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 坚决拥护党中央搞共富试点，坚决反对少数人搞私有化 -- hwd99

一、薄熙来与文革复辟

薄熙来的问题起初被看成是走文革回头路的路线问题，现在却变成了与刑事犯罪有关的纪律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文革？中国的文革，即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间中共中央最高权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指导下，利用其引导下的、特殊的、直接民主形式的群众运动打倒中央内部不同路线和其代表人的一场政治斗争。这里有一个指导思想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理论。还有一个是斗争方式的问题，就是与当前许多法治国家不同的群众运动的直接民主方式。

那么薄熙来在重庆执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和政策了没有？没有。他在重庆为发展生产和民生所做得一切正是文革所极力反对的。他的所作所为比被文革打倒的刘邓和刘邓路线更“反动”十倍。那么薄熙来在重庆发动群众运动打倒政敌了没有？也没有。把薄熙来同文革连在一起的看来主要是他在重庆的“唱红打黑”，曾得到不少中央领导人肯定运动。

唱红的确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看成是群众运动，但不是所有群众运动都是文革。例如中国目前号召学雷锋的群众运动就没有被说成是文革或文革遗风。大家知道西方国家的教堂里每周都要“唱红歌”，台上台下有乐队伴奏或钢琴伴奏。有的还有服装统一的童子军唱诗班。正是这些的红歌把多数国民团结在一起。人家并没有耽心什么文化大革命或回到政教合一的年代。一个没有理想和信仰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中国今天的领导人中，也许只有薄熙来明白这个道理。他企图与西方接轨，却被说成文革打入地狱。

而重庆的打黑主要是针对少数有腐败嫌疑的人，而不是为了打倒政敌。这一区别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甚至包括中央在打击贪官和腐败时，都没有遵循严格的司法程序。单独地责备重庆有失公允。即便重庆的打黑或黑打比较严重，这只是一个量的区别，而不是质的区别，更与文革风马牛不相及。而且要纠正打黑中的违法现象，应该通过法律本身来解决，而不是再搞一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政治运动。

于是有人只好把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说成是一种文革遗风。任何文革时代的表现形式不能孤立地代表文革本身，包括所谓的文革遗风或文革余毒。将文革遗风等同于文革本身恰恰是无限上纲的文革遗风之一。何况所谓的文革遗风很多不是文革独有的。所以孤立地谈论文革遗风没有太太的意义。将一些文革遗风拼凑在一起也不同于文革，正如捡一堆树叶堆在一根木棍上不能说是一棵真正的树一样。

有人说人治是文革的一个普遍特征，所以搞人治就是搞文革。事实上即便是今天，人治弊病在全国各省都存在，而不只存在于重庆。广东是中国近年来群体事件最多的地区之一。之所以最多，正是与人治有关。广东的人治不同于重庆的地方在于：重庆的人治大量针对少数贪官，而广东产生明显副作用的人治针对的是多数普通人民。这一人治对象的不同也带来不同的结果。人治还应包括私有企业的管理。因此西方国家是90%的人治。美国的占领运动就是对1%有钱人人治的一种反抗。这也是私有化后的中国群体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

仅从文革的方式来看，眼前运动型的倒薄运动更像是在搞二次文革。互联网上有意无意透露出来的各种妖魔化政敌的谣言正是一种被引导的、有特点政治目的的直接民主形式。其中的许多“谣言”最终成为政治敌人薄熙来钦定的罪状。更别说什么表衷心、封杀媒体和舆论一律了。

二、两种市场经济的斗争

由此可见，用复辟文革治罪薄熙来只会遭到反唇相稽。无奈之下只好改成刑事嫌疑。与此同时却全面改变薄熙来治理重庆时的政治路线和方式。这说明薄的问题仍然是一个被刑事问题掩盖的路线问题。用政治运动而不是司法程序来倒薄正是路线斗争的常用方式。那么，究竟是什么路线问题使中央不能直言？我们先来看薄熙来在重庆执行了哪些与众不同的却使某些人说不出口的“错误路线 ”。

