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真实的谎言与真诚的谎言，影片《光棍儿》及其他。 -- caoban

我已经触及了为什么影片虚假的问题：没有足够的故事，却想拼出足够的故事；没有贯穿的故事主线，却想编出贯穿的故事主线；故事来自不同人物，但影片中人物却不能太多；等等。编导就不得不对众多真人真事加以剪裁、合并甚至拼凑。抽象地，我完全认可这些，还会引鲁迅为编导辩解。 但得有个限度：无论何种处理，哪怕是明显虚构，都可以，但人物身份和相互关系，事物的逻辑一定不能错。《让子弹飞》 中，任凭张麻子激情洋溢气吞山河的宣传鼓动，尾随他攻打黄四郎的就一群鹅。这当然虚假，但就其表现或指涉的人物关系而言，可谓入木三分。而一旦砍下了假黄四郎的头，留下弹孔无数却岿然屹立的庄园铁门立刻成了纸糊的，任由人们轻松穿越。这当然荒唐，但就其反映的社会生活逻辑来看，严丝合缝。我不要求影片严格对应生活的真实。

但追求真实的编导，在他不断呈现的真实中，为何留下了如此的虚假呢？是剪裁、合并甚至拼凑的技巧不高，手法不熟练？如果不是，或不只是这些技术性问题，那又是或还有什么问题？我将在下面三节中试图论证，导致真实的谎言，根子不在技术层面，而在于社会经验和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

好像应当首先说说才华。我没说是因为没法说。一般意义上的才华，谁多少都可以说有点；但这也就是个安慰奖。真能管点作用的必须到“天份”的程度。这在任何地方都极少；其实这个词的字面已经说的再清楚明白不过了。因此，我才只追究社会经验和相关知识。

我觉得本片编导基本就是个文艺青年，但不是网络上与普通青年、二逼青年并列的那种。我对文青的界定可能有点私人化，其特点不在于他们爱好文艺，其特点在于只爱文艺；对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以及相关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不只是缺乏了解，最重要是根本不愿了解。我不必然认为这就是问题，有人天分很高，能从很少甚至极少的生活经验中迅速直觉把握艺术的分寸。但文青的“只爱”意味着他们仅生活在文艺中，缺乏足够数量的和足够真实的社会生活经验和其他相关的知识。他也强调、相信和愿意跟着艺术直觉走，但问题是艺术直觉不可能因某人自认为文青了就跟着某人来了，还有除了根据后果（成功或失败）谁都很难预先准确区分直觉和感觉（被人们记住的直觉都是成功的，没人记录的那些都是导致失败的），因此事实上文青热烈响应的都是苏芮——“跟着感觉走”。

也想着把自己了解和看到的事，就此片而言，即村里这些与男人裤裆有关的事，通过电影真实表现出来。但他不太清楚，事情似乎是一件件单独地看到和听到的，但生活却从来是作为整体呈现的，理解也从来必须是整体的。能否将看到听到的事“真实”再现于银幕，不在于你能否将之搬上银幕，而在于选择将什么搬上银幕，以及将什么不搬上银幕。这个选择其实还不仅仅是从看到和听到的人和事中选择，所谓看到听到的本身就是以往的一个选择，因此不仅仅是在以往的选择中再选择，而首先要恢复（retrieve）那些当年看过但当时没看到和听过但当时没听到的人和事。必须知道的不是已经知道的，而是那些还不知道的、隐含在看到或知道的人和事之间一直制约这些事件发生或不发生或如此发生的所有主要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

重要的也不在于谁来表演，甚至真实不仅仅取决于表演，首先取决于你能否有分寸地把握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把与特定条件、特定地位、特定人物性格相联系的故事同影片主要人物联系起来；这之后，才需要关注表演。有些事谁都可以做，但有些事则只能是某人做；有些事只能昨天做，有些则必须今天做。不要以为老乡不换服装，就在自己村里穿行，像平日那么说话办事，就可以让不合逻辑的变得符合逻辑，或让编导的故事成为他们的生活。也别说他们是原生态演员，在这部影片中，他们更像是演员，而不在原生态；甚至是为创造原生态的道具，而不是演员。

