往往有称“王月”者,如周仲称父鼎铭则“王五月”,父己鼎铭则“王九月”,敔 (簋)(敔敦)铭则 “王十月”,是周之时凡月皆称“王”,不独正月也。商钟铭曰“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夹钟春吉月”,是三代之时皆然,亦不独周矣。以为立法创制裁自圣(孔丘)心者,殆未考于此耶?

彝器铭文标年月时有“王”字,在现今传世古器物中可以得到证明。而且这“王”字有不同意义,如“ ”伯敦(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羌伯敦跋》读“ ”为羌)云“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公征眉敖”云云,录伯“ ”敦云“唯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曰:‘录伯“ ”!“ ”自厥祖考有劳于周邦’”云云,这种“王”字,是指周王,即周王所颁历法之年月。绝不是如《公羊传》所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叔夷钟(齐侯镈钟)铭云“唯王五月,辰在戊寅,师于淄涶”云云,齐子仲姜镈(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改称( 上陶下革bào)“ ”(左堇右命)镈)“唯王五月初吉丁亥”云云,也是表明齐用周历。至于楚王熊章钟铭之 “唯王五十有六祀”,此“王”乃楚惠王自称,器亦战国时器。楚王頵钟铭云“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頵自作铃钟”云云,楚王-頵即楚成王,文元年《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可证。则春秋时,楚所铸器物,铭文之“王”,是楚王自称,楚自用楚历,非周王之历,由此两器可以断言。我而且怀疑晋姜鼎铭之“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也不是周王。晋姜乃姜姓女嫁于晋国者。铭有“勿废文侯 (顯(显))命”,文侯就是晋文侯-仇,周平王东迁得到他的大力支援,现存《尚书文侯之命》足以为证。晋用夏正,不得称“王九月”,则“王九月”之“王”是指晋侯。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有《古诸侯称王说》,举“ ”伯敦、录伯“ ”( ?)敦盖等彝器为证,而不知楚之称王,明见《左传》,彝器中亦有之。晋器亦有称王的。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只是秦汉大一统后想象之辞而已(是骗人的鬼话)。

《公羊传》昭公十二年云:

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

何休《注》云:“子谓孔子。时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依孔子之意,“伯于阳”应作“公子阳生”。姑不论这点的是非。据何休《注》和徐彦《疏》,孔丘亲见其事,鲁史有误而不改。那么,明知史文有误而不订正,孔丘到底修了《春秋》没有?这不是不打自招,孔丘只是延旧史文么?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二《春秋不告不书义》曾经问:“策书参错,孔子何以不订正之?”

《谷梁传》于僖公十五年云:

梁亡,郑弃其师,我无加损焉,正名而已矣。

“我无加损焉”,这也是《谷梁传》作者伪托孔丘的话的自供状,说明孔丘对《鲁春秋》原文并没有增减。至于“正名而已矣”,不过为孔子修《春秋》作一调停之笔罢了。

孔丘作或修《春秋》之说,到西汉所谓经师之手,越说越神奇。举一个例子为证。僖公《经》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公羊》作“霣”,同)石于宋五。

《公羊传》说:

曷为先言“霣”而后言石?霣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

《谷梁传》也说:

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竟(境)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犹言听而知之)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说: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则后其五。……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本是孔丘对子路说的话,见《论语子路篇》。董仲舒就用来赞美《春秋》,以为《春秋》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一字的先后都有重大意义。殊不知《史通惑经篇》引《竹书纪年》也作“陨石于宋五”。《竹书纪年》难道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无怪乎刘知几于《惑经篇》对孔子作《春秋》,提出很多疑问。刘氏真有高见特识!