除了前面说的“唱红打黑”这个说得出口却不得不被放弃的“错误路线”外，有一个被各种传闻有意回避的，与薄的重庆有重要利益冲突的事实，即重庆是打击外国企业违法行为最积极和处罚最勇敢的地区。据报导，沃尔玛自2006年入渝以来，因销售过期食品、不合格食品、虚假宣传等行为，被工商部门处罚了21次。去年九月，重庆对沃尔玛开出最大罚单269万元。重庆因此受到美国华尔街的点名批评。而王、薄事件发生在这之后不久。中国的政法委之前也曾积极支持处罚外企在中国的违法行为，故也成了这次海外媒体集中火力攻击的对象。包括华尔街在内的攻击重点是所谓的“黑打”，实际上是指黑打外国企业，只是不敢明说，只能用文革诛之。

相比之下，广东的外企是中国最多的，而且有不少有关外资“血汗工厂”的传闻发生在广东等沿海地区。然而却很少看到广东处罚外企的报导。相反，有不少广东等地用国家警察极力压制外企工人群体反抗的事件。广东的领导人不但没有遭到政治压力，而且还有可能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十八大政治局的九人常务委员会。这些事实说明渝粤两地在企业管理，尤其是外资企业的管理方面显然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这种分歧甚至在去年引发了影响深远的“分蛋糕”和“做蛋糕”孰优孰劣的争论。

蛋糕之争实际上是两种市场经济之争。市场经济是一个十分宽广的概念。它包括市场经济的特殊形式—现代殖民经济。现代殖民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强国利用特权以不平等或反人道的方式从弱国谋取市场暴利一种奴役性市场经济。薄熙来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能够分辨市场经济和殖民经济的区别，并勇于站出来反对殖民经济的国家领导人。他在积极发展市场经济，开拓世界市场的同时，敢于反抗外国资本过度剥削和违法牟利的殖民经济。因此是捍卫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后的武士”。

2004年，中国在美国的压力下第一次调任薄熙来。那次基本上是平级调动，没有太多可责之处。今次薄熙来再次因处罚洋企触犯天条。正如第一次动薄一样，无论中国如何隐瞒，真相迟早会大白天下。无论有怎样的攻守同盟，西方国家都会有意无意地透露事情的真相。这不只是为了出卖，而是为了搞乱中共和中国的终极目的。到那时，人们终将知道薄是因打洋假而遭难，并可能把他当成一名民族英雄，当代林则徐。以下是从互联网上摘下的林则徐的一段经历：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光绪帝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他忍辱负重，踏上戌途。在赴戌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

其中的诗句十分耳熟，因不久前被温总所吟。林则徐知有今天，定在九泉之下感叹不已。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有限程度的外资企业在中国违法乱纪不法牟利或过度奴役的现象是难免的。类似现象还可能在本国的私有企业和国营企业中存在。甚至还有政府机构中与之相连的各种腐败现象。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的主要任务就是尽量防止这类现象的发生和扩大，利用法律武器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打击各种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维护社会公正和市场平等。

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国家不可以在特殊情况下，为了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和需要灵活地与外国资本打交道，甚至向外国资本作出局部的和暂时的妥协和让步。但是这种妥协和让步不能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基本利益和长期利益。如果薄熙来夸大了外资企业和中资企业违法乱纪造成的危害，不能灵活地处理这些问题，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甚至造成一些冤假错案，中央应该及时严肃认真地对其进行内部的或公开的批评指导，并允许他本人答辩释疑。 如果在外国资本的压力下以其它借口对其处罚则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以致背叛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情况不仅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不容，甚至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被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所不容。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薄的倒台将成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走向失败的里程碑，并可能还是中国走向分裂的开始。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因为是共产党中国正在沦为经济殖民地的象征。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殖民地化不是不可逆的。但要放弃机会主义的路线将付出巨大的代价。主要是中国主流思想界多年来害怕得罪西方国家和避免激起国内左右各派人民的反感，有意无意地美化西方的社会现状，甚至是唯心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思想，如脱离经济基础的所谓人权和民主和背离劳动价值的唯心主义经济学，造成年青一代思想的混乱和国家意志的分裂。同时由于迷信西方国家的所谓信用，使中国的经济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并置中国的国库于外国势力的威胁之下，根本经不起西方国家的再次封锁。从此，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往前走或往后退，都充满失败的危险。一个幅原辽阔历史复杂的多民族大国在经济衰退时，哪怕是暂时的，都会面临一个小国所不能比拟的风险。前苏联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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