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日关系，美国媒体，民意和暴力 -- 曲轴

正文之前先要选板凳坐。立场很重要，免得因为行文的不清楚造成误会，正反方都想打我。

首先要声明的是，我不是仇日派，也不是新思维派，既不民运，也不练功，所说的都是个人经验和看法，也介绍一些国外的观点，而且我会强调一些我们自己做得值得反思的地方，大家丢西红柿和鸡蛋可以，但是别丢砖头了。

中日关系--醉拳？

中国的对日态度并不是一致的，不管从政府的层面还是民众的层面。我从建交以后说起，49年之前同样非常复杂，大家想一下甲午战争若干年后的留学日本浪潮就知道了。49年到建交的关系从属于冷战时候的国际关系，没有太多可以说的，对于双方来说，都不是重点。

建交到70年代末，实际上从49年开始，中国在对日本的论述中，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的。具体表现在建交，赔款，对待俘虏问题以及领土问题的讨论中，中国虽然不舍弃历史问题，但是基本上，对中国在中日关系上的地位以及走向上是持积极的看法的。

这种情况延续到80年代，由于邓小平的和平和发展的基本战略，对日关系也基本上是积极阳光的。

90年代以降，调子变了。胜利者的论调显著减弱，我们更强调我们是“受害者”。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是什么让我们转换了国际关系论述中的定位？这个时候，我们矛头所向，日本并不是唯一的目标，美国也是。

基本上，国外学者的一个共识是当原有的意识形态失去统治的合法性的时候，民族主义得到这个位置。至于民族主义是自发或者被政府操纵的，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很多西方分析家认为是政府主导的，自然有其道理，但是是由于偏见或者对中国了解不够而导致他们忽略或者弱化民间自发的力量，我们不得而知。

民族主义的指向，是美国和日本。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施害者？这个原因很复杂，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因素比如历史问题，比如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比如现实的国际政治，来起作用的。

我们可以看到，客体还是一个客体，他们的作为有很多也保持了一贯性 （比方领土，教科书，参拜等问题的长期存在），但是我们的论述，心态，和伴随的国际关系却变化了。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什么？它带来的是什么后果？当然基本上，政府是基于国家利益来进行政策考虑的，但是这个并不能说明每一次政策都达到了预先的目标。

当我们参与一些事件的时候，不可避免得受到政府的影响，尤其是我们政府的手段还是极其厉害的。所以对一些事情作出反应和评判的时候，最好时刻提醒自己对极端行为和心态都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

美国媒体：

美国媒体一直以客观自居，表现的是自由派的观点。不过，最近些年以Fox为代表的媒体表现出明显的主观倾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客观当然是追求的目标，而不是现实，美国媒体上充满了主观臆断或者故意歪曲的对于国际问题的描述。自由派对于中国并不比保守派更加友好。

这次的反日运动，一个好处就是把中日之间的问题呈现出来，而不是在国际上保持沉默。但是，美国媒体的表现就有意思了。大概说来，他们都会说这次示威是1999年抗议轰炸大使馆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同时也说明中日之间的问题。不过，总是忘不了暗示一些不利于中国的东西。比如，CNN会说中国教科书存在的问题，中国政府对于游行的暧昧态度。华盛顿邮报的专栏就更露骨了，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去质疑我们游行行动的正当性。当然他们还没有胆大到直接说中国人怎么样，而是说政府怎么样。问题在于，读者和观众是不会费脑筋去区分政府和人民的。纽约时报基本还好一点儿。

抛开意识形态的因素，美国媒体对中国态度的负面转化始于80年代末。然后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对于美国霸权的威胁更加火上浇油，加剧了他们对于中国的担心。从他们的态度可以看出来，对于中国确实存在偏见。

另外个人感觉美国对于日本还是比较警惕的，但是恐怕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越来越把警惕的眼光放在我们这里。我并不是说，我们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张，或者冲突不可避免，这个需要双方不断地努力来消除对对方的恶意的戒心。

民意和暴力：

我支持游行，但是坚决反对暴力。我们可以象征性地表达愤怒，比如对于对方领导人的画像的侮辱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破坏日资商店或者砸车之类的就超出了游行的范畴。

萨大侠说得很对，游行的目的是示威。游行不是真正得威胁具体的财产或者人身。我上面讲了，西方的媒体对于我们并不是那么友好，他们关注的是暴力的一面，一方面出于本身的偏见，一方面出于新闻的需要。当我们的暴力形象被呈现在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的观众面前时，想一想你看到印尼暴行或者一个不太了解的国家由于什么事情发生暴力游行的画面时，你是什么感觉就大概知道西方的观众的感觉了？不要说我们正当，而他们不正当，对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观众，事件本身不是重要的，他们只是选择性的记忆那些印象深刻的画面。

我的意思不是我们要迎合别人的口味来决定自己的行动，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对方知道我们的想法和力量，让旁观者知道我们的正当性。

我们经常认为，任何行动的合法性来源于民意。民意的潜在危险性在于，它是一个互相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产生叠加效用。好像若干年前，一种气功告诉大家要一起练，人越多越有效一样。我既反对新思维派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但是也反对用民意的名义来逃避对自己行动该负的责任。

走向：

像很多人的判断一样，我也认为双方政府都正在控制负面的因素，争取把关系往好的方向拉一拉。不管我们心里怎么想的，总不能在互相的敌视和仇恨中健康的发展。敌视刺激的是敌视，仇恨带来的是仇恨。不管我们对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和他们的现实政治作什么样的判断和警惕，在做正当的博弈的同时，我觉得值得记住的是：一，警惕狭隘民族主义者的蛊惑宣传（这句话是王小波一篇杂文的题目）；二，最好的道路是“内圣而外王” （内圣包括物质实力和文明力量；外王不是狭义的权力斗争，而是国际架构中的相互关系）。甘阳先生曾经在《读书》上发问，什么时候我们民族才能成为政治成熟的民族，目标指向的，就是我们民族在发展中时不时面临的无法逃避的问题。

曲轴

04/22/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