知道编导很想讲农村的性故事；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也缺乏本来可以用来弥补社会经验的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因此即便在个人生活甚至技巧层面他也许非常了解性，但在社会层面和社会生物学层面，我在前面的分析表明，他实在是太不理解性和性的复杂性，不懂这种复杂性在农村社会条件下的具体呈现。因此他才会乱点鸳鸯谱，把必须外嫁的二丫头留在本村，让不可能愿意娶二丫头的村长娶了她；把即使生性端庄也必须策略性风流的行为硬是栽给了即使本性风流也必须策略性端庄的村长媳妇。你看到了农村背景，也看到了参与演出的农民，但故事就是不符合农村生活的逻辑。

比方说，俏三对老杨买来的四川女人一见钟情，以及此后的发展，那根本只可能发生在城里，在20出头、多愁善感的文青身上。我不是说作为一个男人，俏三不可能对四川女人一见钟情，不会有强烈的性欲望。会有，这是生物性反应。但婚姻是社会制度，建立在生物性基础上，却还是社会制度。因此不意味，有了生物基础，随之而来就是婚姻。我不否认世界上有一见钟情终成伴侣；但更值得思考的其实是，为什么会有“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样的祝愿呢？

可以想象某文艺青年或大学生（李甲）在城里遇到了一位外观非常艳丽或清纯内心也颇为善良的“小姐”（杜十娘），有强烈性冲动，一段时间内天天去找她，直至允诺“非她不娶”。这完全可能。但如果真能付诸实践，那杜十娘就不会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经典形象之一了。 在这类问题上，一般来说，女性对自己渴望的男性还可能坚信“浪子回头金不换”；但男性哪怕是对自己最渴望的女性也未必能做到。世界各地的经验都表明，生物学也能论证和解释，男性的生殖特点导致男子的性占有欲强于结婚欲。注意，中外到处流传的始乱终弃故事，负心人都是男子，绝非偶然。

尤其在农村，还同村，像老杨和俏三这种情况，社会舆论压力会更明显，更强大（不就是因为带杜十娘回家，李甲才发觉问题严重，压力巨大，最终变心了？）。如今在城里，就算你娶了小姐，换个城市，特大城市甚至只要换个城区换个行当，就没人知道多少底细了；除非特别惹眼，或是自己不安生，不大会有人没事找事去查人家老底。但在农村，昨天四川女人还和隔壁老杨躺在一条炕上；今天你就娶回来了，成了你老婆，你不在意隔壁邻居怎么看你说你，但你得想想你的父母，以及之后的孩子，在这个村里怎么待下去？在农村，风言风语并非仅仅风言风语，它们是真实的社会压力和社会约束，影响个体的行为，更影响个体与他人的行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说得容易，其实是一个无法与城市生活切割的（非政治化的）资产阶级伦理。

这就是为什么“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 即便全部源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无济于事，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又不愿认真了解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一个文青就很容易以为，村里的人和事都仅仅是偶然的；在裤裆问题上，只有年龄和性别（老，光棍）才影响甚或决定人们的行为，而人的身份、关系和背景以及本文讨论严重不够的经济发展等变量则可有可无；然后，就一定会出现这种看似纯技术性的不当剪裁、集中和拼凑。由于缺乏严密的理论逻辑，也缺乏生活经验的矫正，不合情理自相矛盾也无从察知，甚至会不由地感叹自己如此杰出的创造力、想象力和综合力，也就更渴望社会和业界认可。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今中国一些也算有些才华的文青还常常刻意拒绝相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和理论指导。许多文艺人士曾正确认定，我前面也强调，在创作中，（天才的）艺术直觉常常比理论指导和分析更重要。这是经验概括，本不应，在逻辑上也不可能，导致鄙视其他知识和理论。但如今不少文青却把自己绕进去了，对其他社会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和理论，甚至有心理障碍。他们的逻辑大致是，1. 既然自己如此爱好文艺，自己大概有文艺天才，因此可以不管理论；2. 即便不知道自己是否天才，最好也先假定自己是天才，而注重理论指导等于从一开始就承认自己不是天才，这让人自尊心受不了的；3. 既然艺术直觉比理论分析更重要，因此就要特别注意防止理论损害艺术直觉，最安全的策略就是尽一切可能避免接触理论。这都属于“民科”逻辑。这些逻辑看起来都完全是为了艺术，透出来的其实是他们看似最不屑的短视的功利主义，甚至赌博，情愿以自觉的无知和惨败的未来来换取当下的虚荣心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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