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公私”概念出发理解中国和西方 -- 慧诚

6，中国的政治文明从习惯和传统上提出了很高的伦理要求，“天下”的大一统模式和“天下为公”政治理念从根本上确定了中国政治伦理的核心基础。但是这一理念也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虚伪”。无论是“家天下”与“天下”之间的矛盾，还是官僚的以公肥私，都会挂羊头卖狗肉，在人心之私没有克服的情况下，以“公”的理念治国必然会造成伪君子。中国古代的皇帝这个位置是这个系统最大的软肋，一方面皇帝作为这个系统的最高处，本来承担的是至大至公的伦理要求，但是其家天下的私人特征，使这个本来应当“为公”的位置私人化了。这也是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的道统与皇权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朱元璋删改《孟子》，把“民贵君轻”的字句删去，并不能真正解决皇权与道统之间的冲突。无论宋明，儒家知识分子的道统对皇权都是一个很严重很严肃的制约。虽说儒家知识分子必须为皇帝所用才能建功立业，取得功名，但是从另一方面说，皇帝也必须尊重道统，才能获得伦理和法理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皇帝家天下的弱点是皇帝的个人素质难以得到保证，其他地方我已经说过这个问题，此处不赘述。

　　而罗马式的殖民掠夺，拳头大小论输赢，丛林法则，无论霍布斯还是马基雅维里，都是真小人。对于社会来说，伪君子和真小人，我们取哪一边？

　　当然，理论上的推论和思辨必然走向极端，完全的君子和小人都是理论上极端状态。事实上，中国也会认可私人的权利，而西方也强调公共的利益。如果有“度”和“相对”的概念，上面所述应该来说离历史脉络并不太远。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实际上就是更大的容忍了“私”的方面，但是在国家机器方面，通过任期制和集体领导制，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公权本身的私人化问题，现在还想当然的说中国是独裁，完全是读不懂中国而已。西方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在国家暴力机器上面，用多党代议制的方式克服了“一部分对另一部分人固化的掠夺和剥削”，话语之中更君子化，开始学会谈论人权的问题了。但是在国际关系上，还是坚持传统的殖民模式，西方的政治家还没有“天下”的观念和胸怀。

　　7，无论如何，当我们理解帝国的时候，不要轻易用中国人对于国家的观念来理解西方的帝国传统；而西方看中国的时候，也不应当用帝国的模式来理解中国的“天下”。当欧洲人放弃罗马的理想，一心一意搞“民族国家”的时候，并不是他们不喜欢大一统，而是没有能力建立和维持大一统。因为罗马式的帝国是无法真正维系一个稳定的大一统政治的，只有“天下”这种包容性很强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才能建构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八十年代，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心专研中国为什么“超稳定”的时候，他们搞乱了价值体系：稳定是成熟的标志，中华文明的稳定是一项功勋，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包袱。如果中国人不能扛起现代以来落后所造成的屈辱感，因此而抛弃我们的祖先，我们实在是没有脸面做中国人。

　　8，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天下式文明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形态之下时，建设军事防御设施－－－城池时，是把百姓安危考虑在内的，所以中国自古是连百姓一起保护的城池－－－大而方；而西方文明在帝国形态时，在建筑任何军事防御设施时，从来没有考虑过百姓的安危，只考虑城主自己，所以欧洲自古是只保护城主的城堡－－－小而圆。不要小看城池和城堡的形态差别，它们反映出来的，就是东西方文明 思维方式上最根本的差别，也是东西方文明未来走向的区别所在。看看诸子百家的学说我们再想想：“百姓”在东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中差别在什么地方，这种差别导致的政府体制和国家体制区别在哪里？这种差别导致的人文思想区别在哪里？这种差别导致的意识形态区别在哪里？这种差别导致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区别在哪里？这种差别导致的“大 方”和“圆 滑”区别在哪里？这种差别导致的“百姓”与“政府”的关系区别在哪里？这种差别导致的中华文明历尽劫难却不断的出现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的人物对中华文明续存至今和西方文明的区别在哪里？……. 整个文明体系你就想明白了。

　　9，其实这就是西方封建贵族社会与古代中华天下大一统社会的区别。在贵族眼里，因为贵族的高贵血统，他们才有真正的价值，所以要用城堡保护起来。没有价值的农奴，当然也就不必保护。在中华传统文化里面，“人命关天”，所以用城池把所有人保护起来。刘皇叔逃难带着老百姓，很多人笑话他迂腐，其实这才是刘皇叔能够从一个逃难的小军阀混到三国鼎立的原因。在中世纪，一个贵族会带着农奴逃难？这是不可想象的。那些农奴连“初夜权”都是贵族的。这样的历史在西方持续上千年。我们每个人都受到过去生活经历的影响，一个文明一定会受到历史的影响。道理都是相通的。不知人，则不知史；不知史，则不知人。

　　10， 无论是拿破仑和元首心目中的帝国，都是罗马式的。而中国（尤其是汉人政权）从未设想过罗马式的殖民体系。今天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然是罗马式的，欧美国家的高福利橄榄形社会实际上就是以世界性的金字塔为基础的，就像当年享受福利的罗马公民，这些福利的基础是殖民收益。一旦失去这些殖民收益，高福利就不可维持。今天的欧债危机，美债危机，表面上看是一个国家内部治理上的问题，实际上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受到挑战之后的结果。南方国家的崛起，将对传统秩序构成严重的挑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界的秩序不会一成不变。未来的十年对于世界和中国的走向极为关键。

　　对于中国来说，大一统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否则就立刻会走向分裂和混战。一个超越于地方利益之上的中央公权是“天下”的根本保证，没有这个强有力的公权，中国则无法协调各个地区和民族极为不同的利益要求。中国政府可以在20年前集中力量先发展东南沿海，今天又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把东南的税收用于西部大开发，甚至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可以命令每个省承包重建一个乡镇的任务，在短短两年多时间新建多个城市（按照西方标准，汶川不是重建一个城，而是多个城市）。这都是西方国家无法完成的协调工作，因为西方政治从本质上是利益交易性质的juste，而不是中国的政治式的“公义”。

　　国家本来就是集体，因此集体主义所有现代国家所必须的精神基石。欧洲国家用“民族”来建构集体共同体的观念和伦理，一方面确实促进了现代国家的建立，但是另一方面，民族本身也是一种分裂的力量，因为除了安道尔和卢森堡这样的小国，任何稍微大一点的国家都不会是纯粹的单一民族、单一宗教和文化，在“民族主义”作为国家基础的体系中，分裂就成为永恒的主题。比利时已经不算大了，但是一些弗拉芒人还是希望分得更小些；大不列颠其实很小，一些苏格兰还想继承“勇敢的心”，彻底变成小不列颠。这是因为民族虽然有集体主义的因素，但是相比封建贵族的血统家族制度和文化，也只是进化到“小集体”的程度，无法彻底摆脱“民族血统、宗教血统“等制约。

　　只有以“公“为核心价值才能维系大一统文明，也才能超越”私“集团——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阶级利益“。党派政治就是以集团性的”私利协商“为特征的政治模式，真正有资格参与交易的并不是握有选票的老百姓，而是可以控制选票的政党和支持政党的资本家。如果中国搞多党制，那么也将变成以集团利益协商为特征的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加上民族主义，肯定会出现以民族为集体单位的政党，最终必然导致中国的分裂和内乱，不可避免。