我还可以从《春秋》、《左传》本身提出《春秋》本是鲁史本文的证据,孔丘不曾修改。《左传》文十五年说:

宋-华耦来盟……公与之宴。辞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宋-华督杀宋殇公在鲁桓公二年,《春秋》说:

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华耦说“先臣督……名在诸侯之策”,可见各国史官都是这样写的。至于宣公二年《春秋》“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襄公二十五年《春秋》“齐-崔杼弑其君光”,都本于晋、齐两国太史的直笔,《左传》都有详细的纪述。孔丘何曾改动?另外再提几个证据。襄公二十年《传》说:

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

由这段文字看,孙林父、宁殖当初逐出卫献公,诸侯史书都书“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这是宁殖自己也知道的。他临死迫切希望他儿子替他洗刷、掩盖这一丑名,惟有把卫献公再送回国一法。他以“不来食”(不享受祭祀)要挟儿子这样做,宁喜(即悼子)果于鲁襄公二十六年杀掉卫殇公,复立卫献公。现在的《春秋》于襄公十四年《春秋经》把“孙林父、宁殖出其君”改为“卫侯出奔齐”,不罪宁殖,而罪卫献公,就是宁殖的“掩之”。这一定是宁喜把持卫国政权,改行通告诸侯,诸侯太史也依通告照改。孔子若真修或作《春秋》,为什么不保留“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的原文原事呢?足见孔子未曾修或作《春秋》。《礼记坊记》曾两次引《鲁春秋》,一次说:

故《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

这是《坊记》作者引两年之事并举,因而文有省略。《春秋》僖公九年说:

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

十年又说:

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坊记》作者所引为《鲁春秋》,即是鲁史记,而基本上和今日《春秋》相同。一称“杀其君之子奚齐”,一称“其君卓”,可见鲁史原文本来和今日《春秋》经文同。《坊记》还引《鲁春秋》“孟子卒”,更和今日哀公十二年《春秋》经文一样。由此,更可见孔丘未曾修或作《春秋》。《坊记》还曾引《论语》,足见其作者在《论语》书名已定之后,他引《春秋》而称《鲁春秋》,一种可能是当时他还能看鲁史记,更可能是他不认为孔丘曾修《春秋》,当时所传的《春秋》就是鲁史本文。

《竹书纪年》“楚-囊瓦奔郑”(《春秋集传纂例》一引刘贶《书》)和定公四年《经》“楚-囊瓦出奔郑”,只少一“出”字,可说基本相同。

由此看来,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后代学者也有不少人对孔丘曾修或作《春秋》表示怀疑,但他怕背负得罪圣人之名,不敢直说,只能婉曲说出。纵是说得婉转,他们的真意还是可以看出。今根据朱彝尊《经义考》引几条:

郑樵曰:“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

朱熹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刘克庄曰:“《春秋》,史克之旧文也。”

另外,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

《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

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

吾则曰,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总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那么《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孔丘曾经用《鲁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论语述而》曾经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这四者之中,文自包括鲁国历史文献,即当时的近代史和现代史。他必然看到《鲁春秋》有阙文,所以又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春秋》一定有阙文。僖公十四年《经》“冬,蔡侯-肸卒”,无月无日,便是阙文。顾栋高《大事表》列入《阙文篇》,便是一例。

总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关,仅仅因为孔丘用过《鲁春秋》教授过弟子。《仲尼弟子列传》所谓“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尤其是子夏,受授《春秋》,有几分可能。第一,子夏是孔门晚期弟子,少于孔丘四十四岁,晚年为魏文侯师,教授于西河。第二,《春秋》之传又多出于子夏。第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有明文:“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至于“孔丘生”“孔丘卒”,当为后人传《春秋》者所加,不是《鲁春秋》旧文。加者不过藉以表示《春秋》和孔丘的关系罢了。

假定有人说,孔子修《春秋》,或者孔子作《春秋》,自战国以来,便曾这么说,难道能轻易否定?那我们可以征引《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记晋文公伐原一事来论它。《春秋经》不载伐原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却有这事,《韩非子》却说“孔子闻而记之”,这样,《左传》也是孔子所记的,难道《左传》真是孔子所记的么?纵是战国人的说法,也是不可尽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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